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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内驭外、强干弱枝（中央军集群） 中央禁卫军 一般国家总是将主要兵力部署在国家主要的战略方向，中国历代也不例外，但是另一个基本原则是在地方上部署的军队实力不应超过部署在京师地区的军队。京师地区被认为是朝廷的根本所在，是'内'；全国的其他地区都被认为是'外'，在内的军力要足以威慑外地。因此在主要战略方向部署的军队一般不应是全国军队的精锐主力。对于历代统治者来说，部署在京师地区、由朝廷直接指挥的中央军集群就好比是大树的主干，而外地战略意义再重要，相形之下仍然不过是大树的枝干。这后来被称之为'以内驭外'、'强干弱枝'的原则。 在这个原则指导下，历代朝廷直属的中央军集群的变化最为复杂。既有卫护皇宫为主的警戒部队，也有威慑各地、随时可以出动的战略机动野战军。但为防止军事政变，京师地区部署的军队一般都分成好几个集群，而各个军队集群之间也互不统辖。指挥系统极其复杂，结果往往反而导致效率低下，降低中央军的战斗力。 据说西周初年在镐京保留6个师的兵力，因中原地区可能发生的商族及其盟友的反叛，在这个战略方向的洛阳附近部署8个师。后来在镐京再组编8个师，京师地区军队远远超过外地军队。但公元前771年，西北少数民族武装打败西周军队攻入镐京，杀死周幽王。镐京地区的军队损失殆尽，继位的周平王在诸侯的支持下迁都洛阳。但在洛阳的周王朝已没有强大的军队，无法威慑诸侯。 西汉在建都长安后，在长安附近部署强大的军队。这支军队一部分驻扎在长安城南部的皇宫附近，另一部分驻扎在长安城北地区，因此分成'南军'和'北军'两大集群。后来发生朝臣诛杀掌权吕氏的政变，更证明中央军不能集中管理指挥，南北军分掌、互不统辖，有利于防止军事政变。因此以后各朝将这一制度严格化，谨慎地防止再出现周勃夺取北军、控制南军这样的政变危险。 南军也称'兵卫'，由朝廷九卿之一的'卫尉'指挥，总兵力约有上万人。负责皇宫内的警卫戒备，以及宫殿门口的出入、公文的递送，实际上是皇宫的卫戍部队。士兵号称'卫士'，从各地征发的正卒挑选出来担任。每年轮换，集结到岗服役，由丞相亲自主持迎接仪式；遣散回乡时，皇帝还要亲自来到欢送聚餐会场，以示勉励。还有一批号为'郎官'的皇帝的随从，由郎中令指挥。到西汉武帝以后，南军逐渐成为职业兵，组编有期门、羽林等禁卫军。 北军平时可视为是京师地区警备部队，战时则为战略预备队。由九卿中的'中尉'指挥，士兵主要从关中地区征发正卒，每年轮换。同时关中地区的郡县地方驻军也归中尉指挥。北军的总兵力没有明确的记载，平时员额大约是数万人。关中地区所有适役男子实际上都是北军的预备役军人，紧急情况下可以动员组编为一支大军。汉武帝后北军逐步职业军化，组编8校尉军队为职业化的常备军。 西汉的这一政策以后被历朝历代继承。京师地区总是部署精锐的职业常备军，而为防止这支军队造反，又总是将这支军队划分为几个部分，简单的就是划分为南、北军，复杂的进一步划分为不同指挥系统。如东汉在京师洛阳地区部署的军队就有宿卫军（即西汉南军，分为虎贲郎、羽林郎、羽林左右骑、卫士等，共有5000多人）、北军（分为负责京师治安的'执金吾'和屯骑、越骑、步兵、长水、射声5校尉，后者总兵力约5000人），以及部署在洛阳周围的黎阳营、雍营、长安营。这3个营分别防御洛阳以及长安方向，每营约集结1部兵力。虽然看上去东汉朝廷的中央军不多，但是在这同时，东汉朝廷裁撤了郡县的军队，'干'虽不强，但'枝'却更弱。 曹操在军阀混战中脱颖而出，建立强大的中央军集群，号为'中军'。其基础是其亲军'虎豹骑'，以后改编为武卫营，再加上中领军、中护军、中坚军、中垒军，编成5个'营'，这里的'营'是集中扎营的意思，兵力各有上万人，是曹操的主要机动突击兵力，曹魏末年已膨胀到20多万人。中军一般由中领军、中护军将军来担任战地指挥。后来司马氏集团在曹操死后逐渐取得对中军的控制，从而发动政变，推翻曹魏。 司马氏以握兵权而发动政变建立晋朝，自然害怕有人会仿效。裁撤地方军队，加强中军。中军在洛阳城内外部署的为'宿卫军'，主力为6军：中领军、中护军外，将原武卫营分为中卫左军和中卫右军，又将'骁骑将军'所领的原司马氏亲兵分为骁骑军、游击军。此外又有前、后、左、右4军（实际兵力仅千人左右）担任宫殿外的警戒。保留原来的'五校尉'，再加上新编的'翊军校尉'，一共6个营，合称'六校'，实际兵力也有几千人。289年又组建'积弩'和'积射'营。太子的东宫护卫也被扩编为前、后、左、右卫率军。