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瓜是世界重要的蔬菜作物，我国是南瓜的生产和消费大国，但迄今关于我国南瓜起源的时间和情景仍十分模糊。目前通行的认识是，南瓜原产于美洲大陆，历史十分悠久，品种也极为丰富复杂。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南瓜与玉米、番薯、番茄一样始为西方所知，引入欧亚大陆。我国南瓜又称番瓜，就应是这一波新大陆作物世界传播的结果。也就是说，我国南瓜是外来作物，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引入的。从全球新大陆作物传播的历史逻辑看，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我国是东亚大陆国家，地大物博，历史悠久，人口众多，农耕文明极为发达，农作物和相关植物学的文献资料十分丰富，人们不仅在新大陆发现之前的我国文献中发现一些疑似南瓜的生物信息，甚至还有明确的南瓜食用知识。因此，我国南瓜有可能超越新大陆作物传播的历史过程，有着独立或更早的源头。这对我国乃至全球南瓜种植史来说，是一个极其严肃的问题，有必要认真对待。 我国已有的讨论大致分为两派：一是以胡道静、赵传集、李璠、叶静渊等先生为代表，根据我国明中叶以前已有南瓜的记载或疑似信息，认为我国南瓜种植应发生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南瓜的起源应是多头的，我国有可能是南瓜的原产地之一。二是以张箭、彭世奖等学者为代表，认为我国明中叶以前的记载并不可靠或另有所指，我国南瓜必是新大陆发现之后辗转传入。近年，南京农业大学农业文明研究院王思明先生及其团队致力于农作物的传播与发展研究，卓有成就，尤其是门下李昕升先生对我国明中叶以来南瓜种植传播与发展历史进行系统研究，发表了不少论著。在我国南瓜的起源问题上，李氏也着力颇多，提出了一些有益的思考，但遗憾的是重在平衡诸说，犹疑徬徨其间，并未得出明确的结论。笔者紧接他们的工作，重新搜集、解读我国相关古籍资料，就南瓜传入我国早期即在我国明朝传播、分布情况深入思考和讨论，力求有所推进，提出一些更为合理的论证和判断，以期切近历史的真实面貌。 一、我国明中叶以前的南瓜记载均不可信 上述两种观点分歧的焦点是对明中叶李时珍《本草纲目》之前有关南瓜记载的看法。论者所说新大陆发现前我国已有南瓜，主要依据两种文献：一、元人贾铭《饮食须知》；二、明人兰茂《滇南本草》。元人贾铭《饮食须知》更为重要些，构成了我国本土原产南瓜说的主要依据，同时也成了对立论者无法逾越而难以自信的一大障碍，双方长期纠结，是非难分。然据笔者考查，两书有关南瓜的内容都应出于李时珍《本草纲目》之后。 （一）《饮食须知》主要抄录《本草纲目》而成 元人贾铭《饮食须知》，今有清乾隆《四库全书》本和道光《学海类编》本。《四库全书》所收为安徽歙县程晋芳家藏本，《学海类编》本来源不明。两种版本卷首均有自序，自署“华山老人”，当是自号或时人敬称。全书八卷，分水火、谷物、蔬果、鱼肉诸类叙述饮食宜忌，尤着意相反相忌处。贾铭，生平不详，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乾隆与民国《海宁州志》、清人陆以湉《冷庐杂识》有简单介绍。《四库》提要称其浙江海宁人，“元时尝官万户，入明已百岁。太祖召见，问其平日颐养之法，对云要在慎饮食”，于是进献《饮食须知》，太祖赐宴。 查该书，《四库全书》之前未见有人称引，明朝及清中期以前各类本草、生活类书，尤其是李时珍《本草纲目》搜罗颇广、引用繁富，都未见提及，并作者贾铭也未见有人提到。既为元人，此书又曾献于新朝，或为《永乐大典》引用，检今人栾贵明《永乐大典索引》，也未见有辑引贾铭和《饮食须知》的蛛丝马迹。清以前至少明中叶以前该书是否存在，值得怀疑。 不仅有文献上的疑问，笔者就其内容一一检核，发现该书有抄录李时珍《本草纲目》的迹象，诸食物条内容多取材《本草纲目》药物“气味”“主治”“发明”等项目中的宜忌之言。我们举几例： 1、粳米 贾铭《饮食须知》卷二： 粳米味甘。北粳凉，南粳温。赤粳热，白粳凉，晚白粳寒。新粳热，陈粳凉。生性寒，熟性热。新米乍食动风气，陈米下气易消，病人尤宜。同马肉食发痼疾，同苍耳食卒心痛，急烧仓米灰和蜜浆调服，不尔即死。大人、小儿嗜生米者成米瘕。饭落水缸内，久则腐，腐则发泡浮水面，误食发恶疮。 李时珍《本草纲目》卷二二： 粳米气味甘、苦，平，无毒。[思邈曰]生者寒，燔者热。[时珍曰]北粳凉，南粳温。赤粳热，白粳凉，晚白粳寒。新粳热，陈粳凉。凡人嗜生米久，成米瘕，治之以鸡屎白。[颖曰]新米乍食动风气，陈者下气，病人尤宜。[诜曰]常食干粳饭，令人热中，唇口干。不可同马肉食，发痼疾。不可和苍耳食，令人卒心痛，急烧仓米灰和蜜浆服之，不尔即死。 两段中的字下划线部分除次序或文字表达略有变化外，内容基本一致。而李时珍按其著述体例一一标明辑录唐孙思邈、孟诜、明人汪颖以及本人所说——这是《本草纲目》的可贵之处，凡辑引他人著述，若竹头木屑，也一一注明。《饮食须知》没有这些出处信息，显然是抄缀李时珍的叙述，略加调整而成。唯最后一句“饭落水缸”云云为《纲目》所无，也未见诸家本草有言，但细味此句内容，实际了无意义。饭落缸内，久则必腐，腐久必浮泡水面，食用自然不洁，难免生病，显然有随意编凑、掩饰抄袭之嫌。 2、烧酒 贾铭《饮食须知》卷五： 烧酒，味甘辛，性大热，有毒。多饮败胃、伤胆、溃髓、弱筋、伤神、损寿。有火证者忌之，同姜蒜、犬肉食，令人生痔，发痼疾。妊妇饮之，令子惊痫。过饮发烧者以新汲冷水浸之，或浸发即醒。中其毒者，服盐冷水、绿豆粉可少解。或用大黑豆一升，煮汁一二升，多饮服之，取吐便解。 李时珍《本草纲目》卷二五： [气味]辛甘，大热，有大毒。[时珍曰]过饮败胃、伤胆、丧心、损寿，甚则黑肠、腐胃而死。与姜、蒜同食，令人生痔。盐冷水、绿豆粉解其毒。 [发明]时珍曰：烧酒纯阳，毒物也……与姜蒜同饮，即生痔也。 烧酒也称火酒，今俗称白酒，属蒸馏酒，酒精浓度较高。元忽思慧《饮膳正要》著录为“阿剌吉酒”，当是外来语或蒙古语。李时珍“集解”称“烧酒非古法，自元时始创”。“烧酒”一名即元人也罕见提及。明弘治间，浙江东阳人卢和《食物本草》“酒”条已谈及此名，也许稍后汪颖重编该书时并未保留此条，李时珍未见引用。李时珍此条除引用《饮膳正要》“阿剌吉”一名外全然自撰。《饮食须知》似乎抄录不多，但以冷水、绿豆解酒之说仍是抄掇《本草纲目》卷四“（解诸毒）烧酒毒：冷水、绿豆粉、蚕豆苗”条和卷二十四“绿豆粉”条解烧酒毒的内容。其他如妇人饮酒惊胎，见于明王肯堂《证治准绳》、薛铠《保婴撮要》；以大黑豆煮汁解酒之法见于明嘉靖《便民图纂》、汪汝懋《山居四要》、唐顺之《武编》、茅元仪《武备志》、何汝宾《兵录》等。这些在明以前本草、饮食书籍均未明确言及，都应出于明嘉靖以后，《饮食须知》编者自然不难获知。至于说醉者以冷水浸头之类，也是烧酒流行后不难获得的生活常识，与前条“饭落水缸”一样，言之无谓。 3、瓜类 《饮食须知》诸食物条不仅内容多取材《本草纲目》，而且先后顺序也多与《纲目》的排列相合。《饮食须知》的瓜类分别见于卷三菜类、卷四果类。见于卷三的壶瓠、壶卢、冬瓜、南瓜、菜瓜、黄瓜、丝瓜，见于卷四的甜瓜、西瓜，出现的先后顺序都与《本草纲目》排列全然一致。再看诸瓜内容，也基本由《本草纲目》相应条目摘抄而来。在菜类瓜中只是南瓜、黄瓜、丝瓜三条各有最后一句未见《纲目》或其他本草有言，应是编者新添。我们重点看看“南瓜”条。 