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跃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文学遗产》杂志主编、中华文化史料学学会会长、中国现代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中国文学卷副主编及先秦卷、秦汉卷主编等。本文原载于《求索》2014年第3期，感谢作者授权本公众号推送。 摘要： 作为一部学术笔记，钱锺书先生的《管锥编》征引古今中外四千多家约上万种典籍，引书之多，超过以往同类著作。钱锺书把读书视为增长见识的一种快乐，并且还在读书的愉悦里找到发现的快乐。钱锺书非常重视传统的文献研究方法，但又不拘泥于此;在泛览博观的基础上对基本典籍的精读熟读，更应值得注意;善于运用归纳和比较的方法，由个别到一般，由局部到整体，所得结论往往具有普遍意义。钱锺书学术视野开阔，不局限于某一领域，但又有其持续关注的焦点，即心理和道术。《管锥编》与以往同类著作最大的不同，或者说最具有现代意义的地方，即是想通过自己的文学研究方式，探究人类普遍的审美心理。 《管锥编》以《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左传正义》《史记会注考证》《老子王弼注》《列子张湛注》《焦氏易林》《楚辞补注》《太平广记》《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等十部常见书作为研讨对象，短则数十字，长则几千字，发覆决疑，旁罗参证，语简事核，所到冰释，是传统意义上的学术笔记著作。如何评价这部著作的学术意义，这是本文关注的问题。 1 就体例而言，《管锥编》与传统的学术笔记没有本质区别。据统计，《管锥编》征引古今中外四千多家约上万种典籍，引书之多，应当超过以往同类著作。 往年读俞樾《茶香室丛钞》《右仙台馆丛钞》《九九销夏录》等，有一段话印象很深。俞樾说:“老怀索寞，宿疴时作，精力益衰，不能复事著述。而块然独处，又不能不以书籍自娱。”于是他以浏览典籍为乐，作了大量的读书笔记。俞樾的话引起笔者两点思考:第一，必须学会做笔记。过去，前辈学者总是要求我们做读书笔记，但是如何做，记什么，并没有现成答案，似乎也没有一定之规。中华书局编辑出版的《书品》曾载文纪念顾颉刚先生，说他每天坚持写五千字，那怕是抄录五千字也行。这话应当有依据。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90 年出版《顾颉刚读书笔记》共17 册，收录作者从1914 年起至 1980 年逝世这 60 余年所积累的笔记约六百万字。在此基础上，中华书局版又增加了早年北京大学求学时代的笔记。这些笔记，内容广泛，涵盖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宗教、思想等各个层面，涉猎之广，内容之多，叫人震撼。钱锺书先生也有这种烂笔头子的工夫。翻阅《钱锺书手稿集》，我们也不得不惊异于他的勤奋和广博。第二，从事研究，知识的积累是治学的前提和基础，但不是全部。治学还需要某种内在强大的驱动力。过去，我们总以为从事文史研究，姜是老的辣，其实未必尽然。年轻的时候，心高气盛，往往多所创造。我们看乾嘉学术，第一流的著作往往成于壮年，晚年日臻完善而已。因此，在学术面前，年轻一辈学者没有理由过于自谦。 《管锥编》论及的十部著作，笔者也曾通读过，作为论据引录的典籍，确实有很多没有读过，就读过的一小部分而言，当初也没有留下深刻印象，自然就没有办法提出问题。这叫笔者很感慨，感慨我们缺少问题意识。 2 什么是问题意识? 按照现在的理念，所谓问题，不过是选题，即别人没有说过，或者说过还可以再说的话题，可能有空隙，可以作为选题，写成论文。显然，我们是为写作论文而找问题，完全出于实用目的。 钱锺书先生不这样看。首先他把读书视为增长见识的一种快乐。他在《释文盲》中说:“在非文学书中找到有文章意味的妙句，正像整理旧衣服，忽然在夹袋里发现了用剩的钞票和角子;虽然是分内的东西，却有一种意外的喜悦。”事实也正是如此。读书的过程，就是一种审美体验的过程。陶渊明说:“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在很多出入经史的人看来，历代典籍就是我们的同类，我们的朋友。