在洛阳城外又部署一支'牙门军'，和宿卫军合为中军，总兵力要有十多万人，全都是精锐的职业常备军。但是部署太分散，大约36个营互不统辖，为后来分别参与皇族内乱、自相残杀打下伏笔。 十六国混战以及南北朝时期的各朝都继承曹魏的制度，军队分为中、外军，由统治者本部族人组成中军，既护卫朝廷，又是战略机动部队。中军的精锐部分组成禁卫军。如北魏以鲜卑族部落兵组编中军，编成'羽林军'、'虎贲军'，是精锐战略部队；又从拓跋部落宗族子弟精选出卫士，组编为'庶子军'和'宗子军'，作为宿卫军。中军的规模要占到北魏全国总兵力的一半左右。中军的羽林军、虎贲军部分，以及宿卫军、驻扎在京师地区的其他中军合称'台军'，由'领军将军'指挥。而部署在京师周边东、南、西、北地区的军队统由'护军将军'指挥。依然维持西汉南、北军分治体制，只是规模要大很多。西魏、北周实行府兵制度，但军队仍然按照中、外军原则部署。平时部署在关中地区的中军要占到全军的三分之二。中军主体是世兵制的府兵，另有职业兵的'禁军'担任皇宫的警卫。 唐代中、外军制度号为完备。从府兵的基本单位折冲府来说，关中地区设立了261个，占了全国643个折冲府的40%。朝廷的12卫大将军和'东宫六率'分别统领部分折冲府，互相交叉。关中地区的折冲府士兵上番到长安服役，而且在紧急情况下可以动员全部府兵参战，这样就保证了中央军集群足以对付任何外来的军事威胁。另外朝廷直接指挥的'禁军'也仿照西汉制度分为'南衙军'和'北衙军'。南衙军是指由关中地区上番的府兵组成的卫士，主要驻扎在皇宫的南面由宰相控制指挥，号为'文臣南衙'；而北衙军宰相不得过问，由皇帝直接任命武将指挥。南衙禁军随着府兵制的瓦解而消亡。北衙禁军是职业常备军，历经变化后，在平定安史之乱后正式组编为左、右羽林军，左、右龙武军，左、右神武军，号为'北衙六军'。以后又增加由太监控制的左、右神策军，左、右射生军，北衙军扩编为10军。禁军大多被控制在太监手中，尤其是神策军，其兵力一度膨胀到10多万人。最后朱温以釜底抽薪的办法将禁军全部控制到自己手中，唐皇朝也就灭亡了。 唐末五代军阀混战，所有的军阀都建立自己的亲兵队伍'牙兵'（牙即衙，指在府署护卫值勤的士兵），在自称为帝王后，亲兵成为亲军，作为中央禁军的最精锐部队。如后梁朱温建立的'厅子都'，李存勖建立的'帐前银枪都'，李嗣源的'横冲都'等等，兵员不过数千，但都是经过严格挑选的精兵。而禁军则指由其直接指挥的军队，五代小朝廷一般沿袭唐末制度，编为12军（6军再分左右）或10军。 北宋将全部野战军都组编为禁军，因此禁军不再是指中央军集群。但禁军的部署仍然是注意到'内外相制'的原则。宋太祖时22万禁军中驻扎京师地区的有一半，被宋神宗称之为'天下承平百年盖因于此'。以后宋仁宗时，尽管北方边境吃紧，京师汴梁地区部署的禁军仍然达684个指挥（营），为淮河以北全部禁军（1732个营）的三分之一。这些军队统由朝廷的殿前司、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3个衙门分别组编、指挥，互不统辖。皇帝的警卫任务由殿前司组编的'班直'卫士来承担，其编制名称与一般的禁军不同，为直、班两级，直大约相当于营，班大致相当于都。2到4班为1直，编制约相当于18个营，总兵力约有近万人（南宋定额为3600人）。但是士兵全部从禁军士兵中精选，是精锐部队。 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皇朝也按照同样的原则进行军队的组编和部署。如辽朝将本部族军编为'御帐亲军'，皇帝亲率的是'皮室军'，皇后亲率的是'属珊军'，两军总共有5万骑兵。以后两军合并，重新组编为5个军：左、右皮室军，南、北皮室军，黄皮室军。作为补充的有汉族6军。而与历代汉族皇朝另建宿卫军（北军）的情况相仿，辽朝也同时建立一支皇帝的私人宿卫军，号为'斡鲁朵（契丹语宫殿）军'。与汉族历代皇朝宿卫军不同的地方是每支斡鲁朵军只为一位皇帝服务，当皇帝死后他的那支斡鲁朵军就为他守陵或调到外地镇守，新的皇帝建立自己的斡鲁朵军。每支斡鲁朵军规模约在近万人左右，也是部族兵制。金朝京师地区有侍卫亲军，由殿前都点检指挥，约有5000人左右。同时又在京师附近地区集结精锐部队，由枢密院直接指挥。 成吉思汗在统一蒙古各部时就已经组建了一支护卫亲军'怯薛'（分班当直的意思），下分为宿卫、侍卫、环卫3队，分4班轮流值勤。卫士称'怯薛歹'，精选贵族子弟充当。至成吉思汗死时，这支军队已经膨胀为近13万人的大部队，成为大汗主要的机动突击部队。