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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世致用,一代思想宗师王船山

 李冲和 2018-0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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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刘献廷评价:王夫之学无所不窥,洞庭之南,天地元气,圣贤学脉,仅此一线。

曾国藩评价:穷探极论,千变而不离其宗;旷百世不见知,而无所于悔。......后学巨儒之说,先生皆已发之于前,与后贤若合符契。

郭嵩焘评价:笺疏训诂,六经于易尤尊,阐羲文周孔之道,汉宋诸儒齐退听;节义词章,终身以道为准,继濂洛关闽而起,元明两代一先生。

谭嗣同评价:五百年来学者,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

章太炎评价:船山学说为民族光复之源,近代倡义诸公,皆闻风而起者,水源木本,瑞在于斯。

经邦济世 致其所用

经世者,经邦济世也;致用者,尽其所用也。

“经世致用”就是关注社会现实,面对社会矛盾,用其一身所学去解决社会问题,以求达到“国泰民安”的理想世界。

“经世致用”思想可以追溯到先秦的思想家孔子。他创立的“儒家思想”本身就是一种“入世哲学”,目的是改变春秋末年“社会动乱、礼崩乐坏”的不利局面,恢复孔子理想中的社会秩序。

儒家思想产生之时,就具有强烈的“经世”传统,随着儒家思想不断被统治者改造、利用、宣传,实学之风随之传播。

宋明以来,儒学的理想与儒者的历史使命感天衣无缝地融合,传承于这六百年之间,并以“主流文化”的感染力影响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

宋代以程颢、程颐、朱熹为代表的“程朱理学”大兴,目的就是要改变世风、挽救国家。但后世理学家违背了“经世”的本意,理论脱离实际,无法做到“学以致用”。因而明朝中叶以后,“程朱理学”走上末路。

随着“程朱理学”的没落,“陆王心学”崛起。以陆九渊、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派”,认为宇宙的本原是“心”,强调发挥个人主体的能动作用,弥补了理学后期脱离现实、不关怀世事的弊端。然而,后期的心学家也逐渐抛弃了“经世”精神,只致力于“心学”本身,无法解决现实社会的问题,于是“陆王心学”开始衰败。

明清之际,社会动荡,民不聊生,“实学思潮”开始兴起并逐渐走向顶峰,士大夫中的优秀分子反对空谈,主张关心时政,重新扛起“经世致用”的大旗。其中以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为最杰出的代表人物。

五经魁首 反清义士

王夫之,字而农,湖广衡州府衡阳县(今湖南衡阳)人。自幼跟随父兄读书(在长沙岳麓书院就读过),青年时期积极参加反清起义,晚年王夫之隐居于石船山,著书立传,自署船山病叟、南岳遗民,学者遂称之为“船山先生”。

王夫之与顾炎武、黄宗羲并称明清之际三大思想家。他一生著作颇多,著有《周易外传》、《尚书引义》、《春秋世论》、《噩梦》、《读通鉴论》、《宋论》等书。

崇祯十一年(1638年),王夫之就读于岳麓书院,与同窗好友邝鹏升结“行社”。崇祯十二年(1639年),王夫之与好友郭凤跹、管嗣裘、文之勇结成“匡社”。崇祯十五年(1642年),王夫之与王源曾等百余人在黄鹤楼结盟,称为“须盟大集”。

这些史实充分说明我们尊敬的船山先生年轻时期性格很外向,胸怀大志,交游广阔,动不动就喜欢“结社”,团结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

俗话说的好,性格决定命运。正是这种性格和人生定位为王夫之后来转战全国,百折不挠地“反清复明”奠定了思想基础。

崇祯十五年(1642年),王夫之与两位兄长同赴武昌乡试,王夫之以《春秋》第一,中湖广乡试第五名(乡试“五经魁”)。长兄王介之也同时中举,名列四十。

乡试结果公布以后,王夫之意气风发,马上准备了一些礼物上门拜见房师沔州知州章旷,感谢他的知遇之恩。章旷见此情景也很高兴,因为王夫之是春秋房的“魁首”,可算是自己的乡试第一门生。