《饮食须知》卷二： “南瓜，味甘性温，多食发脚气、黄疸，同羊肉食，令人气壅，忌与猪肝、赤豆、荞麦面同食。” 《本草纲目》卷二八： [气味]甘温，无毒。[时珍曰]多食发脚气、黄疸，不可同羊肉食，令人气壅。[主治]补中益气（时珍）。 两相比较，唯最后一句为《纲目》所无，但也由上文所说性味所忌及《饮食须知》他处所说猪肝、赤豆、荞麦三物宜忌引申发挥，并非关键。 综合这些条目的情况可见，所谓贾铭《饮食须知》多有摘抄《本草纲目》的迹象，超出部分即便不属废话也非十分紧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无出于本草之外者，不足取也”，可谓切中要害。其成书时间至少应在李时珍《本草纲目》之后，当为晚明或清初坊间杂抄《本草纲目》等书并掺合一些编者自己的生活经验拼凑而成，托名元人贾铭以为营销。其关于南瓜的内容主要脱胎于《本草纲目》，不足以作为元代已有南瓜的证据。 （二）《滇南本草》“南瓜”内容也应出于《本草纲目》之后 《滇南本草》是我国现存地方性本草中较为完整的著作，记载了许多云南地方独有的药物品种，传为云南嵩明人兰茂所著。兰茂（1397-1476），明成化至弘治间人，时代早于李时珍(1518-1593)120年。书中有南瓜的专门条目，李昕升认为可以“作为中国在16世纪前就开始栽培南瓜的佐证”。但此书的作者、成书时代均疑问重重，明人未见提及此书，清乾隆以来始受关注。今传各类抄本和印本共十多种，清吴其濬称所见“书非一种，刻抄互异，有一本题正统元年识”，又传有清初刻本，或最初出于明人。但今存诸本所载药物数量悬殊，书中所载烟草、玉米等作物出于明中叶后，又提到清初吴三桂妾陈圆圆事，因而内容是否尽出明人颇堪怀疑。 今存最重要的版本是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朱景阳抄本《滇南本草图说》，有中医古籍出版社影印本。该本多处散见一些附录文字，似是不同时期抄录增补者的自记或序跋，其中有一处提到所收药物“计一百有零”，而晚清、民国间通行刊本收药即达458种，显然以后世陆续增补居多。书中信息显示最早的抄录者是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范洪，其次是康熙三十六年（1697）高宏业，都是云南人，同时有信息表明他们也都参与了内容的增补。据此，研究者得出结论：“《滇南本草图说》是在一种只有百余种药的本草书基础上，再经明、清传抄者增补而成的云南地方本草书”。 该书卷八著录南瓜：“南瓜（味甘性温），主治补中气而宽利，多食发脚疾及瘟病，同羊肉食之令人气滞。”如果仅就书中有嘉靖三十五年（1556）序题，便认为这一内容必出于该年之前，这就忽视了上述成书过程的复杂性，不免过于简单化。笔者认为，《滇南本草》的“南瓜”内容不可能早于《本草纲目》，有这样几点考虑： 1、明中叶之前，更确切地说万历之前，除该书外未见云南当地与内陆出入云南的文人有南瓜的报道。这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川人杨慎(1488-1559)，正德六年(1511年)状元及第，官翰林院修撰。嘉靖三年(1524)因“大礼议”受廷杖，谪戍云南永昌卫（治所在今云南保山），在滇南前后三十年，嘉靖三十八年卒于戍所。杨慎博览群书，记诵之博、著述之富推为明人第一，后人辑为《升庵集》。其著述中有关于西瓜的辨说，却未见任何南瓜的记载。检杨慎并世文人作品，也未见有南瓜的任何信息。而这正是李时珍著录南瓜的时代，李时珍所说也未提及云南，100多年前的明初人兰茂是否有清晰的南瓜药用知识，值得怀疑。 2、“南瓜”之名如始出云南人所说，颇不自然。李时珍等人称南瓜出于“南番”或“南中”，前者合南海诸番国而言，后者相当于今人所说中南地区，指我国大陆的中南地区，都是中土人的传统方位概念。而云南远在西南边陲，与西域不同，此外即明确是外番别国，若南瓜由滇边入国，滇人首见，以模糊的“南瓜”称之，就不合人们的心理和语言习惯。笔者所见明代两种记载南瓜的云南方志——万历初年《（隆庆）云南通志》（卷三）、天启五年《滇志》（卷五）记载澄江府（治所驻今澄江县）有“番瓜”，指称南瓜，颇为合理。后世个别方志也有“缅瓜”之名，或为从缅甸引入，清以来云南多称南瓜为“麦瓜”，或即“缅瓜”音转。而明中叶之前，《滇南本草》就直称“南瓜”，与当地方志落落不合，令人怀疑。 3、《滇南本草》的“南瓜”内容也有摘录《本草纲目》的色彩。笔者就《滇南本草》瓜类药物与《本草纲目》相关内容进行比较，发现也有一些明显摘录《本草纲目》的痕迹。比如“苦瓜”条 ：“苦瓜，性寒味苦，除邪热解乏，清心明目。”《本草纲目》“苦瓜”条作：“[气味]苦，寒，无毒。[主治]除邪热，解劳乏，清心明目。（时珍、《生生编》）。”除个别字眼外，基本是照抄无误。“西瓜”条亦然，“瓜瓤”部分简要檃括《纲目》的气味、主治内容，而“仁：润肠、清肺、补中”是说西瓜籽的“主治”。反观《纲目》这部分作“[主治]与甜瓜仁同（时珍）”，而《纲目》“甜瓜”条下“瓜子仁”目中恰有“清肺润肠，和中止渴（时珍）”云云，显然《滇南本草》是按示由此补录过来。回头再看《滇南本草》“南瓜”条 ，内容很眼熟，与《纲目》中的药用部分同样基本一致，略作减省而已。 如果细加排比，应有更多发现。笔者认为，《滇南本草图说》中有关南瓜的内容应与《饮食须知》一样，有掇录《本草纲目》相关内容的痕迹，其写作时间当在《纲目》后，甚至入清以后。至于《滇南本草》另一版本系统中关于“南瓜一名麦瓜”云云更为详细的内容，时代就应更在其后了。 附带一说的是，李昕升文中还提到，清乾隆间张宗法《三农纪》，称“南瓜，《图经》云蔓生，茎粗空，叶大如通草叶，而涩绿有毛。开黄花作筒，可采食。结实横圆而竖扁”，所谓“图经”通指宋人苏颂《本草图经》，也或被视为明前南瓜之一证。对此李氏特予否定，笔者深表赞同。此段文字实掇录明王象晋《群芳谱》所说（见下文所引），张宗法著述不审，随兴而言，不足计较，更不必受其干扰和误导。 总之，所谓明中叶之前古籍中的“南瓜”内容，真实性都有问题，有抄述李时珍所言的迹象，应出于《本草纲目》之后，不能用作美洲新大陆发现前我国已有南瓜的证据。 二、明中叶以前阴瓜、金瓜等疑似南瓜均不宜视作南瓜 上述是古籍中明确的“南瓜”记载，而同时也有未蒙南瓜之名而被疑为南瓜的信息，有些被今人视作我国南瓜起源的证据，值得进一步商榷。 （一）阴瓜 此说源于元王祯《农书》卷二九：“又尝见浙间一种谓之阴瓜，宜于阴地种之，秋熟色黄如金，肤皮稍厚，藏之可历冬春，食之如新。”李时珍“南瓜”集解引述后称“疑此即南瓜也”。王祯所述阴瓜确实与南瓜相似，后世各类著录，有些称南瓜别名阴瓜，都应本诸李时珍所疑，只是直接误挂到王祯名下，导致时代错乱，李昕升文中已特别指明。 对于阴瓜是否南瓜，张箭提出两个疑点：一是此条紧接在关于甘肃一线甜瓜的叙述后，所指应是甜瓜之类。二是宜于阴地种之，与南瓜生长习性不合，应非南瓜。言之有理，笔者完全赞同。王祯称见于浙江，而阴瓜之名在浙江各类方志中言之极罕，笔者所见唯清康熙《义乌县志》称“南瓜，来自南番，一曰阴瓜”，其他言之又多称王祯《农书》云云，时间都在明以后，显然都是受李时珍影响，并非另有所指。也就是说，浙江方志未见有任何后续对应的记载，王祯所说或为误记，性状也似硬皮甜瓜，其与南瓜的联系全本李时珍之疑，不足为据。 （二）金瓜 金瓜作为瓜名，我国宋以来古籍陆续记载，至少有四种含义。一、甜瓜之一种。南宋《（嘉定）赤城志》 ：“果之属：瓜有金瓜、银瓜等种。”此是甜瓜品种，皮黄称金瓜，皮白称银瓜，后世金瓜、银瓜并举都属此类。广东方志所记五六月成熟，或为当地特有，也属此类。