元朝建立后怯薛军继续发挥中央军作用，主要部署在大都、上都以及交通线上。忽必烈又组建枢密院指挥的'侍卫亲军'，具有汉族皇朝'南军'的性质。朝会时围绕会场警卫称'围宿军'，在祭祀仪式时称'仪仗军'，车驾巡幸称'扈从军'，看守宫殿仓库称'看守军'，夜晚巡逻京师称'巡逻军'。这支军队由3卫逐渐扩充到5卫，每卫有1万人。以后的皇帝也陆续组建类似的亲军。 明朝建立后，明太祖在南京地区部署了48个'京卫'，虽然和全国约4、500个军卫相比所占比例不算很大，但考虑到京卫实际上主要是常备军，并不象外地军卫那样要有80%—70%的士兵从事屯田生产，这支中央军集群对于外地军队还是具有压倒性的优势。由于1420年迁都北京后，京城已处于边防前线，京军实际上也成为北方边防军的战略预备队。明成祖将京卫增加到72个，而且划出26个卫作为直属皇帝的亲军。在和蒙古的长期作战中，明成祖将大部分京卫军队按战时编制组编为5大集群：中军、左掖、右掖、左哨、右哨，平时集结在北京附近，号为'五军营'。以后又以边境地区俘获的3000名战俘为核心，组建'三千营'，主要承担亲军26卫以及边防军轮换到北京服役士兵的训练。又组建使用火器为主的'神机营'。五军营、三千营、神机营号称'三大营'，由太监代表皇帝本人来担任'提督'。1449年'土木之变'，三大营在内的50万京军全部被消灭，在于谦领导下，明朝廷迅速采取补充措施。1451年重新组建10万京军，第二年扩充到15万，集结为10营，号为'团营法'。以后曾扩编到12团营，14万人。1550年重新恢复三大营，五军、神枢（原三千）、神机大营后来都以'营'为基本编制，每一大营都是10个营，各混编有战兵、车兵、城守营。这种营小于原来'团营法'每营15000人的规模，但每营也有3、4千人。京军规模仍有10多万人队。 清朝以八旗兵为战略机动部队，以集中部署为原则；而以绿营兵为警戒治安部队，以分散部署为原则。在八旗兵中又以集中部署于北京地区的所谓'禁旅八旗'为主力。禁旅八旗中又抽出部分常备军兵力，结为若干个'营'，如亲军营、骁骑营、前锋营、护军营、圆明园护军营、步军营、火器营、健锐营等，作为皇宫以及京城的警卫。每个营士兵分别从各旗、各牛录抽调而成。每个营的规模相差极大，前锋营仅1800人，一半为鸟枪兵；亲军营仅3000人左右；而骁骑营的骑兵（称马甲）将近3万人。又如护军营15000人，来自上三旗（镶黄、正黄、正白）的士兵守卫紫禁城内，下五旗的士兵守卫紫禁城外。步军营长官全称'提督九门步军巡捕五营统领'，习惯称'步军统领'、'九门提督'，既有来自八旗的21000多步军，也有绿营兵5营、8800多人。 2、'不教胡马度阴山'（北方边防军） 北方边防军 历代中原皇朝面临的主要边防问题是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冲突，而在南方地区以及沿海地区的边防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并不构成重大问题，因此历代主要是沿北方边界展开边防军队的部署。 由于受山脉地势的影响，中原皇朝如果将北方边防线推进到祁连山—阴山—燕山以北，需要防守的正面就会成倍增加，呈现出巨大的漏斗形，需要部署的军队也需要成倍增加。而这一边界处在农牧经济转换区，中原皇朝的军队很难在当地解决供给问题，只能依赖中原农业地区的支援，这又制约着部署军队的数量。不过如果中原皇朝放弃这一线，北方游牧民族军队就容易沿河西走廊，或者沿六盘山、吕梁山、太行山这些呈南北方向的山脉进军中原，或者突破燕山山口进入华北平原，大致形成实行向心突击的态势。而中原皇朝部署的军队会受到这些山脉的阻挡，难以及时横向调动进行堵截，很可能落得个被动挨打的地步。因此历史上中原皇朝总是沿这一线山脉部署重兵，如果不能维持住这一线就会陷入边防危机。 自第一个统一全中国的朝代秦朝开始，北方边防军就一直是朝廷部署军队的重点，在漫长的边防线上集结着大量的军队。公元前214年，秦始皇派遣大将蒙恬率30万大军出征匈奴，在击败匈奴后，30万大军即沿着上述那条边防线部署，修筑长城，司令部设在上郡（今陕西榆林东北）。史书上对这些军队具体部署情况记载不清。从当时征伐南方动用的50万军队相比，蒙恬率领的北方边防军数量还不算太大。 秦末农民大起义后，北方的边防线瓦解，匈奴势力得以迅速向南扩张，经常出没黄河河套地区，频频向南侵扰。有的部落游击于陕北高原，离长安城只有700里，轻骑兵奔袭一昼夜就可抵达长安城下。 原来西汉的如意算盘是在边界设立诸侯王国作为和匈奴的缓冲地带，可是没料到同姓王往往并不具备镇守边疆的威信与能力。