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子是继孔子之后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其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贯彻好党的十九大精神， 2017海峡两岸（嘉祥）曾子思想暨礼孝文化研讨会在曾子故里嘉祥举办，海峡两岸49位专家学者参加，提交论文47篇。这些文章会陆续在此公众号发表。今天推送的是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张馨睿的论文《朱熹<孝经刊误>之缘由浅析》，共分两次推送。
二、《孝经刊误》成书的时代背景
（一）唐宋之际的疑经惑传思潮
《孝经刊误》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讲是具有一定必然性的，可以说它是唐宋之际儒学复兴、疑经惑传思潮所引起的必然结果。
唐宋之际是中国思想文化的转型时期，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儒学在这一时期自身发生了一次巨大的蜕变。儒学从以重训诂为主的汉学蜕变为一种新儒学，即以重义理解经为主的宋学，从此，宋学成为中国经学发展的新趋势。伴随这股新趋势而来的是一种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出现的怀疑与创新精神。
首开疑古风气的是唐代学者刘知几，其所创作的《史通》，是一部优秀的史学著作，同时对于经学研究也有着特殊的意义。书中的《疑古》、《惑经》两篇文字用有力的分析，明确的表达了作者疑经的学术倾向。其后，啖助、赵匡等人对《春秋》三传又曾提出批评与质疑。进入宋代，疑经惑传思潮较之唐代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北宋文学家欧阳修，曾对《易传》、《周礼》、《诗经》等典籍提出怀疑，他认为儒家典籍在流传的过程之中，历经秦火而残脱颠倒，经书很多已然真伪相杂，使人不免生疑。欧阳修的疑古言论影响颇大，促进了宋代疑经风气的形成。王安石也曾推动了疑经思潮的发展，他主持修撰的《三经新义》，对《诗》、《书》、《周礼》作出了新的训释，着重阐明经典的义理，开辟了新的学风，对中国经学的发展方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之后的邵雍、张载、“二程”皆是疑经思潮的代表人物，其中“二程”不但疑经，而且还改易经文，这也给后来的朱熹带来很大的启示。“二程”疑经易经，以义理解经，促进了新学风的转变以及新思想的产生，对后世影响重大，开启了宋儒移易经文之风气。
朱熹疑《孝经》，也曾受到胡寅、汪应辰、程可久等人的影响。朱熹在《孝经刊误》文后所作的记中称：
熹旧见衡山胡侍郎《论语说》疑《孝经》引《诗》，非经本文。初甚骇焉；徐而察之，始悟胡公之言为信，而《孝经》之可疑者不但此也。固以书质之沙随程可久丈。程答书曰：顷见玉山汪端明亦以为此书多出于后人傅会。于是乃知前辈读书精审，其论固己及此。又窃自幸有所因述，而得免于凿空妄言之罪也。[[i]]
胡寅曾就《孝经》引《诗》，而疑其非经本文。朱熹受到启发，亦疑《孝经》，同时还指出可疑之处还不止于此。通过与程可久的书信来往，朱熹得知汪应辰亦认为《孝经》多出于后人附会，这使得朱熹更加确信自己对《孝经》的怀疑。他说：“《孝经》妄意所疑，不谓汪丈亦有此说。近亦条具数处，并俟后使拜呈也。”[[ii]]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对《孝经》的怀疑过程中，并不只是朱熹一人，对于先秦古籍的疑辨是整个唐宋之际疑经惑传思潮所带来的学术风气，《孝经刊误》仅仅是这股学术风气中的一面旗帜。从这个角度看，《孝经刊误》的出现是一种学术上创新发展的必然结果。
（二）宋代的文化氛围
学术的创新来源于宽松自由的学术氛围，宋代在一定程度上营造了这种氛围，使得宋代的学术发展迎来了“春天”。
宋代经济繁荣，科技进步，教育发展，儒学复兴，文化丰富多彩，是我国封建社会里一个极为发达的时代，故陈寅恪曾有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宋代“兴文教，抑武事”，崇文抑武，建立了文官政治，对儒臣、士大夫采取尊重与宽容的态度，使得儒臣文官敢于针砭时弊，敢于向皇帝进谏，而不至于轻易获罪。“誓不杀士大夫”，这就给予了士大夫们充分的学术思想自由和文字表达自由，使得他们敢于疑经、敢于改经，敢于冲破传统经学权威的桎捁，废弃汉唐旧儒们所遵循的“师法”、“家法”，发扬自身理论思维创新的主动性，推动了宋代学术风气的转变。
在中国古代历史中，可以说宋代是士人个性伸张的最好的时代。无数的知识分子在这个学术发展的春天里积极著书立说，开坛讲学。他们不再像汉唐儒者那样小心翼翼的固守圣人的典籍注疏，他们要勇敢的直接回向三代，直接承接儒家先师的理想，以圣人的姿态和标准要求自己。正如北宋儒学家张载所说的那样，“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文学家、政治家范仲淹也曾发出可比肩于孟子的人生理想“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如此宏大的气魄，豪迈的情怀，展现的是宋朝一代思想文化中所特有的圣贤气象。
宽松自由的学术氛围，使得宋代的各种学术派别竞相争鸣，学术领域蓬勃发展，这就为像朱熹这样的儒者、士大夫提供了学术思想自由发挥的沃土。之所以能有《孝经刊误》这样独树一帜的经学著作的产生，不得不承认是宋代特有的学术环境所使然，同时这也是华夏学术造极于两宋的根本原因。
评价《孝经刊误》除了要看到朱熹疑辨《孝经》，刊改《孝经》的举措，还应该看到它的成书背景。放眼历史，《孝经刊误》的产生其源头应追溯到唐宋之际的疑经惑传思潮，《孝经刊误》是这种思潮影响下的一个必然结果。唐中叶以来，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中国儒学止步不前，唯有创新才能为儒学发展注入新的活力，疑经辨伪正是儒学能够赢得复兴的催化剂。自朱熹始，《孝经》研究又出现了新的繁荣，许多学者在朱熹《孝经》学思想的指导下对《孝经》进行了更加深入细致的分析和阐释，成果丰硕，尽管一些偏离了经学研究的正常轨道，但总体来讲，还是促进了儒家经学的发展。同时，还要注意到朱熹虽然刊改《孝经》，但是他是在保留《孝经》经文原貌的前提下进行的，朱熹把自己的修改意见附在原《孝经》文本的旁边，他只是为《孝经》的研习者提供了一种文本上的选择而已。所以，后世说朱熹妄改《孝经》经文，这样的评价实有过当。
注释：
[[i]] 《朱熹集》，卷六十六，《孝经刊误》，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10月版。
[[ii]] 《朱熹别集》，卷三，《程沙随可久》，《朱熹集》，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10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