二、黄瓜的一种，或黄瓜的别称，金者即黄也。如《（正德）琼台志》：“黄瓜，即《本草》胡瓜……小者呼金瓜。”所记为今海南海口一带的情况，是说黄瓜中小者名金瓜。三、南瓜的别名，如康熙广东《阳春县志》所说“南瓜一名金瓜，三月生至九月” 即是。更早的福建《（崇祯）寿宁待志》称该县“南瓜最多，一名金瓜”，此志不审，所说不可据，后文予以辨析。四、金瓜本身，南瓜属的小型品种，主要用于观赏，闽、粤一带较为常见，颜色黄、赤。 与我们这里所说相关的是后两义即南瓜与金瓜，关键还在金瓜专名所指。《（万历）雷州府志》记载瓜品较详，西、黄、甜、南、冬、丝、苦、金诸色并有，且略有比较。记载黄瓜是“黄瓜一名金瓜”，记载南瓜是“类金瓜而大”，记载金瓜是“金瓜形圆而短，熟时黄如金”。显然，南瓜与金瓜形状相同，应同为南瓜属，差别主要在果型大小上。《（乾隆）辰州府志》所叙更为详明：“南瓜，种出南番，俗呼饭瓜，一名伏瓜。一蔓四五丈，叶如蜀葵，大如荷。结实形横圆而坚，色黄，有白痕。霜后收藏至春，味如新。其形长者俗呼牛腿瓜。”“金瓜，又名西番柿，形如南瓜，大不过四五寸，色赤黄，光亮如金，故名。以盆盛置几案间，足供久玩，味苦酸不可食。”前者显然是大南瓜，即我们今天说的中国南瓜。称金瓜为西番柿，显然所说也为外来品种。就我国各地方志的记载，这种与南瓜相类小果型金瓜的出现是明万历后期以来的事,最早福建漳州见载。《（崇祯）海澄县志》：“金瓜，圆而有瓣，漳人取以供佛，不登食品。”有可能经台湾传来，也有可能是外来商船传入，稍后也有称番瓜的。与南瓜同属外来物种，两者性状相同，只是大小悬殊。金瓜颜色黄、赤，食用欠佳，主要用作观赏，下文我们称作小南瓜，依科学分类是南瓜属的特殊品种。 李昕升南瓜传入考一文排比我国地方志的南瓜信息，将嘉靖十七年《福宁州志》、嘉靖二十四年《新宁县志》物产志所载金瓜作为我国方志有关南瓜的最早记载，显然没有充分考虑金瓜作为其他瓜类别名的历史，也未能看到明末观赏品种小南瓜出现的事实。事关我国南瓜起源的时间，有必要特别谨慎。 先看嘉靖二十四年（1545）广东《新宁县志》的情况。该志记载瓜品不只列名，还有具体的季节说明：“瓠、葫芦（俱三四月盛）；金瓜、香瓜（俱五六月盛）；丝瓜（六七月盛）；冬瓜（秋冬间有，摘之可留半年）。”这里所说盛，当是果实的旺熟期，金瓜与香瓜五六月成熟，所说应属甜瓜品种，而南瓜的成熟期要相对晚一些，在自然状态下生长，至少不会早于丝瓜。清初屈大均《广东新语》记广东“瓜瓠”，载明南瓜一名番瓜，同时记载“有金瓜，小者如橘，大者如逻柚，色赭黄而香，亦曰香瓜，五六月熟，与荔枝争其芬馥”（卷二七）。名称及成熟时间都与《（嘉靖）新宁县志》所说金瓜完全吻合，后者所说应即此种，与香瓜同类而混名，与闽、台地区常指之主要用于观赏的小南瓜不同，应属地方甜瓜品种。至康熙二十五年《新宁县志》（张殿珠纂修本）则保留香瓜，删去金瓜，《（乾隆）新宁县志》又恢复金瓜，另增加番瓜，这才是我们说的南瓜。从这一系列变化可见，《（嘉靖）新宁县志》所说金瓜不是我们这里说的南瓜或番瓜，新宁县的南瓜出现较晚。 再看嘉靖十七年（1538）福建《福宁州志》的情况，相对复杂一些。该志称“瓜：其种有冬瓜、黄瓜、西瓜、甜瓜、金瓜、丝瓜。”仅是简单列名，并无任何说明，所谓金瓜完全可以视为甜瓜之一种。时福宁州下属唯宁德、福安两县，与《福宁州志》同时修成的《宁德县志》、万历二十五年修成的《福安县志》均未出金瓜。万历二十一年（1593）、万历四十四年（1616）修成的两种《福宁州志》均作：“蔬类：……冬瓜（一名白瓜，老则皮白如粉）、青瓜、黄瓜（引者按：四十四年志黄作王）、丝瓜（一名天萝）、甜瓜、苦瓜、瓠、葫芦。”与嘉靖志相比，变化主要是增加了青瓜，删去金瓜，两瓜应属甜瓜的不同品种，显然是不同编者对甜瓜不同品种或名称的选择。而此间正是南瓜在我国各地早期传播阶段，试想如果“金瓜”是今日人们理解的可以煮食当饭的南瓜之类，既然嘉靖十七年州志已有记载在先，就不会轻易剔除或省略。而事实是福宁州所属两级方志再次出现金瓜要到清中叶乾隆二十七年的《福宁府志》“金瓜（味甘，老则色红，形种不一）”，所指也非尽为我们说的大南瓜。 关于福建地区金瓜指南瓜的证据以冯梦龙的《（崇祯）寿宁待志》最早。该志称：“惟南瓜最多，一名金瓜，亦名胡瓜，有赤、黄二色。”寿宁县是明景泰间新建，部分由福安县析出，与福安县关系最密。也许这正是学者据以认为是金瓜为南瓜的力证。但南瓜可以称金瓜、番瓜，惟不可称胡瓜。胡是北方少数民族的古老称呼，来自北国、西域的物种可称胡，而来自南方则称蛮或洋。冯梦龙是江苏苏州人，对南瓜有所了解，但修志未完，而称“待志”，是仓促成稿有待修订的意思，并非全属自谦。这里显然有描述混乱之处，应是掺杂了黄瓜的信息，甚至也应混杂了南瓜和观赏小南瓜的信息。清康熙以来，台、闽两地有以金瓜统称南瓜、小金瓜的倾向。台本属闽，两地关系密切，相互影响而形成一致的方言俗语，这种现象或从明天启、崇祯间小南瓜出现之初就已开始。尽管如此，直至乾隆以来仍有不少方志记载金瓜仅指小南瓜，如《（乾隆）泉州府志》《（乾隆）晋江县志》《（光绪）续修浦城县志》即是。就明清方志看，福建的南瓜分布并不称盛，而小南瓜则较为普遍，冯梦龙所说金瓜，更有可能主要说的是当时新出现的小南瓜。《（康熙）寿宁县志》也只载金瓜而不提南瓜，今人黄立云注释康熙《寿宁县志》，设“史料辑要”一栏，广泛收辑该县古今各类物产资料，除崇祯《待志》外竟无一丝南瓜信息。可见冯梦龙所说寿宁盛产南瓜并无多少后续佐证，如非随意之言，实际所说南瓜也应主要指观赏型小南瓜。当然也不排除包含大南瓜，即便主要是指大南瓜，所说也已是明末的情况。 方志所载瓜名同名异实、同实异名的现象比较普遍。就金瓜一名来说，明末无疑是一个转折。万历以前方志中出现的金瓜多是甜瓜、黄瓜的俗称，或是甜瓜、黄瓜某些品种的专名，万历以后所说金瓜不仅上述现象仍零星存在，又加进了传入不久、主供观赏的小南瓜和一些新见载的地方甜瓜品种，都以黄、赤二色为主。入清后，又确实有一些地方将金瓜作为大南瓜的别称。闽台地区又多作大、小两种南瓜的统称，进一步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在没有其他证据支撑、可以完全确认的情况下，我们不能简单将后世金瓜与南瓜互为别名的说法用诸万历以前，将“南瓜”名称出现之前或出现之初的金瓜直接视作南瓜，这至少是不够严谨的。 三、明代本草、农书等文献中的南瓜资料 综上可见，我国南瓜信息只能求诸明中叶“南瓜”名称正式出现以后，南瓜应非我国本土原有，而是新大陆发现之后从域外传入。但区区瓜类，民生末节，引种之初多是涓涓细流，极难引人注意，直接记载十分匮乏，情况不免混沌蒙昧。只有全面、充分掌握各类文献信息，进行耐心的梳理辨证，才可望获得切实、准确的认识。 明朝文献的南瓜信息大致分为三类：一是本草、农书等科技类著述；二是文史著作的零星言谈；三是方志物产志的记载。前两类数量较少，人们了解较多，我们合并考察。主要有这样七例： （一）田艺蘅《留青日札》卷三十三“瓜宜七夕”：“今有五色红瓜，尚名曰番瓜，但可烹食，非西瓜种也。”此是漫谈七夕荐瓜风俗而溯及诸瓜来历，最后提到当时新出现的南瓜。《留青日札》完成于隆庆六年（1572），作者田艺蘅是杭州人，一生放浪江湖，优游山林，见多识广，曾短暂在安徽做官。显然对南瓜获知不久，了解不多。 （二）李时珍《本草纲目》：“[集解]时珍曰：南瓜种出南番，转入闽浙，今燕京诸处亦有之矣。二月下种，宜沙沃地。四月生苖，引蔓甚繁，一蔓可延十余丈。节节有根，近地即着。其茎中空，其叶状如蜀葵，大如荷叶。八九月开黄花，如西瓜花。结瓜正圆，大如西瓜，皮上有棱如甜瓜。一本可结数十颗，其色或绿或黄或红，经霜收置暖处，可留至春。