比如公元前200年匈奴进攻代国（今河北、山西交界的太行山北部地区，都城'代'在今河北蔚县），代王刘喜弃国而逃。立刘邦另一个儿子刘如意为代王，但却不敢去就国，仍然留在长安。而异姓诸侯王在与朝廷发生矛盾后，就往往和匈奴勾结，让开道路让匈奴入侵，甚至公开投靠匈奴，为虎作伥。公元前201年韩王信被汉高祖改封到太原以北地区，国都在马邑（今山西朔州市），当年就遭到匈奴的围攻。韩王信投降匈奴，让开大路，引导匈奴进攻太原。第二年汉高祖亲自讨伐韩王信，韩王信索性逃入匈奴部落，与匈奴合军，连年侵扰内陆。公元前197年赵国（今河北南部，都城为邯郸）的丞相陈豨（xi）发动叛乱，自立为'代王'，与匈奴遥相呼应，也是靠刘邦'御驾亲征'才镇压下去。公元前195年燕王卢绾造反，与匈奴同谋，在被大将樊哙打败后也逃入匈奴。 在这样情况下西汉朝廷被迫改变策略，在以'和亲'为缓兵之计的同时，加紧向关中地区移民，增加兵源。为了加强边郡兵源，西汉还在公元前169年接受晁错的建议，征募农民往边防线一带移民，号为'移民实边'。以后规模越来越大，汉武帝时期曾征发60万人前往边境实行屯田，且耕且战。 同时将沿边各郡转变为战时体制，给予各边郡郡守军事指挥权，不仅可以指挥调动各地到边郡服役的戍卒，还有权在当地征发兵役，应付紧急情况。各郡由郡尉担任日常的军队组织训练，太守在战时为最高指挥官，有权临时决断，无须请示朝廷。尤其说太守是行政长官，还不如说是军区司令。汉文帝时云中太守魏尚平日每5天宰头牛慰劳士兵，军营市场的租税给士兵改善伙食。得到士兵爱戴。有匈奴入侵就带兵反击。后来只因为上报战功多报了6个首级，就被逮捕判刑。说明对太守的考核是以边防为主的。著名的飞将军李广在哪一个边郡出现危机时就被紧急调任，在40多年里先后担任过7个边郡的太守，威名远扬。 西汉边郡军队主要任务是防御小规模的侵扰，军队分散部署，固守据点。在边境线设候、障之类的堡垒，有候官、障尉、候长。这些据点相隔白天目视所及的距离，发现情况白天燃烟、晚上点火，传递消息。在判明匈奴的主要进攻方向后，朝廷再出动野战军。如公元前166年匈奴14万骑兵入侵，斥候到达距长安不足两百里的甘泉（今陕西淳化一带）。朝廷紧急征调军队，在长安、上郡（今陕西榆林一带）、北地郡（今甘肃庆阳一带）、陇西郡（今甘肃临洮一带）这4个地区集结，形成对陕北高原上匈奴军队的袋形半包围态势。但汉军仍然避免与匈奴大规模会战，听凭匈奴饱掠月余后退走。公元前158年匈奴再次大举入侵上郡，汉军也相应集结于长安附近的霸上、细柳、棘门，以及北地郡、飞狐口（今河北涞源一带）、句注山（今山西代县一带），防备匈奴南下或东进。但当时汉朝的经济实力还养不起这些临时征发组编的大军，匈奴退走，集结的野战军也就解散。 汉武帝亲政（公元前135年），汉朝开始转变北方边防战略。公元前134年任命李广为骁骑将军，屯兵于云中郡（今内蒙托克托）；程不识为车骑将军，屯兵于雁门郡（今山西右玉）。这两支军队堵住了匈奴沿吕梁山入侵的道路，而当匈奴向东、向南进军时，也可以从侧面打击匈奴。可能是因为后勤问题的制约，不久就撤消了这一部署。但这是在边防线上部署野战机动部队的开始。 公元前133年汉武帝接受聂壹、王恢的建议，引诱匈奴进入马邑，汉军在两侧部署了30万人，打算进行一次决战。可密谋泄露，匈奴迅速退走。从此汉朝动员并部署了大量的骑兵，在边境以野战军展开机动作战。公元前129年，在匈奴袭扰上谷（今河北怀来一带），汉军从上谷、代郡、雁门、云中4路出击。第二年匈奴2万骑兵袭扰辽西（辽宁义县一带），汉军在辽西进行牵制，主力3万骑兵从雁门、代郡迂回出击，截击匈奴后路。公元前127年，汉军再次反击，在上谷等地牵制匈奴，主力5万骑兵进行大迂回作战，一举消灭在河套地区盘踞多年的匈奴楼烦、白羊部落，收复全部河套地区。 这一仗获胜后，汉军开始发动主动进攻，公元前124年至公元前121年，每年都发起新的攻势，公元前119年更是出动了10万骑兵分两大纵队、4路深入漠北（蒙古高原大沙漠以北地区统称），击败匈奴主力，打通河西走廊，将边防线推进到祁连山、阴山以北，并开始在这一线修建长城及烽燧据点。 在边防线上长期维持如此规模的机动野战军是汉朝难以承受的财政负担，不久就只留下和原来体制一样的边郡驻守军。几年后匈奴卷土重来，攻掠设立不久的五原郡（今内蒙包头附近），杀死太守。说明边郡驻守军仍不足以抵挡匈奴。 以后汉朝每隔5、6年就征调野战军出塞，前往漠北扫荡一次。公元前110年汉武帝还曾亲自率领18万骑兵'巡边'。这样的扫荡战，战果很少，还造成几次重大损失。如公元前99年李陵步兵被全歼、李广利大军也遭围歼。