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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月庵是著名的书人，他写过一系列跟书有关的著述，比如《书人行脚 》《我书》《生涯一蠹鱼》《天上大风：生涯饿蠹鱼笔记》《蠹鱼头的旧书店地图》等等。以今人的归类法，这些书都属于书话范畴，而写书话之人往往是资深的藏书者，然而业界大多数人都说傅月庵并不藏书，他只是读书。据说他读过的书用不了多久就处理掉，为此我傻认真地向他证实过此事，他依然憨厚地笑笑说，哪有这么绝对。虽然他也说自己家中之书确实够不上藏书的范畴，因为那都是他为了读而买者。 其实天下没有不读书的藏书家，我承认这句话说得并不客观，凡事都有例外，世界这么大总会有只藏不读之人。而此文不是讨论这个话题的地方，我更为好奇者乃是傅月庵以读为主的收藏，何以能将爱书人的心态描绘得如此入木三分。有一次我忍不住真的直问他此事，他只是谦逊地说，因为自己没钱，如果有钱的话，谁不愿意拿到几本难得一见的珍本。但我觉得，他的这几句话更多者是为了给我以安慰，因为他几次来到我的书房，以他的聪慧肯定知道我属于典型的“胸中书少架上多”。 牌记印在了万年红纸上，一看就是南方的书 真蠹鱼的成就 我与傅月庵先生相识于2003年，为什么能确切地说出这个时段？其实也没啥理由，我根深蒂固地觉得就是那个时间与之相识。在此前的一段时间，我得以认识台湾著名藏书票收藏家吴兴文先生。那个时段吴先生在北京工作，他是台湾著名出版社远流公司的北京分公司总经理。吴先生除了搞藏书票收藏，他对新文学版本也极其熟稔。其实我对这个领域颇为外行，但我却愿意听吴兴文在那里谈天说地，给我讲述那个时代的风雅。 某天，吴兴文先生告诉我，他在台湾的同事傅月庵先生来到北京，并且约我一起见面。当时见面的细节我已然回忆不起，但傅先生一身的行者装束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外观看上去，他完全不像个职业经理人，因为在他的身上我看不到一点商业气息，更多者像位笑对人生的达者。以我的经验，这等通达之士恐怕难以藏书，因为藏书总是跟痴字联系在一起。但，与他聊到书界之事，他却能滔滔不绝地讲出许多细节，故而他的语言与他的外观让我难以叠合在一起。 日本所出特装本 用半透明纸仔细地保护了起来 也正因为如此，让我对傅月庵发生了兴趣，当时我记得他递给我的名片上印着的名字是林皎宏，但他出的一系列著作其署名大多是傅月庵，他另一个网名则是蠹鱼头。蠹鱼头这个名称可以望文生义，天下人都知道蠹鱼是吃书的害虫，也因此成为了爱书人共同痛恨的动物，但不知为什么大多数藏书者又将自己视之为蠹鱼。比如民国时期南京伪政权内有一位达官，他也是资深书虫，人品且不论，他在藏书方面却颇有成就，而他有一方闲章，其内容则为“来生恐在蠹鱼中”。看来，他任伪职也有些心烦，还是觉得当一名真正的书虫最为自在快乐。而傅月庵自号蠹鱼头，想来也是一种自负。他自视为蠹鱼们的头领，这也正如关汉卿所言：“我是个普天下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愿朱颜不改常依旧，花中消遣，酒内忘忧。”只要将这句中的“花”字改为“书”，应该很符合傅月庵的夫子自道。 这是我十几年来对其笔名的一种固有认识，然而为了写这篇小文，我总要确认自己的判断，这有如那句不雅的歇后语：“放屁砸坑——落实了。”然而我的这个落实果真有价值，傅月庵明确地跟我说，蠹鱼头乃是英文do it的谐音。这两个词虽然很简单，但如何翻译准确我却不得要领。我问傅月庵如何解读，他只是哈哈笑着顾左右而言他，所以我只能把这两个单词解读为“少说多干”。