其子如冬瓜子。其肉厚，色黄，不可生食，惟去皮穰㵸食，味如山药。同猪肉煮食更良，亦可蜜煎。按王祯《农书》云，浙中一种阴瓜，宜阴地种之。秋熟黄色如金，皮肤稍厚，可藏至春，食之如新。疑此即南瓜也。[气味]甘温，无毒（时珍曰：多食发脚气、黄疸，不可同羊肉食，令人气壅）。[主治]补中益气（时珍）。”作者自称《本草纲目》编撰始于嘉靖三十一年（1552），完成于万历六年（1578），历时27年。李时珍前无依傍，首次详细记载了南瓜种植、生长的情况，果实的性状、收藏情况及食用药用价值与方法，内容全面而具体，是整个明代乃至整个古代对于南瓜最为全面的著录，放在当时世界范围内也可谓首屈一指。因其出现在我国南瓜传来之初，备受人们重视，成了我国南瓜早期信息最经典的记载，常为人们称引。 （三）王世懋《学圃杂疏》：“南瓜虽有奇状殊色，仅堪煮食，酷无意味，而更与羊食忌，是可废。”作者为苏州太仓人，写成于万历十五年（1587）。南瓜不宜生食，王世懋因讲甜瓜而附谈及此，并未独立一节，可见了解有限，且视为瓜中劣类。 （四）江瓘（1523－1562）《名医类案》卷十二“食忌”：“南瓜不可与羊肉同食，犯之立死。”作者为安徽歙县人，自序署嘉靖三十一年（1552）。但实际并未完稿，由其子江应宿历时19年补订完成，增补较多。这一句即置于“食忌”条末尾，最有可能是江应宿所增，江应宿跋文作于万历十九年（1591）。稍早的万历十年，与歙县相邻之《绩溪县志》也有相同的说法（卷三），引文见后，我们将这一说法系于这一时期。 （五）周文华《汝南圃史》卷一首先记载了南瓜收种时间，三月下种，九月收获。这一种植生长时间较李时珍所说迟且短，应更切实，为后世相关著述广泛引用。卷十二并记南瓜、北瓜：“南瓜红皮如丹枫色，北瓜青皮如碧苔色。形皆圆稍扁，有棱，如甜瓜状。种法与冬瓜同时，其藤喜缘屋上。或一科而生百枚，则其家主大祸，故人种之者少。味亦庸劣，多食发暗疾，《食物本草》亦不载。”作者为苏州人，有万历四十八年（1620）自序。所说附于冬瓜条下，对种植生长情况了解加深，但对食用价值仍不看好。记九月中收获南瓜，非与石榴、银杏、菱一起，而是置于决明子、薏珠子等药物间，论果实又专记丰产致祸之事，鄙薄之意更过于王世懋。 （六）王象晋《群芳谱》亨部蔬谱卷二：“南瓜附地蔓生，茎粗而空，有毛，叶大而绿，亦有毛。开黄花，结实形横圆而竖扁，色黄，有白纹界之，微凹。煮熟食，味面而腻，亦可和肉作羹。又有番南瓜，实之纹如南瓜，而色黑绿，蒂颇尖，形似葫芦。二瓜皆不可生食。”作者为山东新城（今桓台县）人，成书于天启元年（1621）。记茎叶、果实性状及食用价值较为具体，所说茎叶有毛、瓜面白纹、口感面腻等都非《纲目》所有，应有不少自己的观察。且与王世懋、周文华不同，态度比较客观，未提任何食用禁忌之事。 （七）王芷《稼圃辑》：“蔬品：茄子、冬瓜……夏秋王瓜、山药、丝瓜、蔓菁、南瓜、北瓜、黄独……。”“南瓜红皮，北瓜青皮，结实多，其家必有祸，与羊肉性相反。”该书为上海图书馆藏抄本，应出明人纂辑，由书中再三出现南、北两京且对举不避可证。内容以辑抄他人著述为主，少数地方附以自己的议论。辑者生平无考，所辑内容多涉苏州、松江、湖州之事，抄本题下署“荻水蒿庵王芷”，荻水指吴江南境之荻塘河，辑者王芷为苏州吴江人。其写作时间，胡道静先生认为书中言备荒只说芋而不及甘薯，应出嘉靖、万历间，不会晚于甘薯引入我国的万历二十年。笔者认为，该书实际是个未完稿，苏、松是典型水乡，地势卑湿，水灾频发，甘薯宜于高沙之地，在这一带种植发展并无优势，而我国传统的芋十分耐涝，这一带种植极盛，明代苏南一带方志就多详载芋而罕及甘薯。周文华也是苏州人士，其《汝南圃史》也多言芋，称“荒年可以度饥”，而未及甘薯。就《稼圃辑》这段南、北瓜的内容而言，有明显节录《汝南圃史》的迹象，当成于其后，应出天启、崇祯间。 上述七种，可以说是明朝方志之外最主要的记载，多是有一定本草、农圃专业兴趣的文人所言。时间都在隆庆（1567-1572）以来，按时间先后排列，大致前四种为一个阶段，代表了南瓜传来之初人们的了解，而后三者属于晚明，认识较前略有变化和进步。不仅认识上前后不同，更重要的是食用态度也有明显差异，情境耐人寻味，下文我们会同方志中的情况一并讨论。 四、明代地方志的有关记载 明代尤其是明中叶以来，我国地方志急剧发展，北京天文台编《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著录明代方志935种。这些方志中大多有物产、土产之类专志，其中是否记载南瓜又如何记载，包含了同时南瓜分布和应用最直接而全面的信息，值得我们认真搜集梳理。这项工作已有学者着力进行过，也取得了不少具体的认识。但由于使用的南瓜概念不够严格，资料收集不够充分，相关判断也就难免有些偏颇。为此我们确定新的标准重新操作，得出的数据和结论也就大不一样。 笔者所见主要包括《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中国书店）、《中国方志丛书》（台湾成文出版社）、爱如生电子数据《中国方志库》初集与二集、《明代孤本方志选》（国家图书馆地方志和家谱文献中心）、《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书目文献出版社）、《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续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南京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中国科学院文献中心藏稀见方志丛刊》《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等大型影印丛刊和电子数据库所收明代方志，并少量零散明代方志。虽然所得未足935之数，但也已近九成。 为了保证所采资料信息满足科学性的要求，我们特别设定以下标准： （一）所得南瓜信息严格限定在南瓜、番瓜、饭瓜、北瓜等完全可以确认的南瓜名称上，所有信息严格限定在方志“物产”“土产”类的专门条目，其他文字或有“南瓜”及其别名相关的措辞概不考虑。 （二）所有方志均全本过手（纸质书）或经眼（电子版），是所谓眼见为实。二手资料难免差池，如李昕升据南京农业大学所藏抄辑件《方志物产》，称嘉靖四十四年（1565）江西《靖安县志》物产志中有“倭瓜”，笔者所见《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影印并国家图书馆藏该志刻本（胶卷）卷一物产志，瓜类依次有西瓜、黄瓜、冬瓜三种，无倭瓜。就笔者所见，整个明朝方志未见有以倭瓜作南瓜别名的现象。 （三）所有版本年代尽可能一一核准。不少方志通称的纂修年代实际是有疑问的，尤其是不少后世递修、增补本并未跟进标明实际刊刻时间。我们的处理方式是，逐一复核其版本时间，凡递修、增刻发生在明朝，又无相应序跋时间可依的，按全书实际纪事䇄年的次年为其出版时间。凡属入清后递修或补刻的，能确认物产内容属于明板原封不动的则予采录，依原刻时间系年，否则一概排除。 （四）按独立志书为单位，所有见载南瓜的明朝方志均在统计之列。同一地方多种志书前后重复记载、州县两级同时或交叉记载的一概同等对待，不作任何合并或减省，以保证方志记载情况的客观和全面。 依据上述操作标准，共得包含南瓜记载的明代方志118种。