但至少战场都是在边防线外，战争的主动权也在汉军手中，对匈奴造成了持久的压力，导致匈奴多次发生分裂。公元前57年匈奴分裂为5个单于部落，开始互相攻击。一批批匈奴贵族带领部落投降汉朝。公元前53年呼韩邪单于内附，要求沿汉朝边塞居住，为汉朝守边。西域诸国对于匈奴的侧击也取得很大成果。公元前36年，汉朝西域都护甘延寿，征发在西域屯田的士兵以及诸国军队，组成联军，深入匈奴右翼，围攻郅支单于的王城（今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江布尔），全歼该部匈奴。汉匈大战至此告一段落。 以后西汉一直仍然维持边郡的战时体制，只是随着边境压力的减轻，公元前54年汉朝廷下令减少20%的戍卒。公元前33年呼韩邪单于建议由内附的匈奴部落代为防守边防线。汉朝讨论时大多数朝臣都同意，只有侯应认为要'安不忘危'。汉朝决计继续维持这一体制。边境维持了几十年和平局面。到西汉末年政治腐败，尤其王莽篡汉后倒行逆施，百般侮辱匈奴族，多次要求匈奴首领改称号为'恭奴善于'。激起匈奴部落反抗。王莽集结起20多万大军征讨，又大大加剧沿边汉族人民的负担，也起兵反抗。边境局势大乱。东汉建立之初，边防线退后到陕北高原、吕梁山、太行山、燕山山口一线。不少原来建立的边郡放弃，人民迁往内陆。好在公元48年匈奴分裂，南匈奴部落内附，北匈奴远迁漠北。辽西的乌桓部落也内附。使得东汉边防危机缓解。南匈奴、乌桓为汉朝守边，汉朝巩固了阴山北的长城防线。 东汉边防军体制与西汉有所不同。西汉的将军是战时任命，战后就撤消。而东汉在公元50年设立匈奴中郎将，负责防备匈奴；不久设立护羌校尉防守青海湖一带；设西域都护、以及戊己校尉防卫西域，都是常任的边将，集中指挥边郡军队，是名副其实的军区司令。边郡太守兵权被削弱，郡都尉也被撤消（以后又陆续恢复）。边将所指挥的军队性质也与西汉不同，士兵有的是从汉族百姓或当地少数民族中征募，或者是谪戍的罪犯，都是职业兵。公元72年后汉朝恢复攻势，89年窦宪等发动远征，北匈奴势力衰落。最后有20多万人投降。 东汉在边防线设置专门军区、以职业兵守卫边防的作法为以后各代继承。北魏在经过长期战乱后重新统一北方的同时，大致沿汉长城线布防，设置军府或军镇，实行军管统治，镇将'上马管军、下马管民'，是武将兼文官，实际和西汉初年文官兼武将的制度相仿。在北魏的统治稳定后，开始将很多军镇改为州郡，但仍保留沃野（今内蒙五原北）、怀朔（今内蒙固阳北）、抚冥（今内蒙四王子旗东南）、武川（今内蒙武川西）、柔玄（今内蒙兴和北）、怀荒（今河北张北北）6个军镇，号为'六镇'，沿阴山南麓大致形成一条东西向平直的防御线，作为防御正北面柔然部落侵扰的边防军区。另外西北的防御则保留敦煌、鄯善（今青海西宁一带）、薄骨律（今宁夏银川）等军镇。各镇设置镇都大将（镇主）为最高指挥官，镇下要地设置据点'戍'，由'戍主'指挥，往往兼地方的太守。'六镇'军人原来都是鲜卑部族兵，地位很高，但随着鲜卑族的两极分化，军官成为贵族，而士兵地位下降。自北魏孝文帝改革后，北魏鲜卑贵族迁往洛阳；镇兵则大量加入很多各族战俘以及罪犯，都被划为'营户'，世袭为兵，处于贱民地位。这种地位的反差成为后来六镇发动叛乱的导火索。 唐朝建立起空前强大的帝国，唐太宗时将全国划分为41个军区，各设置都督府，主管军事，和358个州的民政系统重叠。边防线设置了6个大军区，其中5个在北方，各设置'都护府'，统管军区内军民事务。从西而东分别为：安西都护府，设在龟兹（今新疆库车），镇守天山南部及以西地区，以下设置龟兹、于阗、疏勒、焉耆4镇为军分区；北庭都护府，设在庭州（今乌鲁木齐市），统领天山以北16个府、州；安北都护府，设在金山（蒙古科布多），下辖6部都督府，统辖广大漠北地区；单于都护府，设在云中（今山西大同），下辖3个都督府、14个州，统辖漠南地区；安东都护府，原来设置于朝鲜半岛，后来内迁到辽东（今辽宁辽阳）。南方设置安南都护府，设于交州（越南河内）。 都护府的军队大多征发当地各民族组编而成，仅在大战争情况下才由朝廷派兵。由于距离遥远，都护府有相当的自主权力，自行因地制宜组编边防军部队，一般以地名称呼，大的称某某军，小的称某某守捉、某某镇。 唐朝建国百年之后，契丹、奚等逐渐在北方兴起，吐蕃也从西向东扩展势力。唐玄宗时期重新部署边防，先是在北方设置左、中、右3大军区，各设大总管府，增加部署兵力。 以后在沿边都护府和原来的行政监察区'道'的基础上，将沿边的'道'组编为军区，设置'节度使'，作为皇帝的代表，执掌军政全权。