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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晓阳 1920年2月，在慕尼黑展开了一场哲学史上极有价值的思想交锋。其中一方为当时的学院大师马克斯·韦伯，台下坐着无数韦伯的狂热拥趸。另一方的气势明显低落许多，一位寂寂无名的中学教师，只写出一本被指出许多谬误的历史哲学著作。面对韦伯咄咄逼人的攻势，中学教师毫无还手之力。韦伯以一个刻薄的比喻来嘲讽该人提出的哲学理论，“我从窗口看到外面，一边说'现在阳光灿烂！’一边对虔诚的信徒宣告，'诸位，请确信未来某个时候会下雨吧！’” “学术革命”的两位领头人针锋相对，韦伯代表着理性和科学的分析，斯宾格勒则代表着直观、诗性的体验，这可以算作斯宾格勒在学术界的首次公开亮相，当然显得有些低落，不过正好符合他的一贯风格。因此，他并不以为然，继续深居简出，近乎与世隔绝地完成了著作的上下两卷。直到历史观相学和文化形态学成为哲学专业不可避开的两大概念，人们才察觉到斯宾格勒和著作《西方的没落》的重要意义。 诗性是阅读斯宾格勒最直观的感受，区别于德国哲学惯常的深奥晦涩、佶屈聱牙，《西方的没落》如同散文一般飘洒写意，从古希腊神话到中国文化百家，均做到信手拈来、纵横开阖，许多词句犹如经典的德式饶舌，婉转流畅却又能口齿留香。斯宾格勒正是以此书面形式来区别于“旧时代”理性冷静的观察方式，反抗达尔文主义的“古代、中古、近代”三步模式，跟随着他的推演，各种文化之美依次在脑海中闪现、回味，如同一趟富有节奏感的美学旅程，确实能比理性逻辑推演有更优的体验。 斯宾格勒强调“以内心的慧眼去透视生命涌流的本质”，他并不认可将全人类的过往岁月都当成一个固定整体的“通史”观点，他认为那就像将不同的物种囊括起来，笼统地赋以某个标签或概念。通过旁征博引的历史故事和文化现象，他试图论证不同地域、不同阶段的文化都有着各自独立的形态，是一个可以自动生长和消失的“有机体”，有着宿命一般的萌芽、生长与衰落全过程。而整个发展变化过程，形成了河川一般的流淌与循环。 这便是斯宾格勒通过《西方的没落》建立的“比较文化形态学”，也是他的哲学和历史观点中最核心的部分。在此基础上，他建立和区分出了八大文化形态，特别论及古典文化（阿波罗文化）、阿拉伯文化（麻葛文化）和西方文化（浮士德文化）。每种文化形态的精神内核、呈现途径和发展脉络都大相径庭。在此基础上，他以颇为恢宏洒脱的方式，点出了各种文化形态中的原始象征和生命历程，每种文化发展经历的“前文化”、“文化或高级文化”和“文明”三大阶段，“西方的没落”也因此成为斯宾格勒的产权性标识。 然而，“没落”二字如此悲观而刺目，以至于斯宾格勒很快被贴上了“历史悲观论者”的标签。他在写下书名时是否有刻意哗众的意图，如今已不可考，但是以肤浅的字面含义来理解此哲学论调显然不够全面。斯宾格勒的真实目的，绝非要为西方文化唱上一曲悲观宿命的挽歌，或是做作地厚此薄彼、标新立异。当读者跟随着他经历了恢宏的数百页阐释，便能理解他口中的“没落”是针对已出现或将会出现的所有文化形态，是“有机体”必然会经历的生命阶段，如同人类必须面对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他更想以此向世人强调以流动的方式理解历史意义，潜入时代洪流的底部，去感受社会和文化变幻发展的独特脉动，并且对每种文化的个性有着“感同身受”的体验，而这正是斯宾格勒进行历史“观相”的前提要件。 尽管受个人知识架构所限，在论述中仍然以西方文化为主，但文化形态学已经从根本上击破了“西方中心论”的传统历史观，这显然刺痛了以韦伯为代表的正统历史学界的神经。从希罗多德、塔西佗、爱德华·吉本等一路传承下来的历史研究方法，皆是将人类作为一个整体，以统一的视角观察和理解不同地域和民族的社会发展与文化演变。斯宾格勒则将这种“西欧中心论”的世界史观称之为“历史的托勒密体系”。因此《西方的没落》第一卷刚面世便受到历史学界的大量攻击，火力最集中的点莫过于书中不少的史实漏误硬伤。 这些史实漏误客观存在，至今也留存于该书的各种译本中，成为影响阅读观感，破坏论证严谨性的因素。然而，抓住这些疏漏不放的抨击态度，事实上也揭示了当时的史学界并不愿意正视斯宾格勒所提出的新史观。以“有机体”、“文化形态”、“集体类比”三个概念建立起来的“历史形态学”，并非要在具体的历史事件中辨清真相，而是要像体验一段生命那样，在历史的流动中，把握每个地域文明的鲜明个性和生命周期，以此来把握每种文化形态的规律，理解它从萌芽到衰落的全过程。他提出“西方文化必然没落”的结论也正是建立在这样的逻辑前提下。 与同时代弗洛伊德和海德格尔对后世的影响相似，多年之后从黄仁宇的“大历史观”到《人类简史》《未来简史》，再到彼得·弗兰科潘的《丝绸之路》，其实都能看到斯宾格勒“历史形态学”的线索，这种对历史进行流动叙事的偏感性把握，早已受到越来越多的史学家青睐。 作为普通读者，不妨抛开理论上的过多解读，只需要迈开阅读的步伐，以轻松和享受的心情，让斯宾格勒如同一位文化导游那样，掠过不同的国度、民族、地域和时期的文化风景，过程中可能会为自己的匮乏感到汗颜，但知识储备比不过哲学家也不算啥，体验和欣赏的过程本身已经足够美好。 当然，斯宾格勒的历史文化观只是为学界提供了另一种探究和推演的方式，抛开其引据本身的谬误不说，即便在论证过程中，他也并没有自己所理解的那样“前卫”。他在提及尼采等人时，多次将尼采归类于“十九世纪”。但随着阅读加深，我们越发理解尼采及其“上帝已死”的论述，对二十世纪的重要作用，尼采如同站在门槛回望十九世纪的巨人；而斯宾格勒则是站在十九世纪远眺未来。不同的面向均呈现在读者面前，去向则各自取舍，正如书中所说：“愿意的人，命运领着走；不愿意的人，命运拖着走。” 《西方的没落》 [德]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 著 齐世荣 等 译 群言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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