王国维说:“大抵学问常不悬目的，而自生目的。有大志者，未必成功;而慢慢努力者，反有意外之收获。”他最初喜欢创作，后来觉得文学可爱而不可信，于是转向哲学，醉心康德、叔本华，并撰写了著名的《红楼梦评论》、《屈子之精神》等经典性著作。久而久之，他又觉得哲学可信而不可爱，转向文史研究。他在《近三十年中国学问上之新发见》中自豪地宣称，二十世纪初叶是一个“发现的时代”，最重要的就是殷墟甲骨的出土，为此他撰写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被时人称为“预流”之作，被誉为近代经史第一篇大文字。此外还有汉晋木简、敦煌写经、内阁档案、外族文字，他都随兴致所之，广泛涉猎，成为“近代新史学的开山”。王国维在谈到研究经验时，曾这样说过，当我们研究一样东西感觉沉闷的时候，就应当暂时搁开，作别的工作。过一些时，再拿起来去作，就很可能会有一种新的感受、新的发现。如果钻牛角尖，走不通还要硬走，那就永远也钻不出来。鲁迅《读书杂谈》提倡这种“嗜好的读书”，就像打牌，那是一种兴趣，“他在每一叶每一叶里，都得着深厚的趣味，自然也可以扩大精神，增加知识的，但这些倒都不计及，一计及，便等于意在赢钱的博徒了，这在博徒之中，也算是下品。嗜好的读书，就如游公园似的，随随便便走，因为随随便便，所以不吃力;因为不吃力，所以会觉得有趣。如果一本书拿到手，就满心想道:我在读书了，我在用功了，那就容易疲劳，因而减掉兴味，或者变成苦事了”。而在信息化的时代，急功近利，追求时效，读书为稻粱谋，也就变成了一种苦差事。 读书所以给我们带来愉悦，还因为这里有发现的快乐。钱钟书先生又说:“好多文学研究者，对于诗文的美丑高低，竟毫无欣赏和鉴别。但是，我们只要放大眼界，就知道不值得少见多怪。看文学书而不懂鉴赏，恰等于帝皇时代，看守后宫，成日价在女人堆里厮混的偏偏是个太监，虽有机会，却无能力。”发现文学的妙境，首先要有发现美的眼光。《管锥编》论及《毛诗正义》时特别关注到孔颖达提出的诗乐本质差异的见解:“言词可以饰伪违心，而音声不容造作矫情，故言之诚伪，闻音可辨，知音乃所以知言。盖音声之作伪较言词为稍难，例如哀啼之视祭文、挽诗，其由衷立诚与否，差易辨识;孔氏所谓‘情见于声，矫亦可识’也。”然后，钱锺书先生征引《乐记》:“唯乐不可以为伪;乐者心之动也，声者乐之象也”，征引《孟子·尽心》:“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征引《吕氏春秋·音初》:“君子小人，皆形于乐，不可隐匿”，说明声音出于人心至真，入于人心至深，直捷不迂，亲切无介。钱锺书先生说，“仅据《正义》此节，中国美学史即当留片席地与孔颖达。” 这就发前人所未发，提出了一个很有价值的学术命题。刘勰《文心雕龙·书记》曾引扬雄的话:“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扬雄提出的言为心声、书为心画的观点，笔者一直奉为圭臬，现在看来扬雄的见解还有缺憾，因为他没有注意到音乐的奥妙，真正能体现心声的应当是音乐，而不是诗歌，因为诗歌可以说假话，而音乐不易作假。早年，钱锺书先生著《读〈拉奥孔〉》辨析诗歌与绘画的异同，而这篇读书笔记则讨论了诗歌与音乐的异同。中国的文学批评家总是强调音乐、舞蹈、绘画与诗歌的相通相近，而钱锺书先生则指出他们的相异相别。这种不同，不仅仅表现在形式上，更重要的是表现在抒情方式上。 这样的发现，《管锥编》中随处可见。萧统《姑洗三月启》中有“聊寄八行之书，代申千里之契”，钱锺书先生认为“旧称客套仪文之函札为八行书始见于此”。现代的年轻人已经很少知道所谓八行书的传统。钱锺书先生继续解释说:“后世信笺每纸印成八行，作书时以不留空行为敬，语意已尽，则摭扯浮词，俾能满幅。袁凯《海叟诗集》卷四《京师得家书》:‘江水一千里，家书十五行，行行无别语，只道早还乡’，历来传诵;‘一千里’自非确数，‘十五行’殆示别于虚文客套之两纸八行耳。”中国文人很重视信纸的行款、装饰，一些文人往往使用自己独有的信笺，如林琴南的山水笺、齐白石的花果笺等，刻工极精，赏心悦目。鲁迅先生写信，根据收信人远近亲疏的关系，使用纸张会有不同，称谓落款也有差异(鲁迅深知这种文人雅趣，曾与郑振铎合作印制《北平笺谱》)。