我们以简略的方式，按时间先后列出次序、方志所属省份简称（其中京、津归入冀，沪归入苏）、编纂出版的公元年份、方志书名与卷次、所记南瓜的名称（只出南瓜一种者从省），以便学界同道检索验证： 嘉靖1、冀1561《宣府镇志》卷一四：南瓜、北瓜；2、皖1564《（嘉靖）亳州志》卷一；3、豫1564《邓州志》卷一○；4、冀1565《（嘉靖）固安县志》卷三；5、浙1565《（嘉靖）临山卫志》卷四：南瓜、北瓜；6、鲁1565《青州府志》卷七；隆庆7、晋1568《（隆庆）襄陵县志》卷七；8、苏1569《（隆庆）丹阳县志》卷二；9、苏1572《（隆庆）高邮州志》卷三；10、赣1572《（隆庆）临江府志》卷六；万历11、苏1574《（万历）无锡志》卷八；12、皖1574《（万历）太和县志》卷二；13、云1575《（隆庆）云南通志》卷三：（澄江府）番瓜；14、川1576《（万历）重修营山县志》卷三；15、苏1577《（万历）通州志》卷四；16、苏1577《（万历）宿迁县志》卷四；17、浙1579《（万历）黄岩县志》卷三；18、皖1580《（万历）舒城县志》卷三；19、鲁1580《（万历）即墨志》卷二；20、皖1582《（万历）绩溪县志》卷三；21、鲁1583《（万历）滨州志》卷二：南瓜、北瓜；22、浙1587《（万历）绍兴府志》卷一一；23、冀1588《（万历）交河县志》卷一；24、赣1588《（万历）新修南昌府志》卷三；25、鲁1588《（万历）宁津县志》卷一：南瓜、北瓜；26、鲁1590《（万历）平原县志》卷上；27、晋1591《（万历）临汾县志》卷四；28、鲁1591《（万历）蒲台志》卷三；29、陕1591《（万历）重修岐山县志》卷一。 万历十九年《本草纲目》出版后30、赣1592《（万历）宁都县志》卷三；31、冀1593《（万历）顺天府志》卷三：南、北；32、苏1594《（万历）宝应县志》卷一；33、皖1594《（万历）望江县志》卷四；34、皖1596《（万历）霍丘县志》第四册；35、皖1596《（万历）宿州志》卷四；36、苏1597《（万历）重修镇江府志》卷三○：南瓜、北瓜；37、湘1597《（万历）辰州府志》卷三；38、鲁1598《（万历）恩县志》卷一；39、苏1599《（万历）江都县志》八；40、皖1599《帝乡纪略》卷三；41、皖1599《（万历）祁门县志》卷二；42、豫1600《（万历）项城县志》卷一；43、鄂1600《（万历）郧阳府志》卷一二；44、晋1601《（万历）灵石县志》卷二；45、闽1601《（万历）建阳县志》卷三：南瓜、番瓜；46、冀1602《（万历）永宁县志》卷三；47、鲁1602《（万历）诸城县志》卷七；48、浙1603《（万历）新修余姚县志》卷七；49、苏1604《（万历）新修崇明县志》卷三：南瓜、北瓜；50、苏1604《（万历）扬州府志》卷二○；51、苏1604《（万历）泰州志4卷》卷三：北瓜；52、苏1605《（万历）嘉定县志》卷六：南瓜、北瓜；53、浙1605《（万历）温州府志》卷五；54、皖1605《（万历）怀远县志》舆地；55、陕1607《（万历）延绥镇志》卷四；56、晋1608《（万历）沁源县志》卷三；57、冀1609《（万历）沙河县志》卷三；58、晋1609《（万历）榆次县志》卷三：南瓜、北瓜；59、晋1609《（万历）汾州府志》卷六；60、鲁1609《（万历）济阳县志》卷二；61、陕1609《（万历）白水县志》卷二；62、鲁1611《（万历）青城县志》卷一；63、鲁1611《（万历）邹志》卷二；64、川1611《（万历）嘉定州志》卷五；65、晋1612《（万历）太原府志》卷一○；66、晋1612《（万历）浑源州志》食货志；67、晋1612《（万历）徐沟县志》物产；68、贵1612《（万历）铜仁府志》卷三；69、冀1614《（万历）故城县志》卷一；70、皖1614《（万历）滁阳志》卷五：南瓜、北瓜；71、闽1614《（万历）归化县志》舆地志：番瓜；72、粤1614《（万历）雷州府志》卷四；73、晋1615《（万历）山西通志》卷七；74、晋1615《（万历）平阳府志》卷五；75、鲁1615《（万历）青州府志》卷五；76、鲁1615《（万历）福山县志》卷一；77、晋1616《（万历）定襄县志存》卷三：南瓜、北瓜；78、鲁1617《（万历）齐东县志》卷一○：南瓜、北瓜；79、宁1617《（万历）朔方新志》卷一；80、苏1618《（万历）如皋县志》卷三：南瓜、北瓜；81、皖1618《（万历）新修来安县志》卷八；82、赣1618《（万历）建昌县志》卷一；83、鲁1619《（万历）沂州志》卷一；84、鲁1619《（万历）新修沾化县》卷三：南瓜、北瓜；85、冀1620《（万历）香河县志》卷二：南瓜、北瓜；天启86、皖1621《（天启）新修来安县志》卷八；87、冀1622《（万历）乐亭县志》卷一；88、浙1622《（天启）衢州府志》卷八；89、浙1622《（天启）江山县志》卷三：南瓜、北瓜；90、冀1625《（天启）东安县志存》卷二：北瓜、南瓜；91、晋1625《（天启）文水县志》卷一；92、晋1625《（万历）潞城县志》卷三；93、云1625《（天启）滇志》卷三：（澄江府）番瓜；94、苏1626《（天启）淮安府志》卷二：南瓜、北瓜、番瓜；95、浙1626《（天启）舟山志》卷三：南瓜、北瓜；96、豫1626《（天启）中牟县志》卷一：北瓜；97、浙1627《（天启）平湖县志》卷九；崇祯98、赣1628《（崇祯）瑞州府志》卷二四：南瓜、北瓜；99、晋1630《（崇祯）山阴县志》卷二；100、浙1631《（崇祯）开化县志》赋役志；101、冀1632《（崇祯）固安县志》卷三；102、苏1633《（崇祯）泰州志》卷一：南瓜、北瓜；103、鲁1634《（崇祯）郓城县志》卷三；104、冀1635《（崇祯）蔚州志》卷一；105、闽1636《（崇祯）尤溪县志》卷四；106、浙1637《（崇祯）嘉兴县志》卷一○；107、浙1637《（崇祯）乌程县志》卷四：番瓜、南瓜；108、闽1637冯梦龙《（崇祯）寿宁待志》上；109、鲁1637《（万历）商河县志》卷上；110、豫1637《（崇祯）汤阴县志存》卷六；111、冀1640《（天启）高阳县志存》卷四：南瓜、北瓜；112、苏1640《（崇祯）江阴县志》卷二：南瓜、北瓜（饭瓜）；113、浙1640《（崇祯）义乌县志》卷六：饭瓜；114、鲁1640《（崇祯）历城县志》卷五：北瓜、番瓜、南瓜；115、冀1641《（崇祯）永年县志》卷二；116、粤1641《（崇祯）肇庆府志》卷一○；117、冀1642《（崇祯）重修元氏县志》卷二；118、苏1642《（崇祯）吴县志》卷二九：南瓜、北瓜、番瓜。 118种方志出现最早的在嘉靖四十年（1561），最晚的在崇祯十五年（1642），前后绵延82年。《本草纲目》出版前的31年有29种，《本草纲目》出版后至万历末的28年为56种，天启、崇祯间的24年为33种。不难看出，这些方志构成了一个时间紧密相连、数量不断增加的过程，而且与前述文人著述方面的信息几乎完全同步。这种高度一致的状况与所谓元代、明初南瓜信息那样极度零星碎片化的情景明显不同，构成了南瓜传入后持续发展、不断密集的历史信息链，充分显示了我国南瓜起步于明中叶并迅猛发展的客观事实。这是我们从这些资料信息可以首先明确的。 五、我国南瓜当是明正德末年由葡萄牙使者传来 综合上述两大类资料，再来讨论南瓜传入的具体时间及其早期传播与分布情况，感觉就会相对踏实些，而认识也会更加全面、切实些。我们以上述材料为依据，并辅以同时相应的文献资料和历史背景，就有关情况一一阐说如下。这里首先讨论传入的时间与来源。 方志记载南瓜最早的是河北《宣府镇志》，时间在嘉靖四十年（1561），本草、农书、杂记类著述最早的是《留青日札》，在隆庆六年（1572），两者相差11年。一般情况下，对于南瓜这样的民生细节，地方志这类底层著述总要比文人记载更加及时些，两类记载的时间差是自然、可信的。