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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刚刚开始，计划经济的色彩尚未褪去，家电是市面上的紧俏货，老百姓往往为之倾囊而出。虽然如此，大家仍然感到很值得，因为家电代表了他们所期望的生活标准。 七八个月工资买台9寸黑白电视机 1975年的时候，郑自华是27岁。当时，他居住的街道里有一台12寸黑白电视，放在弄堂开阔的地方，属于为这一片居民提供娱乐生活的公用设备。每到播放电视节目的时候，里里外外挤满了人，“不要讲屏幕上人头看不出，连声音也听不清爽”。想来想去，郑自华决定自己买一台回来“改善生活”。 当时的年轻人带着积蓄和配给券到上海第一百货商店的电视机部门买电视
飞跃牌9寸黑白电视机
加块放大器，9寸电视变12寸 那时报纸上发表过一组四格漫画，用家喻户晓的电影片名来戏谑电视信号如何不稳定。有一幅屏幕上一爿漆黑，叫作“冲破黎明前的黑暗”；有一幅屏幕上满是波纹，叫作“多瑙河之波”；还有一幅满屏飘舞雪花，被称为“林海雪原”；另有一幅屏幕上除了一条直线什么外也没有，叫做“看不见的战线”。 上世纪80年代的上海，一到晚上只要电视剧播出，常常是万人空巷
看1频道天线要向左一点，2频道要向右一点，3频道天线要拉长一点……再不行，手要一直捏牢。始终在调，不停问看的人：清爽了伐？清爽了伐？  尽管画质不佳，看电视依旧是那个年代人们趋之若鹜的事情。“每到晚上要看电视，好了，闹猛了。楼上楼下，隔壁邻居，同学朋友都要找借口来了。放《大西洋底来的人》，哦呦，屋里厢轧十几个人不稀奇。”郑自华还记得，1978年电视里重播徐玉兰、王文娟1962年主演的越剧电影《红楼梦》，他的两个阿姨特意从虹口区提篮桥，赶到他位于杨浦区渭南路的家里观看。
类似这样的一个物件，支架在上方，固定在电视机顶部
“妈妈回来电视机一摸，就晓得我偷偷看过了” 上世纪80年代初，蔡静还是一名中学生，就读于上海育才中学。她家当时有一台12寸的三洋牌黑白电视机，是她爸爸用“贴花储蓄”存到的钱买的。
“存了好多年，加起来大约有500块的辰光，阿拉爸爸讲：‘钞票太多了，老吓人的’。”于是，全家决定把这笔巨款花掉，目标锁定在买电视上。当时弄堂里有家人家有一台苏州产的电视机，如果自家有了，就不用跑到人家屋里去看了！ 那个年代的人们兴冲冲往家搬电视机
在这台电视机上，蔡静看了美国科幻剧《大西洋底来的人》，日本连续剧《姿三四郎》、《排球女将》。“放《排球女将》的辰光，正好阿拉中国女排老风光的，连续拿冠军。所以阿拉女同学对这个电视剧欢喜得不得了，还会梳里厢的'小鹿纯子头'。” 父母平时对她看电视并没有太多限制，只有到放假的时候会关照她不要看太多。有次她趁父母不在偷偷看，结果被发现了。“阿拉妈妈老聪明的，一摸电视机发烫的，晓得肯定是看过了。” 把上海流行的四喇叭带到贵州 上世纪80年代初，郑娅奋的父亲被派到深圳工作，带回来一台当时特别紧俏的索尼四喇叭双卡收录机。 郑娅奋和丈夫李致用高兴极了。李致用戴着大耳机，以及因《大西洋底来的人》而流行起来的蛤蟆镜，在房间一角特意和四喇叭双卡收录机一起拍了照片留念，手上拿的是机器的英文说明书。 比较特殊的是，这对追求时尚的上海青年当时并不在上海生活，而是远在贵州遵义航天061基地支援大三线建设。那次是因为女儿出生才回来休假。
除了娱乐之外，这台收录机还是维系家庭亲情的纽带。“阿拉女儿是在上海长大的。小孩不会写信，大人就把她讲的话录下来，托人带到贵州给阿拉听。阿拉再把自己讲的话录好，托人带回上海给小孩。这是阿拉老重要的一个通信工具。”郑娅奋说。 173立升的冰箱买回家成为“明星” 几乎同一时期，冰箱开始走进上海人家，当时比较流行的是双鹿牌100立升单门冰箱。易东保和郭杰峰夫妇也在考虑买一台。
1987年正从万宝冰箱厂的生产线上生产出来的万宝冰箱
夫妇俩还记得，这台冰箱的价格是812元，比市面上普通的单门冰箱差不多要贵一倍，相当于花掉了一年的工资收入。“不过蛮值得的。”郭杰峰说，“侬想啊，阿拉到现在讲起来还觉得老有劲的。” （来源：东方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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