现在，信纸已不十分讲究，而客套的语言、恰如其分的表达，还是有用的。我们看钱锺书先生的书信手迹，即便用的是普通白纸，文字的布局也很讲究，从开头到结尾，娓娓道来，虽多套话，亦如行云流水，非常得体。 再看奏状，古代对这种文体有严格的要求。《昭明文选》专设弹事一体，收录任昉《奏弹曹景宗》、《奏弹刘整》、沈约《奏弹王源》等。由于萧统重视文采，对这类奏状往往有所删节，后人就很难看到原始形态。唐代李善注释有所补充，日本保存的《文选集注》也收录不少佚失的资料。如沈约《奏弹王源》:“纠慝绳违，允兹简裁。源即主。臣谨案”云云，钱锺书先生汇集资料，品骘评析，推断说:“‘即主’以上犹立状，举其罪，‘谨案’以下犹拟判，定其罚;《尚书·吕刑》所谓‘词’与‘正’也。”文章的好坏决定于内容，但是必要的形式，依然是文明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诉状、奏折，其内容当然各不相同，其形式在历代也多有变化。把历代写作好经验好方法归纳起来，为今天的写作提供借鉴。这样的研究，有趣且有益。 3 钱锺书先生《谈艺录序》说:“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钱锺书先生的学术观照，视野开阔，不局限于某一领域，但又有其持续关注的焦点，即心理和道术。 所谓心理，当然不是现代心理学意义的概念，而是特指审美心理。读书的快乐，发现的快乐，无不源于这种审美心理。所谓道术，应该包含道与术两个层面，“术”是方法，“道”是终极目标。 钱锺书先生很少讨论方法问题。他在《谈教训》中说过:“我常奇怪，天下何以有这许多人，自告奋勇来做人类的义务导师，天天发表文章，教训人类。”“义正词严的叫喊，有时是文学创造力衰退的掩饰，有时是对人生绝望的恼怒，有时是改变职业的试探，有时是中年人看见旁人还是少年的忌妒。”因此，他从不以老师自居，很少为人作序，也不愿金针度人。这种态度，与现代学界大谈方法论，可谓大相径庭。 不谈方法，不等于没有方法。 首先，钱锺书先生非常重视传统的文献研究方法，但又不拘泥于此。他在《释文盲》中说:“训诂音韵是顶有用、顶有趣的学问。”有用有趣，不等于学问。紧接着他又说:“就只怕学者们的头脑还是清朝朴学时期的遗物，以为此外更无学问，或者以为研究文学不过是文字或其他的考订。”钱锺书先生论东汉戴良《失父零丁》文，可以为这段话作注脚。他从“爹”字音读入手，认为“爹”与“祸”、“我”为韵，不应读丁加反。沈涛《交翠轩笔记》卷四引《南史·梁始兴王憺传》及《广雅》，谓读大可反，或近是。《梁书·太祖五王传》“民之爹”句下，史臣已自注“徒可反”，这是“爹”字音读的最可靠的证据。传统文献学研究，往往到此为止。钱锺书先生则又进一步指出:“此文即后世之寻人招贴(wanted circular)，故于乃翁形貌之弊恶，刻划详悉，以便如索骥之按图(identikit)，犹可说也。”漫不经心的点拨，激活了文章的意味，给人无限的遐想。 其次，钱锺书先生的泛览博观是人所共知的，而他对于一些基本典籍的精读熟读，更应值得注意。《管锥编》所论的十部著作，还有《谈艺录》论及的诗文，钱锺书先生就读得非常熟。这些都是钱锺书先生作学问的基地，以此为中心，向外辐射。任何与这些典籍相关的材料，他都有兴趣，为他驱使，如穿明珠。如论《老子》“大音希声”，钱锺书先生引《庄子·天地》“无声之中，独闻和焉”、陆机《连珠》“繁会之音，生于绝弦”、马融《长笛赋》“微风纤妙，若存若亡”、“奄忽灭没，哗然复扬”、白居易《琵琶行》“此时无声胜有声”等，均承此意。不仅如此，钱锺书先生还分析了“大音”和“希声”的微妙关联:“聆乐时每有听于无声之境。乐中音声之作与止，交织辅佐，相宣互衬，寂之于音，或为先声，或为遗响，当声之无，有声之用。是以有绝响或阒响之静(empty silences)，亦有蕴响或酝响之静(peopled silences)。静故曰‘希声’，虽‘希声’而蕴响酝响，是谓‘大音’。乐止响息之时太久，则静之与声若长别远暌，疏阔遗忘，不复相关交接。《琵琶行》‘此时’二字最宜着眼，上文亦曰‘声暂歇’，正谓声与声之间隔必暂而非永，方能蓄孕‘大音’也。”这种论析，微辞奥义，颇中肯綮。 第三，善于运用归纳和比较的方法，由个别到一般，由局部到整体，所得结论往往具有普遍意义。贾谊曾孙贾捐之《弃珠崖议》中有这样一段话:“寇贼并起，军旅数发，父战死于前，子斗伤于后，女子乘亭鄣，孤儿号于道，老母寡妇，饮泣巷哭，遥设虚祭，想魂乎万里之外。”