我们以出现最早的嘉靖四十年（1561）为基点，与新大陆发现后世界南瓜传播的重要时间节点相比较，嘉靖四十年（1561）去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69年，去1514年葡萄牙商人航海到达广东海面从事贸易47年，去1521年麦哲伦首次环球航行从美洲到达菲律宾40年，去1542 年欧洲植物学家福克斯(L.Fuchs)正式著录南瓜的《植物志》(De Historia Stirpium Insignes, a herbal)问世19年。如果我们以《留青日札》写成的隆庆六年（1572）或《本草纲目》出版的万历十八年（1590）为基准进行比较，只要将上述数量分别加上11和29即得。南瓜在我国这样一个农业文明高度发达之温带大国的早期传种很有可能较之欧洲大陆更为迅速。 考虑到南瓜从新大陆传入我国至少又经欧洲中转或由南洋作跳板，放在上述紧密的时间节奏中，南瓜传入我国的时间由嘉靖四十年（1561）最多只能上溯50年左右，即上溯至正德十六年（1521）左右，这去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尚不足30年。而方志见载的时间总要晚于实际种植，进而考虑到嘉靖、隆庆间至少河北、山西、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江西等省已有方志见载，南瓜传入我国的时间由嘉靖四十年最少也得上推20年，应不会晚于嘉靖二十年（1541），这去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仍不到50年。南瓜传入我国的时间只能在这个区间内，前后放宽不会超过三、五年。 这只是一个大致合理的时间范围，至于传入我国的来源和途径，明人著作中唯有李时珍简单涉及：“南瓜种出南番，转入闽浙，今燕京诸处亦有之矣。”这段文字极其浅显，广为人知，人们多认其意是说南瓜从东南亚国家传来，转入福建、浙江等沿海地区，再北上传入北京一带。笔者最初也作此想，但在上述明代文献中寻求印证，问题就出来了。上列118种明代方志最早一批即嘉靖、隆庆间的南瓜记载都不在广东、福建、浙江三省，而且进一步就整个明代乃至整个古代方志的记载进行统计，这三省的数量都远不居前。这不能不使我们有所警觉，不能孤立地看待这段叙述，简单地望文生义，而应该放在李时珍当时我国对外关系的时代背景中去理会。李时珍生活的嘉靖、隆庆、万历初年，正是15世纪末期、16世纪前期美洲新大陆和沿非洲海岸绕好望角至印度洋航线发现后西方殖民势力大举东来，我国华南、东南沿海开始遭遇西方殖民渗入的时代。李时珍说的“出南番，转入闽浙”不是南瓜进入我国大陆后的传播过程，而是随着海外势力辗转来犯而传入的情景。 如今史学界对这一段中西方的最初接触和交锋已有相当明确、具体的认识，我们就史家所说略作勾勒。葡萄牙以其先进的航海技术，成了15世纪末期以来西方世界开拓远东市场的急先锋。明武宗正德六年（1511），葡萄牙攻占满剌加（马六甲），随即派商船前往中国，抵达广东珠江口屯门进行贸易。正德十二年（1517），葡萄牙使者皮莱资率船抵达广州，声称前来朝贡，希望觐见皇帝，开通贸易。迁延两年后买通中朝官员，获准进京朝见。正德十五年（1520），皮莱资与随从译员火者亚三一行先后到达南京、北京。不久，明朝收到满剌加国王的求援书，控告葡萄牙人已占领其地。时值正德、嘉靖之交，朝议骤变，主张对葡人严加抵制。嘉靖元年（1522），新皇帝明世宗正式下令驱逐葡人。次年葡人商船再来广州请求通商，遭到拒绝，葡人遂攻掠广东新化，意在建立据点再图进取。广东守军积极迎战，俘获42人，斩首35级，葡人仓惶逃去。嘉靖二年，明朝严申海禁，尤禁葡人贸易。而同时福建、浙江这些非南海当面地区，海禁则相对松驰些，海上走私十分活跃。葡人不甘落后，纷纷转道东下闽、浙的漳州、泉州、宁波等地。华人海商也乐于接应，内外勾结，建立据点，疯狂进行走私贸易，葡人也间有武力蛮横掠夺之举。其中最北的据点出现在舟山群岛的双屿，嘉靖二十年（1541）后葡人在此逐步形成规模较大的交易中心，并构筑不少设施，西洋、东洋和中国商船聚集互市，盛极一时。直到嘉靖二十七、八年间（1548－1549）提督闽浙海防军务、浙江巡抚朱纨奋起查禁，出兵铲除，方告结束。 这正是李时珍开始编写《本草纲目》不久前的事，是当时明朝政治生活中的大事，也是东南沿海民众遭遇的一大风波。李时珍所说“出南番，转入闽浙”，正是指葡萄牙人由南海而东海辗转进犯渗入的过程。在其心目中，南瓜是由这波番商带来的。明人当时称葡萄牙为佛郎机，不知其国所在，误以为在满剌加（马六甲）附近，因而也视为南番。李时珍身处内陆蕲春，没有到达广东、福建、浙江的任何经历，不可能了解葡人此间与我国交往的细节，更不可能掌握南瓜传播的具体进程，只是根据当时南番即葡萄牙商团辗转来犯的大致走向，视作南瓜传来我国的来源和途径。 李时珍的言下之意，也可从同时日本的情况得到佐证。日本学者称，他们的南瓜是“天文10年（1541年）由葡萄牙船从柬埔寨传入”的，这是明嘉靖二十年。而葡人商船正是来到我国闽浙沿海后才了解日本，甚至是由华人引往日本进行贸易的，我国南瓜至少应先于日本传入。进一步的细节无从稽考，但我们在嘉靖末年浙江余姚一带海防卫所编纂的《（嘉靖）临山卫志》物产志中发现有南瓜的记载，这是闽、浙两省方志最早的南瓜消息。这里地处杭州湾口、闽浙沿海的北端，今属浙江省宁波市，与当时葡人占据的浙江舟山双屿相去不远。时间上去葡人在此贸易也不过二十年，稍后万历三十一年（1603）的余姚县志也记载了南瓜，这里的南瓜即有可能是葡萄牙人驻泊浙江沿海时传入的。 但是，根据我们上文对传入时间范围的推算，尤其是嘉靖四十年（1561）以来的10多年间，方志记载从北方的河北、山西、山东到长江流域的江苏、安徽、江西都已有南瓜分布，南瓜实际进入我国的时间应该更早一些，有必要上溯到嘉靖初年而不是嘉靖中叶。就葡中早期关系的整个过程看，另一种情景更有可能，这就是葡人来华之初即正德十五、十六年间（1520-1521），葡萄牙使者皮莱资及随从翻译火者亚三一行北上南京和北京，直接带到两京。据记载，因负有葡萄牙国王的使命，当时是带了礼物的，礼物的清单未被完整记下。此时南瓜传到欧洲也只20多年，人们对其食用价值的认识尚不够充分。有学者研究表明，即便是在欧洲核心地区也“只限于庭园、药圃、温室栽培, 供观赏、研究、药用”，按理不会贸然用作远洋航海的食物。是否有这样一种可能，葡萄牙使者特意从葡国携带这种虽不属贵重却十分新奇堪玩之物或种子作为觐见之礼，在皮莱资一行北上途中，先后带到了南京和北京。葡人翻译火者亚三与使者皮莱资分别在南京和北京居留数月，颇受礼遇。尤其是火者亚三本为华人，在南京与明武宗厮混亲昵，到北京后还一度恃宠恣横，终致杀身之祸。从下文的论述我们会看到，明朝方志有南瓜记载的地方也主要集中在两京之间，两京之间是明朝南瓜分布的中心地带，这种分布格局得以形成的最大可能是葡王使团直接将南瓜种子分别带到南、北两京。 有学者认为，南瓜传入还有另一种可能，即麦哲伦环球航行从美洲将南瓜直接带到菲律宾，再由这里传入我国。麦哲伦船队首次环球航行到达菲律宾在1521年，即明武宗正德十六年，这正是葡人皮莱资使团在南、北两京求见明武宗的第二年。当时麦哲伦的船队横渡大西洋后首先抵达的不是南瓜原产地的北美大陆和中美洲地区，而是南美巴西中部的累西腓，然后南行绕过南美大陆，在南美西海岸也未能靠岸补给。此后近四个月的航程食物奇缺，连桅杆上包皮、仓内的木屑、捉到的老鼠都抢食一空，如果万一携带南瓜，是否还能将南瓜及种子留到菲律宾值得怀疑。