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狷是爷们儿的美学——杨典《禁诗》阅读印象 是的,杨典是狂狷的,虽然没有魏晋士人竹林聚啸的生活,但有那种睥睨俗世红尘的精神和想像。虽然他也调侃“我这个人很懒、很狭隘”(《清酒》),但那是基于“我看森林,也大不过一点芥末”的高度和通达,因为,面对奶酪一样的人情世故,他已经冷眼看过,“今日方知我是我/以后,洒家就用一口朴刀写诗/再不管啥后生、女流与前辈/杀出一条血路,砍入境界/狂狷是爷们儿的美学”(《洒家行书》)。在杨典的辞典里,没有那些你好我好大家好的乡愿,他摒弃那种庸俗的社会哲学,而是忠实于自己的灵魂和个性,该出手时就出手,快意恩仇。因为,一切意义都有可能,革命和爱情都是容易让荷尔蒙泛滥成灾的理想,“一个流氓社会,文人最凶”(《馅饼》),而诗人追寻不是这些被打上带有神圣光环的符号,它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可能,是灵魂渴望上路的永恒状态,正如他自己所言“北回归线是我的道德底线”(《魏志蠡测》)。 一个被当代诗人忽略的词汇——想像,一个当代作品中几近绝种的品质——想像,我却在杨典的诗中读了出来。那种旁若无人、天马行空式的想像,那种“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的自信,那种“虽万千人吾往矣”的反传统、反定式,那种意象的集装箱,典故的航母,斑驳和光怪陆离的语言,让我想起了屈原,想起了李贺,想起了当下被誉为精神骑士的王小波。可以这样说,超拔的想像成就了杨典的诗歌,也成就了杨典的自信。在杨典的诗歌里,所有的意象和掌故不过是一种手段,一种道具,想像才是诗中的灵魂和血脉。杨典的许多诗歌都有注释,有些读者可能会觉得这是掉书袋,但我知道,如果没有这些注释,你就无法理解诗人想像的半径有多大,你就无法理解诗人的想像是如何超越了这个被物化的时代,思接千里,游刃有余。 大战前的紧张和凝固,杨典诗歌的写作前奏,那种令人窒息的状态,被杨典词语的狂轰乱炸掩埋了,但我知道,那种近乎空白的辽阔状态,杨典曾经有过。在那段秘密的艺术准备中,杨典发现“大雨落幽燕时:铁锅与勺二士争功/社会主义被烧得比赤壁还红/而士大夫、蝗灾与月光互不买账”(《魏志蠡测》),所以,诗人杨典,学者杨典,斗士杨典,画家杨典,琴师杨典,嬉皮士杨典,背叛者杨典,思想者杨典曾经紧张地对峙,紧张的周旋,紧张地谈判,紧张地设置障碍又紧张地厘定边界,他们无情地批判,又无间地交流,愤怒地融合,无奈地妥协,宿命地敌视,互相撕裂时的握手,握手言欢中的发飙,那种撕心裂肺的矛盾和无处不在的怀疑,挟裹着一个鲜活的肉体、一个清醒的灵魂、一处活跃的时空,在历史和当下的缝隙里奋力突围。 也许,具体到某一首,杨典的诗歌在不同的读者心中会有不同的微言大义,但就整体的峥嵘而言,杨典一直站在权力的对面,在完成解构权力的任务。他熟谙“这世界只有两种人/制度,就是骗子和傻子开会/讨论如何分配排骨”(《排骨》),他了解“中国的事,从大内到街道办事处/全都是第二十二条军规/推你下火坑是他,救你也是他/你分不清路灯、蟋蟀和居委会的关系/你的脑袋就像失控的电表”(《春捂秋冻诗》),“举孝廉,几乎等于玩蹦极”(《坐隐碁谱》),一切权力都是阴谋的操纵者,一切所谓的意义都是谎言的集散地,骨子里,诗人杨典与那种伤害公平、正义、自由的集权不共戴天,因为他精神的先人是清楚了骈拇不过是人的悬浮赘疣的庄子,他的精神故乡是功利的反面,自由的极致。 也正因如此,杨典才像那位怪诞的八大山人一样,睁着他使世界惊恐、恍然的眼睛,警惕地打量着这个由人构成又由人弄得面目全非的世界,由爱生恨,由恨生讽,用恶毒戏谑的言语扫荡一切披着羊皮的狼,扫荡伪装的权谋和以神圣之名肆虐的阉割。在“在这稀里糊涂的世界中”,诗人崇尚另一种意义上革命,那就是“颠覆你们的脂肪/哗变你们的毛发/推翻你们的乳房/打倒你们的目光”(《酒狂》)在这个过程中,杨典虽然不是典型意义上的怒目金刚,但他是犬儒主义的死对头。他是一切异化的行刑者。当然,他的武器不是刀,而是笔,而且,杨典显然不满足那种一刀下去人头落地的痛快,而是醉心行刑过程的细致,用剃须刀片一样的语言,一片片割下那些肮脏的肉,让它们重新组合,组成莲花,组成梅花,组成曼陀罗,组成罂粟,绚烂夺目,异彩纷呈,犹如波德莱尔笔下的“恶之花”。“我还认识一个学特工的和尚/他曾教我如何用筷子/杀人:即将筷子折断后/迅速插入别人的/耳朵,然后往里一拍……”(《箸学》)恐怖的手段,但因为对象的荒诞,这样的报复便成为美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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