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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四年(1739年)，在现在天津市西北角第二中心医院的地址之上，第一座专为从福建、潮州、广州来津同乡服务的场所———闽粤会馆正式成立。 俗话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是啊，出门在外的心情恐怕谁都有过，那是一种怎样的体会，想来不用过多赘述。现代化的通讯手段让亲人间的联络总能无限畅通，但明清时期，生活在天津的外地客商怎么办呢？ 为了能有个长期聚会、交流的场所，乾隆四年(1739年)，在现在西北角第二中心医院的地址之上，第一座专为从福建、潮州、广州来津同乡服务的场所———闽粤会馆正式成立。从此以后，其他省份的会馆也在津纷纷成立，为身在异乡的商人提供了互通有无的平台。可以说，当时的会馆成为了外来商人的俱乐部。 大眼鸡船武装过海上津沽 敲锣打鼓官民礼遇南来客 清朝康熙年间，清政府的统治逐渐巩固，海禁政策也逐步取消。由于当时海盗威胁已经不大，再加上陆路交通并不顺畅，清政府开始支持与提倡海运，并且以天津为聚集点，极力号召南粤商人来津贸易，并以减低捐税相号召。于是，广州、潮州及福建厦门的客商率先积极响应，浩浩荡荡的船队开始驶往天津，当时号称为“粤闽潮”帮。为了防范可能遇到的海盗，他们用三十艘大海船组成商船队，船头油成红色，船身绘有大眼鸡作为记号，当时被称为“大眼鸡船”或者“红头船”。这些海船每艘载重约200吨，船前船后装有土炮，并携带弓箭刀矛等武器，以防海盗。这些商船在春季沿福建、浙江、江苏、山东转渤海大沽口，入海河抵达天津，停泊在现在针市街后的三岔河河沿一带。一般来说，船队的行程约在40到60天，在农历惊蛰节后到达天津。 南方来的闽粤潮商人在天津得到政府的优厚款待，为了号召百姓尊重这些客商，每当这些南来的客商到达以后，天津的县官都要穿上官服，率领手下衙役，敲锣打鼓鸣放鞭炮，在海河沿岸夹道欢迎。商人下船后，首先要举行隆重的酬神仪式，据说是为了答谢“天后圣母”保护商船安全的“功德”。在庆祝数日之后，商人们才开始开舱做生意。当时的针市街一带是天津的贸易中心，原本不叫这个街名，随着广货的到来，潮广商人以经营手工艺品在此聚集，特别是为天津人提供了物美价廉的缝衣针，这条街也因此而得名“针市街”，这里成为南方特别是广东商人的发祥地。在雍正至乾隆初年的五十年间，闽粤潮商人在津形成规模，为后来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捐税减半客商集资盖会馆 避免内讧三帮轮流当掌柜 谈起集资盖房，很多人都会以为闽粤会馆的资金来源于当年来津经商的商人。但从史书的记载分析表明，闽粤会馆的集资筹建费用实际上是来源于当时政府给予闽粤客商的税收优惠，也就是说，当时的政府为了招商引资，已经采用了减免税收的优惠政策。 天津当时的税收捐税是值百抽三(即3%的税率)，再打七六折，这样实际的税率才为2.28%(即每百两上税2.28两)；但闽粤来的商人则要特别优待，捐税按定额减半核收，每百两抽1.5两。于是，粤闽潮三帮的商人将省下的税款留做酬神欢宴以及迎来送往之用，再有节余，就储存起来。作为三帮公益费用。经过50多年的苦心经营，粤闽潮三帮在天津的生意越来越红火，在天津给予他们税收减半的优惠政策下，三帮储存的税收抽积款项越来越多，于是在1739年，三帮将这些储存金拿出，在针市街购买土地，建立了闽粤会馆。可以说，没有当时天津招商引资、税收优惠的好政策，闽粤的商人不会在津大量聚集，闽粤会馆也不会这么快就拔地而起。 会馆成立后，三帮为了明确各自所属的地域及隶属关系，防止经营上发生内讧，于是各自建立了统一的名称，当时的称呼为：广帮称“常丰盛”；潮帮称“万世盛”；闽帮称“苏万利”。在相互名称确定后，会馆为三帮来津客商的服务也陆续开展。当时会馆的主要作用一是为本帮客人提供长期交易处所和流动客商临时住处，当时的三帮客商主要住宿在福康里和岭南客栈；另外一个作用是建立义地(即墓地)，最初的义地坐落在杏花村以南，定名为“闽粤山庄”。在天津建立租界以后，这座山庄被划入德国租界，于是会馆就将这块土地卖给德国领事馆，将义地移到大直沽。在乾隆初年到乾隆末年的五十年里，会馆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三帮通力合作，很快发展壮大起来，仅广帮的大商号就已有十余家，小的也有三十余家。 财务不清会馆三帮闹分家 闽潮联手广帮自立新门户 天津戏剧博物馆副研究馆员阎芬介绍说，闽粤会馆原本闽粤潮三帮共同所有。从康熙年起，组织商船来津贸易，经过百年的努力和苦心经营，终于形成了气候。到了咸丰时期，在会馆成立的190余年的时间里，三帮协力发展，一直相安无事。但是由于鸦片战争以后口岸的对外开放，南北物资交流日益通畅，而且利润相当优厚，来天津从事贸易的闽粤客商越来越多，其中，到咸丰年间，仅广帮来津人数就达到了5000多人。随着来津客商的增加，经营上的竞争也随之加剧，久而久之，帮派间的分歧与矛盾逐渐突出，因而闽潮两帮与广帮之间存在已久的积怨终于因为一件财务贪污的事件爆发了，此事最终导致了三帮的分离。 在闽粤会馆建立之初，三帮商定轮流值年，并监管账目。也就是说，在哪一帮当政的一年里，会馆的事物都要听该帮指挥，而财务账目也是该帮掌管。在道光末年，正好是广帮恒元盛号代表广帮值年，管理账目的经手人在两帮年终交账时被发现私自挪用公款，造成亏欠公款约300两，这个人觉得脸上无光，就偷偷地跑掉了。闽潮两帮商人要求广帮的其他商号赔偿这笔公款，但广帮的商人坚决不赔，于是矛盾被激化，闽潮两帮在接管账目以后，就不再让广帮人享受值年的权利，而会馆账目也不再让广帮人查看。到光绪末年，闽潮两帮又将闽粤义冢的执照，改为闽潮义冢，并不再允许广帮人埋葬，并为此在会馆内私自设立碑碣作为纪念。在受到闽潮两帮的多年欺压后，广帮人再也受不了了，于是在广帮的首领冯商盘的带领下，将闽潮两帮告到官府。在经过三次审理后，经北京的大理寺裁定广帮胜诉，取消了闽潮义冢的执照，恢复闽粤义冢。 稿源： 北方网 编辑： 刘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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