即便带来南瓜，在菲律宾当地也应有一个接受和传种的过程，以菲律宾这样热带多雨的群岛国家，是否十分适宜南瓜这类耐旱作物的推广种植也值得怀疑。即便这些都不成问题，从引入到盛产进而引起外来客商注意总应有一个过程，同样是新大陆作物的番薯，从菲律宾传入我国要等到万历中叶。从麦哲伦抵菲的1521年到我国方志开始记载南瓜的嘉靖四十年（1561）只有短暂的40年，这种可能性真有点不可思议。因此我们认为南瓜之传入我国，应是由来华的葡萄牙远洋船队直接带来，从时间上看，更有可能是葡人来华之初即明武宗正德十五年（1520），由葡王使者皮莱资等直接带到明朝的两京即今南京和北京。 六、明朝南瓜分布中心在南、北两京之间 由于囿于李时珍所说南瓜出南番、转闽浙，今人论南瓜初传多以广东、福建、浙江三省为中心或起点。但将上述118种方志分省统计一下（京、津计入河北，上海计入江苏），得出的结果则完全不同。 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所收935种明代方志分省统计，现存数量排在前十位依次为江苏（含上海）、浙江、河南、河北（含京、津）、福建、安徽、山东、山西、广东（含海南）、江西。上表中的省份按南瓜记载的多少为序，粤、闽、浙三省现存方志的数量并不少，但三省记载南瓜的方志数量并不突出，不在前五位，与存世方志数量的比例更是远居其后。即便退回到李时珍的时代，只统计《本草纲目》出版的万历十九年（1591）前的方志，排在前面的仍不是粤、闽、浙三省。其中浙江稍多些，与河北并列第四，但考虑到明代浙江方志总量居第二的状况，这一排位就相形见绌了。虽然统计数据有着方志实际存世数量、辖境大小、方志修纂前后袭用、相邻州县间相互参照等许多偶然因素，但嘉靖四十年以来一个世纪118种方志这一基数形成的概率还是很有说服力的。浙江、福建现存明代方志数量遥遥领先，而南瓜记载的数量却大大落后于河北、山东等省。广东方志数量与山西相当，但南瓜记载却遥居其后。嘉靖三十九年（1560）浙江《宁波府志》、万历三年（1575）浙江《会稽县志》、万历二十四年（1596）浙江《嘉善县志》、万历三十四年（1606）福建《古田县志》、万历三十七年广东《新会县志》的物产志都是比较详细的，所记瓜品较多，并多有附带说明，却都未及南瓜。隆庆间王世懋在福建提学副使任上撰有《闽部疏》，详细记载所见福建特产，只字未及南瓜，只是晚年退居故乡苏州后，才在《学圃杂疏》中提及南瓜，而且还是当时苏州一带典型的否定态度。这些都充分说明，南瓜在粤、闽、浙的分布远不如李时珍所说留给我们的印象那么突出，三省远不是南瓜传入我国的发祥之地或最初的分布中心。 数量排在前面的苏、皖、鲁、冀、晋五省才是明代南瓜种植分布的中心地带，它们由京杭运河南北贯通、东西相邻。明朝的南瓜正是在这一地缘关系自然紧密的南北带状地区得到迅速而明显的传播和发展。这其中只有山西稍显异常些，但情况也不难理解。方志记载南瓜首见于治今河北宣化的《宣府镇志》，这里是京畿重地，与山西北部同属京畿北门关防重镇，直线距离极近，无论是北经河北怀安进入山西阳高，还是南下经桑干河谷西行进入山西大同、朔州一带都较为方便。而方志显示整个河北是南瓜最初分布较多的省份，由华北平原中经滹沱河进入晋中，南经漳河谷道进入晋南都不复杂。南瓜生长优势明显，适应性较强，也更宜于冀西北和山西丘陵山地农户的种植，山西传种之盛应是由相邻的京畿地区直接拉动的。因此我们说，南瓜更有可能是由南、北两京或由两京之间的沿海地区进入我国的，首先在这一带传种，并以运河为纽带南北传播，迅速扩散而形成分布优势。 文人言谈中的南瓜信息也可印证。我们前引七种著作的作者，三人为江苏人，一人为山东人。田艺蘅是杭州人，江应宿是皖南人，去南京都并不太远。李时珍是湖北蕲春人，与安徽相邻。可见明朝对南瓜了解较多的学者，多在苏、皖、鲁、冀及邻近地区。 明代文献很少说到南瓜的传播过程，方志有两处，一是崇祯《乌程县志》称“南瓜自南中来，不堪食”，有顾名思义的色彩，实际说的也应是观赏类小南瓜的来源。另一是更早的万历十五年（1587）《绍兴府志》，说“南瓜种自吴中来”。吴中指苏州，可见苏州是江南地区南瓜出现较早的地方。万历二年（1574）《无锡县志》称“近又有南瓜”，是说不久前这里始有南瓜，无锡与苏州紧邻，也可视为吴中。而绍兴在浙东，更靠福建，更趋东南沿海，这里的南瓜却是从苏州传来的。这一信息显示的不是我们通常认为的由南向北，由浙江向江苏，而是由北向东南、由江苏向浙东逆向传播。这种传播方向正符合以两京为中心的辐射趋势，进一步印证了我们对南、北两京之间作为当时南瓜分布重心的判断。 南瓜传来之初人们的食用经验或评价也包含了早期传播和分布的信息。前面所示七家所说或多或少都涉及南瓜果实性味、食用方法及其利弊，方志中也有一些同样性质的内容。如万历二年苏南《无锡志》卷八：“近又有南瓜，南瓜有毒。”万历十年皖南《绩溪县志》卷三：“南瓜，与羊肉同食能杀人。”万历二十二年安徽淮南《望江县志》卷四：“南瓜不可与牛肉同食……又云患脚气者勿食南瓜，一食则患永不除。”万历四十六年苏北《如皋县志》卷三抄录《纲目》南瓜内容后又记：“北瓜，似南瓜而长，色绿，味极甘胜。”两类信息不约而同多为负面的传闻和评价，明显地带着南瓜传入之初的陌生、戒备和误传，尤其是地方志所说不乏极端化的否定和抵触，而且愈往早期愈为明显。只有李时珍、王象晋这样比较专门或严肃的本草、农艺学者所说才相对切实、客观和全面些。 细加玩味，人们的取舍褒贬也有一些地域上的分殊。王世懋、周文华、王芷这些苏州地区文人的态度高度一致，大都明确否定。直至明朝末年，上海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崇祯十二年刊）对南瓜仍只字未提，应是对南瓜并不看好。相应的地方志中也是如此，江苏无锡、安徽绩溪两县志对南瓜的否定最为极端。歙县江应宿完成的《名医类案》类似的说法应是受到相邻《绩溪县志》的影响，意见比较接近。可见此时长江下游的江南地区即江苏、安徽两省的江南地区对南瓜食用价值普遍不看好，甚至有极度贬毁、抵制的倾向。而王象晋是山东新城人，对南瓜的态度就积极得多，他称南瓜“煮熟食，味面而腻”，就比较正面，未出任何否定和禁忌之言。李时珍是湖北蕲春人，这里更向内陆些，应该是当时南瓜分布的边缘和南北方的中间地带。他既明确肯定南瓜的食用价值，称南瓜“肉厚”，“味如山药”“甘温”，能“补中益气”，都属正面的评价，同时也指出一些避忌，称“多食发脚气、黄疸，不可同羊肉食”。负面的部分与稍后邻近之安徽《望江县志》的看法比较接近，应有皖西、鄂东北一带底层民间生活经验的共同氛围或背景。安徽、江苏两省都地兼长江南北，江南的江苏苏州、安徽绩溪与江北的江苏如皋、安徽望江的说法就明显不同。苏、皖两省的江南地区对南瓜的态度高度一致，都持明确否定的态度乃至有十分恐怖的说法，而江北地区又同是比较肯定或认可的意见，如前引万历四十六年《如皋县志》所说。可资联系思考的是，明代苏、皖两省记载南瓜的方志都以江北为多，江南太湖流域含今上海地区明朝方志存世较多，而载及南瓜寥寥无几。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两省长江南、北民众对南瓜的不同态度。河北、山西没有明确的评价信息，地方志中频繁出现的物产记载本身就是一种态度。因此从整体上看，明人对南瓜食用价值的态度以长江为界，南、北是明显不同的。南瓜传来之初暨整个明代南瓜的食用评价中，有着“南冷北热”“南贬北褒”“南疏北亲”的差异，这是思考南瓜早期传播情况值得注意的一种现象。这种地域分别既有南瓜传种的先后差距，有可能京畿地区民间传种在先，也有南北不同种植环境和经济状况产生的需求差异，南瓜在河北、山西、山东等地有比南方物类蕃盛之地、江南鱼米之乡更多种植食用的需求和经济生产的动力。