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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邓晓芒基于正位论（Topics）梳理学科分类体系时指出，“回到科学本来的基地上去追溯一切人类知识的发源地……一切科学归根结底都是‘人学’。数学和自然科学都是‘人为自然界立法’，所以科学是什么的问题最后归结为‘人是什么’的问题。”。 基于邓晓芒的论述，他由此得出结论，不是自然科学为人文科学奠定基础，而恰好是人文科学为自然科学奠定基础。心理学，“作为游走在小科学与大科学之间的一种中间学科，既是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桥梁，也是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桥梁，这取决于心理学讨论的是生理学还是社会与文化心理学”。[1] 依照邓晓芒的学科分类体系，结合心理学科在风险感知研究中的演进发展能够观察到，这个过程同时印证了整个风险感知跨学科研究范式的变迁。最早的跨学科研究能够追溯至“行为经济学”的诞生，理查德·塞勒（RichardThaler）在1980年关于“顾客选择的积极理论”是行为经济学的奠基之作[2]，开心理学在经济学领域中应用之先河，此后，风险感知研究逐渐通过经济领域的作用，迈向公共事务与政策领域。 除塞勒以外，在风险领域提出具有代表性理论的学者包括：以美国为主阵地的斯洛维克（Slovic）、菲施霍夫(Fischhoff)、卡内曼(Kahneman)、桑斯坦因（Cass Sunstein）、特沃斯基(Tversky)、卡斯帕森(Kasperson)等；以欧洲为主阵地的皮谨（Pidgeon）、雷恩、泰勒-古庇、金、博格斯（Burgess）等，他们的风险感知研究均跨越心理学、社会学、政策科学等学科，而这些学者共同具有的心理学背景，也是支持本文论点的重要方面。 在此过程中，心理学对于风险感知跨文化研究的主要贡献体现在一下三个层面：心理学与各学科的互动，心理学反思性的发展，以及中间学科属性的桥梁作用。 这也是今天论述的主要议题。 各学科与心理学的互动 不断拓展风险感知的建构属性 依据斯洛维克关于风险感知研究的三阶段说，各学科与心理学的互动基本可以概括如下： 第一阶段，风险感知的理性决策阶段。 亦为风险（感知）研究初期，工程技术、经济学与心理学互动，基于“理性人”的假设开展量化分析研究，斯洛维克、菲施霍夫、塞勒均为此阶段的代表性研究者； 第二阶段，风险感知的非理性决策阶段。 经济学与心理学的深入互动催生“行为经济学”，在与政策科学、社会学的互动之下挖掘客观风险之外的建构属性，颇具代表性的研究包括人类认知与决策过程中的犯错行为，人类直觉系统的决策特征，人类思维两个系统学说。代表性研究者包括卡内曼、特沃斯基、桑斯坦因等； 第三阶段，人类学、社会学与心理学互动，开启了文化风险感知阶段。 以雷恩、卡斯帕森、泰勒-古庇、金、博格斯等欧洲学者为主，而卡斯帕森、雷恩与跨越各个阶段的心理学家斯洛维克提出了至今仍为风险感知界普遍应用的“风险放大理论”。 风险感知在各学科的横向互动之中逐层深入，从实验室迈向现实生活，从学科内理论发展为学科间理论，不断拓展其理论解释力及适用空间。 心理学反思性的发展 推动风险感知的范式变迁 采用不同路径研究风险的心理学家之间的学术碰撞交织出风险感知领域更大的理论空间，同行的评议与观点批判最大程度上促进了心理学家自身的反省，实现了学科内部反思性的发展。 较为重要的碰撞包括：卡汗(Kahan)与斯洛维克[3]从文化角度系统批判了桑斯坦因提出的关于的非理性决策模型，认为文化是社会对风险的争论中最为重要的因素，文化赋予的价值观念与风险事件（例如环境制度、控枪及吸毒犯罪）的后果直接相关，这种价值观塑造了人们对于“好社会”的图景并决定了他们以何种方式应对现实，包括以何种方式应对（信任或抵制）风险政策。 与此同时，“文化式认知”被应用于风险领域，该提法囊括了风险感知的理性与非理性属性，在文化视角中，两种感知方式以不同形式共存，因为人们对于风险事件的感知取决于其对该事件所持有的迥异的价值取向。 中间科学的属性 实现跨学科与范式变迁的统一 以往谈论风险感知研究范式，国内许多学者将学科等同于研究范式，将研究范式间的不同意见归结于工程技术、经济学、社会学与心理学之间的学科之争，同时将量化分析范式与社会文化范式作为剑拔弩张的两个方面，本文持不同意见。 从心理学视角来看，由于心理学家们自省式地研究与发展，风险感知研究范式变迁过程并非如以往学术变革一般充满争议与张力。 结合上述邓晓芒的学科分类体系，以基本理论取向为主要线索来看，心理学同时贯穿于量化分析范式与社会文化范式，前者属于自然科学的生理（认知实验）心理学范畴，后者则属于人文科学的社会与文化心理学范畴。 因此，在心理学的桥梁作用下，风险感知研究平稳地实现了其跨学科与范式变迁的统一。（未完待续） 原文出版信息 方曼. 风险感知跨学科研究理论进展与范式变迁——基于心理学视域的解读与启示.国外理论动态,2017,6,118-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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