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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天佑与宜昌的铁路情缘（上） 文|彭翔华 本文由三峡广电公众号首发 编 者 按 说到詹天佑，你一定会想到京张铁路。然而，你可能不一定知道他与宜昌的深厚渊源。百年前，詹天佑在宜昌的崇山峻岭间，依据川汉铁路的设计线路，往返奔波。而他负责修建的这段宜昌至万县的铁路正是今天宜万铁路的前身，川汉铁路最关键的一部分。虽然铁路最终未建成，在宜昌却留下珍贵的文化遗产和美好的历史记忆。适逢詹天佑逝世99周年之际，他的开创之功，还有他与宜昌的悠悠情怀，我们都不应该忘记。 作者简介 彭翔华，1954年生，中学高级教师，宜昌炎黄文化研究会第四届理事，宜昌作协会员，曾任葛洲坝三中校长、葛洲坝明珠学校党总支书记等。学术研究方向：武汉民俗文化，宜昌历史文化。出版书籍有《大城小巷》《武汉民间童谣辑注》《武汉民众乐园故事》等。主编书籍有《川汉铁路在宜昌》《初中生成长指导》等。参与编写书籍有《辛亥革命百年祭·红楼卷》《江汉地名寻踪》等。  心系宜昌，临危受命，全面启动“宜秭段”铁路建设  詹天佑是中国近代铁路工程专家，中国首位铁路总工程师，有“中国铁路之父”、“中国近代工程之父”之称。从事铁路事业三十多年，詹天佑用他的热血和生命，挺起了中国早期铁路建设的脊梁。他的爱国情怀和超人智慧，让他几乎和当时我国的每一条铁路都有不同程度的关系，如沪嘉、洛潼、津芦、萍醴、新易、潮汕、粤汉等，当然，也少不了川汉铁路。  ▲1909年12月10日，川汉铁路开工典礼时所搭建的彩棚 关于铁路建设，晚清社会有从不理解、不支持到尝试利用、经营获利，再到自办铁路的历史过程，通过声势浩大的“赎回利权”运动，中国铁路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然而，令国人始料未及的是，“不招外股，不请外人“的铁路自办模式困难重重。各省各地各自为政，各谋其利，难以统筹协调，且缺乏合格工程技术人才与经营管理人才，缺乏修路所须的巨额资金，缺乏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以致效率低下，举步维艰，难以为继。 在所有绅商自办的铁路中，川汉铁路问题最为严重。 1903年7月8日，四川总督锡良上奏朝廷，因“外人久已垂涎，群思揽办”川汉铁路，鉴于民情力主自办，奏请官设川汉铁路公司，招集华股，摒弃外资，“以辟利源而保主权”。 1904年，川汉铁路公司在成都设立，这是全国最早成立的省级铁路公司。1907年3月，川路公司由官办、官绅合办最终改为商办，定名为“商办川省川汉铁路有限公司”。改商办后，公司领导权由四川立宪派和地方绅商把持，但重大事情仍由官府掌控、决策。这些人官气十足，不知道什么叫“公司化运作”，什么叫“现代化管理”，因此，川汉铁路动议虽早，却长期停留在“纸上谈兵”阶段，迟迟未能开工。 其实，具有强烈民族自豪感和历史使命感的詹天佑早在受聘之前，就关注过这条横贯川鄂的铁路大动脉，关注过宜昌这个号称“川鄂咽喉”的峡江小城。  ▲1909年12月10日，詹天佑与川省要人及来宾合影。武汉詹天佑故居纪念馆提供 1906年8月，川汉铁路有限公司驻宜公司成立，宜昌局设立于北乡两河口,筹划宜昌至万县工段事宜，“是为宜昌川路工场发生之始”。川汉铁路公司设三个总理，北京总理统领全局，成都总理负责筹措谋划，宜昌总理管理实地勘测和施工，负责打通“瓶颈”，即川汉铁路宜万段的建设。 最早实施川汉铁路勘测选线的是陆耀庭、胡栋朝两位工程师，他俩都是留美回国的铁路专业精尖人才，但因先修成渝段还是宜万段问题发生争论，以致意见相左，各行其道，陆耀庭自宜昌起测，胡栋朝自成都起测。詹天佑闻知此事，非常不安，1906年12月5日，他在北京致函胡栋朝：“使我感到奇怪的是，使你位于此路路线的一端，而使陆先生位于另一端。在中国如此缺少本国工程师之际，为何不将你们每一个人都安置在宜昌，集中成为一股力量，以取得成功呢？”并谆谆告诫：团结是成功的秘诀。 关于川汉铁路迟迟未能开工的缘由，虽未置身其中，但詹天佑是有所耳闻，有所了解的。一方面，线路的勘测选定、资金的筹措，人员的使用等，一直都是各方利益反复争斗的焦点，难以平衡；另一方面，川路公司内部贪污盛行，挪用成风，浪费惊人，亏损严重，其中影响最坏的是铜元局挪用股款案和施典章倒款案等。四川省咨议局在《整理川汉铁路公司案》中指出：“川汉铁路于今开办，已及六年，而工尚未开者，其中原因，诚至极复杂……”。  ▲詹天佑《川汉路信底函稿》 1908年11月，复任四川总督的赵尔巽“迺请于朝“，奏任詹天佑为川汉铁路“宜(昌)万(县)段”总工程师兼驻宜会办，颜德庆为副总工程师，至此，詹天佑便与川汉铁路、与宜昌有了正式的关联，迟迟无法开工的窘境直到詹天佑受聘“宜万段”总工程师以后才有所改变，而詹天佑与宜昌那割舍不断的殷殷情结也随之腾升。 1905年至1909年，詹天佑因主持修建京张铁路而扬名海内外，这条铁路是中国人自行设计、自力修建的第一条铁路，工程之艰巨，技术之创新，都在当时世界引起震动。