钱锺书先生指出，淮南王刘安《谏伐闽越上书》中有“亲老涕泣，孤子啼号，破家散业，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归”，可以相互参证。汉章帝《还北单于南部生口诏》:“硗桷之人，屡婴涂炭，父战于前，子死于后，弱女乘于亭鄣，孤儿号于道路，老母寡妻，设虚祭，饮泣泪，想望归魂于沙漠之表，岂不哀哉!”亦袭用贾捐之语，而末句增“望归”二字，情词凄警。由此，钱锺书先生又由陈陶《陇西行》“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深闺梦里人”、李华《古战场文》“其存其殁，将信将疑”说开去，认为“汉之一诏一议一谏，皆言居者知行者之已死，而唐之一文一诗，皆言居者不省行者之死生，即张籍《没蕃故人》所咏:‘欲祭疑君在，天涯哭此时’。知征人已死，家人之心亦死;想征人或尚生，则家人望绝还生，肠回未断，痴心起灭，妄念颠倒。”其后，他又以李白名篇《北风行》为例，说明想在一首诗中表达上述两种情境，往往费力不讨好，“非补笔不能弥缝，非曲解末由回护”，反不如杜甫《垂老别》“孰知是死别，且复伤其寒”十字。写到这里，作者意犹未尽，又举林纾所译法国描写拿破仑战役的小说、房玄龄《谏伐高丽表》、苏轼《代张方平谏用兵书》为例，印证李华、陈陶所赋咏情况，称其“皆捐之此《议》之遗响余流” 。 钱锺书先生虽然很少言及学术方法与理念问题，但从上述征引可以看出，他的研究方法还是有迹可循的，归纳起来，无外乎基于传统文献，熟读历代经典、古今中外比较，于缝罅处寻找问题等，看起来并无秘诀，“勤奋”二字足以概括。正如朱熹所说，“为学虽有聪明之资，必须做迟钝工夫，始得”。 《管锥编》价值当然不仅仅停留在“迟钝工夫”上，它与以往同类著作最大的不同，或者说最具有现代意义的地方，即《谈艺录序》中所说“东海西海，心理攸同。”钱锺书先生是想通过自己的文学研究方式，探究人类普遍的审美心理。他在《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说:“文学研究是一门严密的学问，在掌握资料时需要精细的考据，但是这种考据不是文学研究的最终目标，不能喧宾夺主、代替对作家和作品的阐明、分析和评价。”文学研究，毕竟要有一个终极目标，所谓术，亦即各种方法，都是为“道”、也就是终极目标服务的。文学的终极目标，就是直指人心。人，才是文学的中心，也应当是学术研究的中心。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钱锺书先生特别指出，中国文学有一个最基本的特点，就是把文章通盘的人化或生命化。要理解中国文学，首先要从这种审美心理开始。譬如《易·系辞》说仰观俯察，近取诸身，“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天、地、人，三位一体，贯通一气。《文心雕龙》论文学，通常以人的身体作比喻，如《风骨篇》:“词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附会篇》:“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词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颜氏家训·文章篇》也说:“文章当以理致为心肾，气调为筋骨，事义为皮肤。”总之，我们的古人，总是把文章看成自己同类的活人。文学的形式固然重要，而内在的精气神，则是支撑文学生命的核心所在。钱锺书先生的这一论断，抓住了中国文学的本质，极具启发意义。 作为一部学术笔记，《管锥编》的内容确实比较庞杂，但在字里行间又有其内在的精神脉络贯穿始终。以上所举各例，尽管论述的角度不同，材料的取舍也各有差异，而其中所浸润着的人文情怀和审美心理，则是相通的。这是我们研读《管锥编》所获得的最大教益，也应当成为我们今后研究的方向。 由于篇幅原因，注释略，请参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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