南瓜种植这种北早于南、北盛于南的实际状况，也进一步印证了当时南瓜分布中心在南北两京之间、运河沿线地区的结论，坚定了我们对南瓜传入我国以南、北两京而不是粤、闽、浙为发端的判断。 七、南、北瓜的称呼反映了南瓜传来之初不同的品种源头 南瓜的名称及早期别名颇有意味，值得关注。南瓜无疑是通名，李时珍只出此名，未及其他名称，其他文人所言也多称南瓜。地方志的情况更能说明问题，118种方志单出南瓜名称的有88种，可见南瓜是当时最通行的名称。番瓜之名最早见于《留青日札》，称五色红瓜，当是因南瓜皮色较为丰富，成熟后多呈黄、赤色，古传吴越有五色瓜，而以此古语形容这一新品种。又说此时尚无定名，只以“番瓜”称之。作者田艺蘅是杭州人，写作此书的隆庆年间，杭州应是传入不久，所谓“番瓜”是典型传来之初的称呼，时间稍晚于南瓜。稍后出现的“番瓜”之名，见于万历以来的云南、福建等地。值得注意的是云南两种方志都称“番瓜”而不用他名，有可能是这里的南瓜直接由相邻的南亚、东南亚陆路传来，而有此相对独立而一致的称呼。饭瓜之名出现既少且晚，于明代只《（崇祯）义乌县志》一见，未见任何解释，有可能是番瓜音近误书或意会改名。 南瓜名称中最令人称奇的是与南瓜同时出现了北瓜。嘉靖四十年最早记载南瓜的河北宣化《宣府镇志》即同时记载有北瓜，稍后浙江余姚《（嘉靖）临山卫志》、万历十一年的山东《滨州志》、万历十六年的山东《宁津县志》、万历二十一年的河北《顺天府志》、万历二十五年的江苏《镇江府志》，这些不同时间、州县不同政级、南北不同地方的方志都南、北两瓜并载。在我们统计的明代118种方志中，南、北两瓜并载共有25种之多，上述文人著述中属于晚明的也都同时记有两瓜，如此普遍的现象值得注意。南、北瓜之名几乎同时出现应非毫不相干，势必有着某种实际的联系和相对的意义。 首先必须弄清北瓜何指。关于我国古代北瓜同名多指的现象，俞为洁、李昕升两学者已专题探讨过，这种同名异实的情况在番瓜、金瓜、白瓜等许多瓜名上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我们这里关注的不是这种后世方言俗语错综衍化的复杂情景，而是追溯北瓜出现的源头来寻求其原初的情景和本义。 最初的方志记载多只简单并列其名，有价值的两瓜比较之言出现在万历中期以后。万历三十三年《嘉定县志》说“南瓜红色，北瓜青色”。万历四十六年《如皋县志》记南瓜全然引述《本草纲目》所说，接着特别交代“北瓜似南瓜而长，色绿，味极甘胜”。崇祯《淮安县志》南瓜、北瓜、番瓜同出，称“北瓜状似匏瓜，色同西瓜”，“番瓜皮似甜瓜，状似葫芦”。崇祯《江阴县志》说“南瓜色黄赤，北瓜青黑，亦曰番瓜”。不难看出，虽然说法有南瓜、北瓜、番瓜三名，实际所指只是两种。周文华《汝南圃史》所说南瓜与北瓜、王象晋《群芳谱》所说南瓜与番南瓜（省称即番瓜、饭瓜）也是如此。这些不同方面的说法比较一致，所谓北瓜、番瓜、番南瓜或饭瓜，都与南瓜相对而言，是一种与南瓜不同的品种或品类，一般多称北瓜。南、北瓜的差别有形状方面的，南瓜多应是扁圆形，北瓜则多呈葫芦形。主要是颜色方面的，成熟的南瓜或黄或红，而北瓜皮色多为深绿或像西瓜一样有条纹。万历二年（1574）《太和县志》卷二物产志说“南瓜有青、黄二色”，李时珍只统说南瓜而称“或绿或黄或红”三种，正是抓住了南瓜黄红、北瓜青绿而同属南瓜的实质关系。 为什么以南、北而不以皮色分称，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笔者检得清《（光绪）黄岩县志》一段说法，多少给我们一点启示：“南瓜俗名南京瓜，实大如钵；北瓜差小，俗名北岸瓜，以来自江北也。”这一说法不知所据，或是当地民间口耳相传，保存了一丝南、北瓜名称由来之始的历史记忆。南瓜在我国的传种决非一蹴而就、一瓜单传，应有不同的途径、来源或机缘，也有后续的跟进和变化。最初所传至少应有两个主要品类，分属长江南、北两岸，也可能即如我们前面所说，是葡萄牙使者在南、北两京时以不同南瓜或瓜种分别授受，而形成南北不同的品种体系。随着种植的不断扩展而会流并见，性状、质量明显不同，人们便以南、北分别称之。南、北两京是明朝最基本的政治格局，南省与北省、南地与北地是当时人们口中常谈，在这流行语境下，南、北瓜的方位组合名称所指比较明确，也就逐步稳定下来。 两种不同品种的实际分布也有明显的地域差别。南瓜的记载比较普遍，而北瓜则有明显偏倚。明方志物产志载及北瓜的共30种，其中河北6种、山东5种、山西3种、河南1种，安徽1种，都属长江以北。浙江4种、江西1种，属于长江以南。江苏省地跨长江，共有9种，4种属江南，5种属江北。合计长江以北共21种，占了总数三分之二强。而所谓的江南，最远处也只在江西西北部的瑞州（治今江西高安）。只举北瓜而无南瓜的两种方志是《（万历）泰州志》（江苏）与《（天启）中牟县志》（河南），都在长江以北。其中泰州地处长江北岸，现存万历、崇祯两志，万历三十二年（1604）志只载北瓜而无南瓜，崇祯六年（1633）志始两瓜并载，可见泰州是先有北瓜后有南瓜。这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北瓜在长江以北的分布优势。文人记载最早的田艺蘅是江南杭州人，只称瓜为红色，应是南瓜而非北瓜。由此可见，瓜分南、北应是两种品种在长江南北不同的分布格局形成的，所谓南瓜应是首先落脚在南京一带，最初在南京为中心的地区逐步传开。北瓜则应是首先落脚于京畿地区，最初在北京为中心的地区盛传。南瓜之名既有相对北瓜而言的专名之义，又有着眼南番传来的通名之义，因而方志中的出现机率也就远胜北瓜。 就食用品质而言，南瓜优于北瓜。崇祯山东《历城县志》称一种“皮黑，多棱，近多种此，宜禁之”，当是后续新传北瓜品种，认其种劣，而主张禁种。文人言谈中也有这样的信息。明人姚旅《露书》记载，南京吏部尚书汝阳人赵贤“有清操”，而其子赵寿祖“颇营产业。一日宴客，寿祖侍坐，适食南瓜”，赵贤说“北瓜不良，在城则占人屋，在野则占人地”。客人借此话暗讽寿祖：“尊言可绎！”所说是万历十八年稍后的事，故事是否属实另当别论，但反映了万历中叶以来人们对北瓜相对逊色的共识。清康熙以来，北方地区流行“倭瓜”之名，最初所称即以北瓜为主，应是这一传统看法新的演变。 总结我们的论述，元人贾铭《饮食须知》是托名之作，其中南瓜的说法是抄录《本草纲目》有关内容而成，同时阴瓜、金瓜等所谓南瓜信息为疑似、误会之言，所谓新大陆发现前我国古籍中已有南瓜的信息均不可靠，我国南瓜应是外来物种。李时珍所说“南瓜种出南番，转入闽浙”并非指南瓜进入我国大陆后的传播过程，而是说葡萄牙（佛郎机）殖民者由广东转闽、浙沿海寻求贸易，南瓜即由这批番人传来，时间应在明正德末年以来的20多年间。明人有关文献记载充分表明，明朝南瓜分布中心不在华南、东南沿海的粤、闽、浙三省，而是明朝南、北两京间的苏、皖、鲁、冀、晋五省，南瓜首先是在这以南、北两京为中心，以运河为纽带，地缘关系较为紧密的区域内传播扩散而形成分布优势。综观当时中葡外交、商贸关系的具体过程和我国南瓜迅速传播发展的实际状况，南瓜更有可能是明正德十五、六年即公元1520-1521年间由葡萄牙使者分别带到明朝南、北两京，由此形成以两京为中心、北略胜于南的分布格局。南瓜、北瓜属于南瓜不同品种，最初即同时出现，应与这种两京为中心的分布格局有关，反映了南北不同的品种源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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