北方设置8个节度使：原来的安西都护改为安西节度使，仍统4镇，常备军约2.5万人；北庭都护改为北庭节度使，统天山北路，2万人；河西节度使，设在凉州（今甘肃武威），防御河西走廊，隔断吐蕃和突厥，下辖8军、3守捉，有7.3万人；陇右节度使，设在鄯州（今青海乐都），防御吐蕃，下辖10军，7.5万人；朔方节度使，设在灵州（今宁夏灵武），下辖原来安北、单于2都护和3军、3城、3州，有6.47万人；河东节度使与朔方节度使并列，防备正北方向，设在太原，有5.5万人；范阳节度使，设在幽州（今北京），防御燕山山脉正北方向，下辖9军、9州，有9.14万人；平卢节度使，设在营州（今辽宁朝阳），下辖2军，以及原来的安东都护府，有3.75万人。西南地区设剑南节度使，防御吐蕃，有6军13州，3万多军队。 由于府兵制瓦解，为解决兵源，允许节度使就地征募组军。原来的都护出镇挂帅，回朝执政，到此时节度使大多为少数民族将领，长期任职。职业将领率领职业士兵，仅北方边防军就已超过了40万人，实力大于朝廷中央军集群。导致后来'安史之乱'的发生。 唐末藩镇之祸给宋朝统治者留下了太深的印象。因此北宋无所谓边防军，一律由中央派遣禁军轮流到边防镇守，而且为防止武将擅权，改派文臣挂经略使之类的头衔担任总指挥，武将不得掌握全局。北宋已丧失燕山山脉屏障，北方边界无险可守，只能以野战军机动防御，但这样的体制下，军队部署和调遣难以实现机动灵活，在面对辽、西夏的骑兵机动部队时，处处被动，处处挨打。 有的少数民族皇朝在入主中原后也遇到需要在北方边境布防的问题。比如女真族建立的金朝在入主中原几十年后，北方蒙古势力兴起，金朝被迫组建向北、向南两大战略方向的边防军，1161年后分别在泰州（今吉林乾安）、恒州（今内蒙正蓝旗）、丰州（今内蒙呼和浩特东）设置'招讨使'，统辖北部边境线上的军民。组建的边防军绝大多数是被金朝降伏的各部族军，甚至东北招讨使还有奴隶组成的'驱军'。 明朝建国后长期与蒙古各部落处在战争状态，经徐达等几次征战，北方边防线稳定于燕山北麓至阴山南麓，沿线从东往西设置军事据点，其中最重要的是辽阳卫、大宁卫（今辽宁宁城西）、开平卫（今内蒙多伦北）、大同卫、东胜卫（内蒙托克托）。这些据点一般有左、右两卫兵力，是防线上的核心据点。明初还曾企图以藩王镇守边境，北方自东而西封有宁王（即原大宁卫）、燕王（北平，今北京）、谷王（宣府，今河北宣化）、代王（大同）、晋王（太原）、秦王（西安）、庆王（宁夏，今银川）、肃王（甘州，今甘肃张掖）8位藩王，都配备了3卫军队为王府护卫，而且还有指挥驻军的兵权。其中燕王朱棣军事实力最强，北平一带部署有16个卫的兵力，而且还因在1390年征伐蒙古的战争中获得胜利，得以将超过万名投降的蒙古骑兵编入自己的军队。成为后来发动'靖难之役'的资本。 1402年朱棣在经过残酷的内战登上皇位后，迅速开始削减藩王的护卫兵力。在5次劳而无功的'御驾亲征'漠北的同时，明成祖改变边防战略，划定北方边防线沿大兴安岭、燕山、太行山、吕梁山口、经陕北高原沿祁连山北麓向西延伸至嘉峪关，沿线陆续修建'边墙'（习称明长城）。并在边墙一带陆续设置军镇，号为'九边'，即辽东、宣府、大同、延绥（榆林）、宁夏、甘肃、蓟州7个军镇，再加上靠近边境的太原与固原卫也称之为镇。明初原来设置的边卫都撤至长城以内，成为守卫长城的驻防军。长城外的防御依靠内附的蒙古部落。比如原来的大宁卫就移交给蒙古族的兀良哈部落，号为朵颜、福馀、泰宁三卫。后来将长城外各少数民族部落统辖于'奴儿干都司'之下，给各部族以'卫'的番号，共有384卫之多。如后来建立清朝的女真部落就曾被编为'建州卫'。 九边军镇各设置总兵，重要战略方向在几个总兵上设总制、总督。如'三边总制'统辖延绥、甘肃、宁夏3镇；蓟辽、宣大总督各统辖2镇等等。总制、总督有一定的临时处断权力，但和唐代节度使不同，九镇只是军区，没有干涉民政的权力。 原来明初的边卫士兵都是土著兵以及充军的罪犯，有战事情况下征调其他卫军，号为'客兵'。永乐年间，开始规定由内陆军卫士兵轮流戍边，谓之'边班'。以后逃亡日甚，逐渐改为招募，兵员数额也逐渐减少。明初仅宣府一镇就有将近10万官兵。百年后官兵实有数6.69万，其中一半是招募的。 按照制度，各镇总兵官、总镇军统领正兵，副总兵分领3000为奇兵，又设游击分领3000兵员'往来防御为游兵'，参将分守镇各路东西策应为援兵。边防线上营、堡、墩、台都依据要紧程度部署士兵。平时应时常组织出塞巡逻侦察，清理道路，修建工事。但是到后来制度废弛，军纪涣散，战斗力极差。 尽管明代修建的砖石长城是历代最牢固的，部署的边防军也达到了数十万人，并且还装备了当时最先进的火器，但是这条边防线却是历史上最不堪一击的。