而他的另一个笔名傅月庵则为who am i，成龙曾经主演一部电影的名称叫《我是谁》，而傅月庵的这个笔名却早于那个电影，如果较真的话，电影似乎是侵权，只是我不知道傅月庵是否将自己的笔名做了正式的注册。但即便如此，他没有将之翻译中文我是谁，估计他打不赢这场官司。 书衣的折叠方式 插画 虽然说，有很多文人在不同时期会使用多个笔名，然而林皎宏先生却将他这两个笔名同时使用，并且至今仍然在混用之中。于是我问他，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两分法，他笑着回答我说，这都是网路惹的祸，而网路则是台湾对网络的称呼方式。他告诉我说，当年他在远流出版社负责网路，因为没有那么多的财务预算，而他又不愿意唱独角戏，于是他就一个人分饰两角。他在留言版上与网友互动时，谈书谈阅读，就用蠹鱼头这个名称，而他个人在写书话文章时，则署名傅月庵。同时，他在远流社又是一位资深编辑，当其在书上署编辑之名时就会用本名林皎宏。 虽然如此，我还是觉得傅月庵这个名称更加深入人心，至少我时不时地忘记这非其本名，有时张口就称他傅先生，而忘记了他的大姓乃是林。然而傅月庵从不以此为忤，无论怎样称呼他，他都会爽快地答应，可见其为人之宽厚。以前我听傅月庵提起过他的本业所学乃是土木工程，而后才转为文学研究。这个转变跨度有些大，当我们聊到这个话题时，他依然坦诚地告诉我，自己确实不喜欢土木科。而当时只是为了虚荣才去读台北工专，因为这所学校比较有名气。我刚开始认为他只是跟我说笑，后来我读到了他所写的一篇名为《那六年，我窝在光华商场》，此文的第一段就讲述到了这个问题： 小时候我功课都很好，只有到了台北工专念书时，功课才不好。因为台北工专是工科的，我根本不适合念工科。我会去念台北工专，是因为虚荣，因为我考高中有点失常，数学考了四十几分，考到了中正高中。我觉得我如果去念那边，跟我的朋友完全不能比，我的朋友都考到前三志愿，而中正是第四志愿。我的五专考得比高中好，考到台北工专，我那时候爱慕虚荣，觉得至少“台北工专”四个字看起来不错，就去念了。 日本人的画作 年轻时的青涩几乎是每个人都要经历过的不成熟，当然天才除外。但少有人能像傅月庵这样，讲述自己的青涩。正如《圣经》所言：“上帝给你关上一道门，同时给你打开一扇窗。”傅月庵不喜欢自己的专业，以至于他经常跑到校外去闲逛，而这个闲逛却改变了他的人生经历。他在以上之文中谈到：“光华商场就在台北工专隔壁，我以前也不知道有这个地方，我是三重乡下小孩，国中毕业前几乎没有跨过淡水河。来到台北工专才知道，喔！原来这边有一个卖旧书的地方。那时我一天大概有二十块的生活费，我只要拿五块钱就可以买书看了。”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台北最有名的旧书街乃是牯岭街，后来当地有关部门为了拓宽牯岭街，就将本街上的上百个书摊统一安置到了光华商场，自此之后，光华商场成为了台湾地区最有名的旧书集散地。而傅月庵就读的台北工专，竟然与光华商场毗邻，这对于爱读闲书的傅月庵那岂止是老鼠掉进了米缸里。他不仅天天要到光华商场内淘书，甚至一天都要去多次，其自称：“那时候光华商场十点开门。我早上上完课就会去，中午吃完饭又去逛，晚上下课又去逛，一天大概去三、四次。我不想上课的时候，也会去。那时候上课很无聊，我也会带几本书去看。” 不认识书名，但不明觉厉 以我的经验来看，版本之学更多者是靠实践经验的磨练。翻阅傅月庵所写书话之书，任何爱书人都能够感受到，他对版本之熟悉岂止是信手捻来，想来他的这套本领也不会是天生就具备者。正如韩愈所言：“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而傅月庵的版本解惑过程就是他在光华商场内的买书经历：“我逛光华商场逛到什么书都看，也读了一堆烂书，但读到后来，也就知道什么是好书，什么是不好的书。