它能提前两年建成通车，也极大地鼓舞了詹天佑的民族自信心，他欣然言道“中国正在觉醒，已感到需要铁路。几乎在中国各地，现在都需要中国工程师，用本国的资金，修筑中国自己的铁路”。 正处在事业巅峰的詹天佑，迫切希望迎接更大的挑战，创造更大的奇迹，而川汉铁路正好为他提供了一个施展的舞台，他鼓舞振奋、踌躇满志。但是受聘之时，詹天佑正在指挥京张铁路的最后冲刺，实在分身乏术，他十分遗憾。虽未及时任职视事，但他作出了妥善明智且细致周到的安排，决定请颜德庆副总工程师先去宜昌组建队伍，主持设计，组织施工，同时也表态：“我能离开时即前往（宜昌）”。 2011年9月15日，在国家图书馆开幕的“东方的觉醒——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馆藏珍贵历史文献展”上，展出了《川汉路信底函稿》一册，约300页，系詹天佑哲嗣詹文裕捐赠。主要为詹天佑主持修筑川汉铁路期间的英文信底函稿，其中最主要的收信者为颜德庆，颜德庆原系京张路工的优秀科技人才，是詹天佑最信任、最贴近的老朋友，是代表詹天佑启动川汉铁路宜秭段开工的“开路先锋”。  ▲詹天佑《川汉路信底函稿》 从1909年4月到1912年初的几年间，詹天佑与颜德庆的书信往来十分频繁，有时甚至一日连发两三封，詹天佑借此了解川汉铁路的筹备、建设情况并给予及时而具体的指导。书信的主要内容有：关于川汉铁路宜万段沿江路线的选择，专用机车研制构想及川汉铁路山道机车选型，工程质量问题，站房、桥梁、涵洞等选址和设计施工问题、如何处理施工人员、单位和原住民的矛盾纠纷问题、中国青年铁路工程师的培养以及对清政府强行实行铁路国有政策的不满等。从这些往来书信中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有关工程的重大决策以及建设中的一些重要项目、关键环节等，都是身居北国的詹天佑亲自把关，亲自指示决断的。 关于选择宜昌码头位置，妥善处理宜昌工程基地建设问题，詹天佑高度重视，1909年4月19日，他在信中说，“所有事项中最重要的是恰当地选择一处码头，以供往来宜昌的具有通常吃水量的轮船停泊。请沿着江岸了解江底情况，以查明对码头打桩是否有限制，否则我们必须修筑堤岸，其费用相当高。请了解最高洪水位上升高度以及码头所在地的河床断面，在开始时，我们或许要使用趸船，码头长度最少需要800到1000英尺，当确定其位置后，须绘制大比例尺（1英寸——20英尺）平面图及断面图。在设计确定以后，工程要从平整土地开始，以便设置材料厂”。  ▲川汉铁路线路图：1936年6月宜昌县政府绘制的《宜昌县地图》上标注有“川汉铁路宜昌县境线路图” 川汉铁路各车站的选址和设计，詹天佑在许多信中都有提及，并有完整的意见。1910年2月23日，詹天佑给颜德庆去过一封信，信中夹有京张铁路四等车站站房的设计图纸，信上说“附上京张铁路四等车站站房蓝图，请查收。在川汉铁路使用。其高度太小了。故你如可将其加高4英尺，即自地板至天花板为16英尺，则可作为川汉铁路三等车站站房，你以为如何？”信中提及川汉铁路车站站房之修筑，建议参考京张铁路车站站房设计图，并加以改进。改进部分主要是增加高度，这是因为南方地区潮湿燥热，不似北方地区干燥通风，因此需要加大空间以适应不同的气候条件。又如1910年10月22日的信中他讲到：“第4工段，欣闻你找到了雾渡河车站站场位置，很好，这确实是对原定坡度的一项改进……第7工段，我以为，如果我们将车站设置在学堂坪则更好一些。我在你绘制的图纸上用红笔标出，可将车站的一部分设置在曲线上，这将减少一处70英尺的高桥”。 詹天佑坚持川路公司“不用外人”的既定原则，严格执行有关规定，并强调一定不让外国人承包工程。1910年11月21日，他在信中对葛绍基说：“你在汉口遇到我时，曾请求到四川川汉铁路公司任职，我告知你公司不任用外国人，你说你不是外国人，而是一名中国人，并且给我写了一份保证书，经你这样做之后，我在川汉铁路将你当做一名中国人，安排了工作。我现在通知你你是一名外国人，你的名字是格罗夫先生（Mr.Grove）。你能否解释并表明你不是一名外国人？李总理(当时川省川汉铁路公司宜昌分公司总经理)正在忧虑此事。如果你不能证明这一事，你必须立刻辞职”。 从这些我们可以体会詹天佑细致周全的工作作风和亲力亲为的实干精神以及坚韧不拔的意志品质和忠心报国的高尚情怀。
亲临宜昌，主持开工盛典；殚精竭虑、管控工程质量 1909年8月11日京张铁路建成，10月2日通车，11月初，詹天佑即开始安排南下宜昌事宜。11月27日，詹天佑从北京出发到宜昌，临行前，川路公司驻北京总理乔树枬为他送行，席间他十分感慨，修铁路是当时中国的头等大事，“路兴国才兴”。他在一封书信中写道：“修此铁路，纵有千难万难，也不会半途而废，为夷国耻笑……所幸我的生命，能化成匍匐在华夏大地上的一根铁轨，也算是我坎坷人生中的莫大幸事了”。 《宜昌记忆》征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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