于是章旷激励了一下王夫之,微笑地对他说道:“而农,你才华很高,我很看好你,未来考中进士是肯定的。你要多加努力,未来成为国之栋梁,不负一生所学(嘉许之,言必连捷)。

这次你能高中桂榜(乡试在一般在八月考试,被称为“秋闱”,又因八月桂花开,故雅称“桂榜”),要永远记住皇恩浩荡。现在国家动荡,民不聊生,正需要有识之士站出来敢于担当责任,力挽狂澜,经世济民。我们老了,拯救万民、致君尧舜这些伟大的使命都要交到你们的肩膀上。(谆谆教诲,且勉励之)

此时的王夫之只有二十三岁,正是“天下英雄舍我其谁”的年纪,被房师章旷激励了一下,激动得满脸通红,大声地说道:“多谢恩师的鼓励,我将会跟随恩师的旗帜,为国家鞠躬尽瘁(当附恩师之骥尾,赤心报国)。谁都不能预料,就是这一句承诺,房师章旷开启了王夫之以后波澜壮阔的“反清复明、转战全国”生涯。

崇祯十六年(1643年)春,王夫之与兄长王介之北上参加会试,因战乱道路被阻,不得不自南昌而返。王夫之很愤怒,对兄长说道:“这些匪徒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害得我们连会试都无法参加,一身抱负无法实现,我永远不与这些人为伍。”(忿忿然,与兄言“匪不成事,不与为伍”)

当年十月,张献忠所部攻克衡州,艾能奇招纳地方贤能,拘王夫之的父亲王朝聘为人质。王夫之果然绝不妥协,刺伤自己的脸部和腕部,伪伤救出其父王朝聘。

崇祯十七年(1644年)五月,王夫之听闻崇祯皇帝自缢,作《悲愤诗》一百韵。顺治二年(1645年)三月,王夫之结识抗清将领堵胤锡。顺治三年(1646年),房师章旷在江苏竖旗反清,王夫之闻讯马上只身投奔,参加到轰轰烈烈的反清洪流当中。起义失败后,章旷绝食自杀,王夫之死里逃生,隐姓埋名抚养其子章载,再续《悲愤诗》一百韵。

顺治五年(1648年)王夫之与夏汝弼、管嗣裘、僧性翰在南岳方广寺举行武装抗清起义,后又战败,王夫之作《河田营中夜望》诗记其事。顺治十一年(1654年)王夫之被清廷侦缉,被迫离开耶姜山,改变姓名为瑶人,流亡常宁,为常宁文士讲授《周易》、《春秋》。

顺治十二年(1655年)王夫之流亡至兴宁,寓荒山僧寺,为学者讲授《春秋》。八月,王夫之完成《老子衍》,这是王夫之第一部理论著作。

我们只要粗粗地看一下王夫之的人生经历,就会发现他是一个超级大牛人,人生基本只干两件事:一是总在起义或者准备起义的路上。二是不断地讲学和写作。一有空闲就讲学,而且基本每年写一本书,不得不让人叹为观止。

要知道王夫之可不是像我们今天这样,可以安静地坐在电脑桌旁边喝着茶,听听音乐,慢条斯理或是绞尽脑汁地敲几行字。他到处起义,被清廷天下通缉,朝不保夕,颠沛流离。

在这种巨大压力的情况下还能不断有作品面世,不得不让人惊叹他的性格韧性和学识储备深厚。船山先生真是生不逢时,如果出身清朝末年,他起义的能力和韧性可能还在孙中山之上。

隐居船山 著书授徒

终于有一天,眼看年龄渐长,大清朝廷也通过一系列的政策稳定了大局,王夫之虽然内心极为不服,也不得不偃旗息鼓,感叹生不逢时。

他捋了一下思路,不禁心想:“大清朝廷目前正在处于鼎盛之时,又收罗了很多汉族的有识之士(他内心认为这些人是民族叛徒),制定了一系列的措施获取民心。八旗军力很强,反抗火种逐步熄灭,剩余的也转入地下。国家大势如此,反清复明成功的可能性已经很少。