蒙古部落及后来的满清都曾多次穿越这条防线，直逼北京城下，形成历代罕见的'边患'长期困扰局面。 满清皇朝是在统一蒙古各部后入主中原的，在很长的时间里，北方边境太平无事，清朝廷因此并没有在北方边境部署大量的边防军队。只是在与俄罗斯、西北一些少数民族发生冲突与战争时，临时组建野战军出击，集中兵力解决边境问题。仅在新疆地区驻扎了较多的边防军队。 3、点线结合（地方警戒军） 地方警戒军 中国历代疆域广阔，每个朝代都难以在全国各地设防。历代为警戒各地，总是沿着主要的交通线，以及一些重要的地点部署军队，点、线结合，来控制全局。正如上文已经提到的，历代统治者在建立统治之初总是力图缩减地方军队，防止尾大不掉情况发生；可是到了朝代中期以后，社会矛盾趋于激烈，各地镇压力量不足，朝廷又会被迫允许各地自行组建军队维持治安；结果是地方军队逐渐强大，成为野心家改朝换代的工具。这种现象在各代重复发生。 秦汉时期在各郡设郡尉、在各县设县尉，主管军队的动员、训练，以及地方的治安。适役人员不仅要到朝廷、野战军以及边防军去服正卒和戍卒各一年，其他时间还会被轮流征发，在本地服役。各郡县都保留有相当的军队数额，防备反叛动乱。地方军另一任务是充当现代警察的职务，在本地巡逻，维持治安。当时沿交通线路，每10里设有'亭'（亭原来是指供了望的楼阁），相当于现代的派出所，直属于县尉。亭有了望的楼阁，以及一些可供来往的公务人员休息的房屋，组成独立院落。亭有亭长，下有亭卒，以及负责内勤的'亭父'。汉高祖刘邦在造反前就是家乡沛县泗水亭长。 东汉初期裁撤了郡县的地方军编制，改在一些重要地点部署中央派出的野战军，数量不一，按照部署地点称之为'某某营'，如为镇压'南蛮'，在象林（今越南顺化）设'象林营'；为防备西羌部族，在西北各郡部署了上千个军事据点'坞'。但至东汉末年，各地战乱频发，朝廷无兵可派，结果被迫允许原来的监察区'州'的长官'刺史'有权组建地方军队。在黄巾大起义爆发后，各州刺史割据一方，拥兵自重，导致全面混战。 西晋重新实现统一后，为防止东汉末年以来的地方割据现象重新发生，索性明确将所有的州郡兵一律裁撤，只留下50—100名警察性质的'武吏'；而代之以皇族为首的500多个诸侯国的军队镇守各地。这样做的结果是导致皇族大规模内战'八王之乱'。偏安江南的东晋以及后来的南朝，改以各地遍设都督，领州郡兵，同样也难以避免地方军阀的混战。 唐朝统一全国后，将府兵制推行到各地，各地的折冲府既是组编训练军队的机构，也是地方的驻军。从折冲府的设置来看，其主要的地方军集结在黄河流域，按照唐初监察区'道'来划分，江淮地区的淮南道仅有10个折冲府，广大的江南地区仅有5个折冲府，岭南道仅设6个折冲府。显然地方军的部署是重北轻南，表明北方是唐朝的主要战略方向。755年发生的'安史之乱'，这一严重的叛乱尚未平定，762年江南又发生袁晁领导的反唐大起义。唐朝廷算是吸取教训，在平叛的同时，陆续将北方边防军区分割缩小；同时又开始在南方地区设置节度使，允许节度使在当地组编军队，形成新的军区，以支援朝廷平叛，并弹压本地民众。各地地方军逐渐形成势力，开始对日益衰落的朝廷中央军集群占有优势，中国再次出现东汉末年那样的割据局面。 宋朝建立统治后，当务之急是要结束唐末以来的藩镇割据状态。因此宋太祖定策，将各地健壮有力的士兵全部集中到中央，编成'禁军'；而将淘汰下来的疲顽之徒组编为镇守各地的'厢军'，由此将中央军与地方军完全分开。宋朝的制度很明确：禁军是中央军，也是战略机动野战军，部署在各要害地区；而厢军只是地方治安军，一般不用以作战，分散部署在各州县。厢军的编制和禁军一样以营（指挥）为单位，营以上设有军的编制，但实际上受本州政府直接指挥。实际上厢军还广泛用于各类官府的劳役，比如筑城、运输、挖河、垦荒等等。厢军的士兵不仅来自于因身体等条件被淘汰下来的被招募的士兵，而且更主要的来源是被判处徒、流刑罚的罪犯。各州都设'牢城指挥'的厢军编制，一般员额为几百人，罪犯士兵白天劳役，晚上收监。另外在各地交通要道还设置巡检司，征发百姓担任'弓手'，负担巡逻盘查，维持治安。 宋代虽然'积贫积弱'、'冗官冗兵'，但是确实没有发生象东汉以及唐代末年那样的军阀割据局面。因此这套将中央军、野战军和地方军完全分开的制度被认为有效，而被后世统治者继承。北方的辽朝将全国15岁以上、50岁以下的男子都划为'五京乡丁'的军籍，定期轮换征发作为五京（上京，今内蒙通辽；东京，今辽宁辽阳；中京，今河北平泉；西京，今山西大同；南京，今北京）以及全国各州地方军，承担治安巡逻和官府劳役，据说总数达到110万多人。金朝也在全国各要地设置了80多个'总管府'、节镇、防御州，部署地方驻屯军，而其余的州府只有治安军。 