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衙役为何被归入“贱民”？

古代诸文明均有良贱制度，中国、日本、朝鲜、印度等国家都有区分良贱的历史阶段。清代作为中国古代文明的整合期与收束期，其良贱制度也走入了尾声，不过在这一时期，良贱规定方面有一些颇有意思的现象，例如在我们以印象中八面威风的衙役，竟然被归类为“贱民”，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清代县堂衙役还原图

中国古代社会有所谓良贱制度，即将所有人按职业、身份等不同因素分为良民贱民，贱民身份卑微，一般不能与良民通婚，不能参加科举考试。贱民被鄙夷的地位不仅仅体现在日常生活中，更是写入了体现统治阶级意旨的律法，在古代若干律法中，我们常常能看到将贱民“律比畜产”的说法，可见，在一些统治阶级眼中，贱民的身份和牲畜差不多，这是值得我们严肃批判的地方。

一方面，衙役属于公职“生物链”的最底层，社会地位低微，正当收入微薄，在古代社会时期又没有有力的制度措施和媒体舆论作为监督，衙役们往往使用手里微小的权力最大程度地压榨平民百姓，在乡里地方横行霸道敲诈勒索，借助手握的公权力为虎作伥。但地方官又不可能不倚重他们来做“白手套”进行种种公私活动，这就更使衙役们仗势欺人。

衙役执法模拟图

在中国古代的不少笔记小说中，我们都能够看到衙役们劣迹斑斑的记载，而衙役作为正面形象出现则十分罕见。而正因为这一职务往往有“油水”可捞，许多地方上的衙役“编制”虽然不大，实际上当值的人数却远超法定人数，这些“灰色群体”鱼肉人民，更使衙役在民间的形象不堪。

另一方面，衙役们来自于古代社会的“官奴隶”，这个群体本身就是较为低贱的阶层，至少在春秋时期，这一阶层就已经出现，在后来历代的演变流传中，官奴隶担任了官府中不少繁重低微的职务，衙役就是其中之一。衙役们任务杂冗，常常做一些吃力不讨好的事务，在上级和老百姓之间显得里外不是人。官吏们在衙役办事不力的时候，还可以任意责罚打骂，这就使得衙役的地位更显低贱。

晚清衙役照片

所幸现代社会已经从律法层面废除了良贱制度，衙役这样的社会职业也早已退出历史舞台。这无疑是现代世界的一大进步，实是生民之福祉。

参考资料：

闵冬芳：《“良贱之别”与社会演进》

赵梦琪：《清代衙役制度研究》

黄真真：《清代后期胥吏衙役权利的私下交易》

回答者：雷晓凡，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季我努学社青年会会员。

个人简介：雷晓凡，南京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方向硕士研究生，季我努学社青年会会长，季我努学社自媒体主编，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馆员。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抗日老战士口述史资料抢救整理”采访与资料整理工作。目前研究方向为民国政治史、抗战金融史。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季我努学社头条号（搜索季我努学社）及季我努学社微信公号（名称季我努学社，搜索jiwonu）季我努学社系国内著名的历史学民间学术社团，已出版中国近现代史料及研究作品逾3000万字，代表作为《美国国家档案馆馆藏中国抗战影像全集》（全30卷）、《日本远东战争罪行丛书》（第一辑5卷，第二辑已出1卷）。其创办的季我努沙龙系国内最著名的公共历史讲座。

衙役不仅在清代属“贱民”，在很多时代都属“贱民”。

这里涉及传统政治体系中的官吏矛盾。

柳宗元曾说，“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自隋代以后，政府官员多从科举出，虽唐代尚有比较明显的贵族特色，世家大族有不经科举入仕的可能，到了宋代，宰辅必从科举出，恩荫官很难超三代。从宋代到清代末期，历代高级官员出身看，超70%来自科举，可见古代中国官员选拔体制相对开放，基本做到了官无封建。

启蒙时期的伟大思想家伏尔泰曾称古代中国的政治是“虚君共和”，认为中国是由明智的官员管理的国家，当然，这是为了表达对当时法国专制制度不满而做的、不切实际的论述，但伏尔泰说：是的，中国确实有皇帝，但他们的官员却不是世袭的啊。这话在西方产生很大影响，后来西方在建设现代文官体制时，曾参照了中国的科举经验。

然而，古代中国科举是一种脱离实务的考试，学子没有实际工作经验，醉心于古代经典的解读，通过半宗教化的道德修炼与繁琐的文字训练，才有可能通过考试，成为官员。而这种官员大多不具备实际工作能力，所以在科举成功后，吏部往往要重新培训和考试，以使他们熟悉基本的法律常识和公文写作水平，但科举成功者未来有职位蹿升的可能，吏部也不敢得罪，所以这种培训与考试往往流于形式。

以后采取了翰林院的制度，科举后再进行朝考，成绩好的人成为庶吉士，留翰林院给皇帝当秘书，从而学习政治经验。明清时期，非勋贵后代能入内阁者，基本都来自庶吉士。而其他人员则分各部见习，达到一定水平后，3-5年可以转授官职。

这样的官员虽然道德尚可、有中央工作经验，但不熟悉地方实务，加上起点比较高，已无可能再去学习具体操作，所以一旦到地方任官，往往被当地老吏把持。

在传统政治管理中，吏不属于正式编制，国家亦无预算，最多管一顿午饭，收入完全靠自谋。传统县衙经费不够，必须要搞多种经营，否则难以维持，更无法从地方收税，而税收不上来，官也就当不下去，在这种牵扯下，地方官不得不依靠老吏创收。

吏创收的办法以收取门规、杂捐等为主，不仅加重百姓负担，还妨害了司法公平等，而且比较麻烦的是，官员必须在异地就职，到年头就必须调走，以防形成地方势力，而吏则不同，他们多是本地人，盘根错节，与当地劣绅相勾结，能量极大。一旦官员与老吏发生纠纷，老吏可以立刻让当地政府停转，甚至引发民变。

从根本上说，吏不符合皇帝的根本利益，但没有吏，皇权就会被架空，根本无法延伸到基层，所以明知民与官都反感吏，却又不能不依靠吏。

从历史上看，吏的能量是惊人的，刘邦、宋江等都来自吏，他们借口百姓利益，对原有管理造成了巨大震荡，所以皇权对吏非常警惕，清代有明令，各部的吏不允许使用5年以上，每年必须通报吏的名字。但各部阳奉阴违，不过是换个名字申报而已，毕竟老吏比较熟悉业务，换掉了，部门利益受损。

应该说，吏并不是天生就坏，但职业上没有发展空间，且必须食腐才能生存，必然造成人性堕落，他们是非人道制度的牺牲品，并被这个制度所鄙视。

清代明确规定，凡当小吏，三代不许科举，但执行起来并不严格，比如清代最后一位状元刘春霖，他的爷爷就是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