现在只有做一些布局,以待将来的有识之士奋起。一方面自己此生绝不可能投降清朝,所以只能蜗居荒山野岭。要想办法教授一些门生,把“反清”火种传下去。

另一方面既然“立功”已经不可能,那就想办法“立言”,用文化传承、思想传播去影响未来的年轻人,也算是不负此生。”

顺治十三年(1656年)三月,王夫之完成《黄书》。当年冬季,王夫之从常宁返回衡阳,作诗《重登双髻峰》。这时候王夫之开始闭门著述,隐秘授徒,门下有唐端笏、章有谟、周士仪、王文清等人。

顺治十八年(1658年),王夫之作《初度日占》。同时,王夫之把《续落花诗》、《广落花诗》、《补落花诗》等六十九首与《正落花诗》合编为《落花诗集》。

这期间,王夫之不为利禄所诱,坚定理想,历尽千辛万苦依然矢志不渝。他隐居石船山后,主要从事思想方面的著述。综合自己年轻时期的个人思考以及与几位好友顾炎武、黄宗羲、方以智等人的交流探讨,王夫之总结提炼出“经世致用”学说的四大思想内核,并以之作为“船山学派”的行为宗旨。

第一,务当世之务,密切联系社会现实问题。王夫之提倡学者所有的观点、行为都必须要切时、务实,并以此作为“经世致用”的船山学派为学宗旨,指导他们的为学处事。

第二,提倡勇于任事,不畏艰辛的精神。要胸怀大志,敢于担当,不畏艰险,百折不挠。“忧天悯人之志,未尝少衰。事关国命民生者,必穷源溯本,讨论其所以然”。

第三,要求“船山学派”学者、门生独立思考,有所创新,绝不蹈袭古人。强调“凡所做学问,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无,而后为之”。

第四,主张实事求是,重视调查研究。提出必须“返虚就实,矫正学风”。凡为人做事不可只做空谈,而是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以利国民。

虽然在思想上大获成就,开启了湖南“经世致用”文化之滥觞,但是王夫之晚年身体不好,生活贫困,写作时连纸笔都要依靠朋友周记。每日著述,以至腕不胜砚,指不胜笔。

因为王夫之名声很大,是文化思想界的“泰山北斗”,又年龄垂垂老矣,所以大清朝廷虽然通过侦查获知他回到老家衡阳著书立说,也没有过分为难,反而希望通过授予官职笼络汉族知识分子。

康熙年间,清廷派遣官员来拜访这位大学者,说明即使他不愿为官也想赠送给他一些吃穿用品,以缓解他的生活困难。王夫之虽在病中,但认为自己是明朝遗臣,拒不接见清廷官员,也不接受礼物,并写了一副对联以表情操:清风有意难留我,明月无心自照人。

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正月初二午时(2月18日),王夫之卒于湘西草堂,终身没有剃发。十月,王夫之葬于衡阳大罗山,墓碑镌“遗命墓铭”如下:

“有明遗臣行人王夫之字而农葬于此,其左则继配襄阳郑氏之所袝也。抱刘越石之孤忠而命无从致,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幸全归于兹丘,固衔恤以永世。”

寥寥数语,知识分子的高尚情操洋溢其间,令人哀叹而敬佩!

南山君曰:之所以要写“船山先生”王夫之,是因为任何一个地域的崛起都需要有思想的引导作为根基,湖南崛起也不例外。没有思想的地域性崛起往往是昙花一现。濂学、洛学、关学、闽学的崛起先后带动了江西、河南、陕西、福建等地人才辈出,名传青史。

湖南在清代以前缺乏本土思想文化的滋养,所以即使有优秀人物也是以个体面目出现。历史有其偶然性,也有其必然性。自船山先生以“经世致用”作为湖湘学派宗旨竖起大旗以来,湖南士子终于有了先进的理论纲领。

时势造英雄!有了思想的根基,再加上一些湖南顶级人物的巧妙布局和引领,湖南士人群体性地登上历史舞台,开始了近代风起云涌的历程。

可以说,如果没有“经世思想”集大成者王船山,如果没有“经世致用”的船山学派,“湖南崛起”将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因此,对于近代群体性崛起的湖南人来说,船山先生王夫之居功至伟。当浮一大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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