元代由于没有北方边防压力，主要军力用于维持内陆的统治秩序，不再严格区分中央军、机动野战军和地方军。部署在地方的野战军（号为镇戍军）相当多。后人估计元代部署在北京地区的中央军集群总数约有25万人，而又沿长江线部署了25万野战军，在其他一些重要的战略要地部署的军队总数也约有10万。在普通的地方州府并不部署军队，仅设巡检司，征发当地百姓充当弓兵，担任巡逻治安。 明初沿袭了元代的制度，在各战略要地设置卫所，部署军队。在内陆基本的部署是沿长江、运河、沿海、沅水一线展开，并在各交通要道、战略要地也设置卫所。而在其余的府州县并不部署军队。在明朝建国约百年后，逐渐感受到治安的压力，要求在各地有一定的武装力量。上文已经提到，1489年的'佥民壮法'，要求各府州县都从民间征发带有民兵性质的'民壮'，加以一定训练后，作为维持地方治安的武装，但只是由当地政府指挥，并不纳入军队体系。1543年重新明确民壮的数额：大州大县1000名，普通州县700名，小州小县500名。仍然只是武装警察的性质，与当地的驻军没有任何指挥上的联系。 明末发生空前规模的农民大起义，而且起义军往往采取流动作战方式，奔袭没有朝廷正规驻军的地方，当尾追不舍的明朝廷野战军被逐渐拖垮后再进行会战，打败官军。后来乘机入主中原的清朝统治者认真吸取了这个教训，再次将军队明确区分为中央军、机动野战军，以及地方军两大类。赋予中央军、机动野战军任务的当然是清朝统治者嫡系的八旗军队，以集中部署为原则，除集中于北京地区的'禁旅八旗'近20万人以外，在各地的'驻防八旗'总数也有10万之多。这些驻防八旗军队主要沿原明长城、黄河、长江、运河、东南沿海这5条路线，集中部署在各重点城市。长城线以绥远、宁夏为两大枢纽，各设将军（都统），具有监视、威慑蒙古各部的战略意图。黄河线以西安为战略重点，设将军，并驻防八旗近万，具有西北方向战略后备集群的意义。长江线具有监视长江流域广大地区的战略目的，在江宁（今南京）、荆州两地驻防的八旗兵总数超过万人，各设置将军，作为两大战略枢纽。运河线是朝廷的主要的供应线，元明时代已是驻防重点，但清朝所部署的兵力并不很多，仅在杭州设将军，部署3000驻防八旗。东南沿海线在广州、福州各设将军，并授命得以节制两地水师，是水陆两军总指挥。不过部署的八旗兵力不多，两地各有几千人，总兵力没有长江线部署的八旗多。明显表现出驻防八旗的主要目的是镇压内陆有可能发生的反清暴动。 按照清朝统治者的设想，驻防八旗应成为各地机动野战军，而对于面上的控制依靠为数众多、但分散驻守的绿营兵。全国绿营兵的总兵力长期维持在60万人左右，全部分散驻守在各个州县，平均每一两个州县就有1个营的绿营驻军，营以下又分汛防守，通常全营分散到十多个塘汛，只能起到对付治安案件的警察作用，遇到大规模的骚乱，就要报请上级，调动集中掌握在总兵、提督的'协'，或本省巡抚，总督处的'标'那几个营。协、标也只有两三个营的兵力，和驻防八旗相比，也形成不了太大的威胁。在发生大规模地方骚动的情况下，假设地方绿营兵不足以应付时，给予决定性打击的力量可以来自驻防八旗。但是这一战略构想在清初不久就显示出其脆弱性，八旗兵战斗力随着进城享乐而迅速降低，根本就实现不了预想的机动野战军作用，能应付防守驻防城市已属不易。最后只能依靠从各地抽调绿营兵来临时组编野战军。这样就不可避免的带来反应时间太慢、临时组编的军队战斗力不强，尤其是被抽调的地方军队实力薄弱、容易成为内陆起义军下一轮作战目标的致命弱点。在清初应付边境问题时，这一弱点还不至于导致全面的失败，但到清中期镇压白莲教起义时，这一弱点已是暴露无疑。 根据茅海建《天朝的崩溃》一书的研究，在1841年鸦片战争爆发后，清朝廷先后从内陆各省抽调绿营兵来组成与英军作战的机动部队，前后总共抽调了19拨，总兵力约5.1万人，每拨援军到达前线至少也要1个月，最远的3个月才赶到。为了这些调动开拔朝廷花去的经费达到2500万两银子，比英方跨半个地球来中国作战的费用（直接战费约合900万两银子）要多了近两倍。可见清朝的这种地方军体制根本就无法应付大规模的战争。在10年后爆发的太平天国战争中，清朝原有的军事体制全面崩溃，又回到历代末期的惯常的做法，要求各地自行组建'勇营'军队来扑灭农民起义烈火。而著名的湘、淮等军系也以此而登上历史舞台，在逐一击败各地反清武装的同时，也逐渐发展为强大的政治势力，威胁到清朝的统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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