我那时候看书已经看到把《文星丛刊》《今日世界丛书》全部都搜齐了。一套《文星丛刊》里，有小说、有政论、有历史，文史哲全都有。我买了两百多本，至少也看完了一百多本。等到我去念大学历史系的时候才发现，原来很多我已经知道的，别人还不知道。” 正是由于光华商场的这段经历，使得傅月庵更加意识到读文科才是他真正的特长所在，于是他后来转读国立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而这个转变奠定了他此后几十年的工作色彩。既然如此，那可不可以说，是光华商场拂去了傅月庵先生心上的蒙尘。其实从他的经历看，光华商场的经历不过是个催化剂，因为他的文史偏好自其幼年之时就已根植于心中： 里面也是日文 我从小就对书有兴趣，只要有字、有图片的东西，我都会拿起来读甚至连香烟盒都会捡起来看，为的是看上面的字跟图片。但是我家穷，当我发现光华商场的时候，真是太兴奋了！光华商场每一家书店我都摸熟了，我甚至因此有了某种特异功能。后来我在主持远流博识网的时候，“偷渡”了一个“珍品交流道”，专门提供旧书讯息。我的特异功能是，有哪个人要找哪一本书，我可以跟他讲：“光华商场右边入口往第五家右转进去，再右转，由下往上大概在第五排的地方，就可以找到你要的书。”屡试不爽！ 读到这段话的前几句，顿然让我心有戚戚焉，因为我在幼年之时也喜欢收集香烟盒，并且那个爱好一直坚持到了我三十岁。为什么到了那个年龄依然偏爱于这样的低幼玩物？这正如某首歌中的一句歌词：“我不想我不想不想长大，我宁愿永远都笨又傻。”为什么希望自己又笨又傻，这点我没理解，但歌词中的另一句——长大后世界就没有童话。这才应该是我沉湎于童年玩物的真正心态。 版权票 但我留恋童年的心态只是不愿意失去那份美好，而傅月庵先生胜我一畴之处则是他把自己的爱好带入了工作之中。后来他到远流工作之时，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主持该公司的博识网，而其在没有老板授意的情况下，他在网上办起了古旧书交流平台。只是他没有想到，这个不经意的举措，成为了他这位蠹鱼头。 傅月庵写过一篇《理想与勇气的实验之地》，此文的内容完全是他在远流出版社的人生经历。他在1995年的夏天进入了远流公司，然而他并不是学新闻出身，故其对编辑采访都不在行，可是他对自己写文章的水准颇为自信，这个自信以他的话来说“依然得益于当年的光华商场旧书摊”。关于逛书摊和写作之间的必然联系，傅月庵写过一篇名为《未敢翻身已碰头》的文章，他在此文中称： 1978年，我正在台北工专五专部三年级就读，功课一塌糊涂，根本无心正课。整天除了打球，就是闲逛近在咫尺的光华商场旧书摊，随手乱买乱读，小说漫画文学非文学黄的黑的，只要有点意思，便一头栽进去，读它个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看多读多了，居然也涂起鸦来。其动机，说来好笑，与其说是“一股生命的冲动”，倒不如说是“一种青春的虚荣”。看到校刊上印着自己名字的文章，向来乏善可陈之人，“终于露脸了”的自我感觉，要说多好就有多好！
鲜艳的封面
版权页 因为他喜欢在光华商场内买书读书，进而就养成了写作的习惯，所以他在上学之时就已经开始发表作品。而这个过程当然会给年轻人以鼓励，这样的经历长久之后就形成了信心。然而这样的信心当走入社会之后，有时会成为自己接受新观念的障碍。而傅月庵进入远流后不久，果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他在《理想与勇气的实验之地》一文中写道：“初初入行，关于编辑采访，我什么都不懂，写写文章倒还有些自信，很多时候常会自作主张，不管格式，自顾自地写过去。黄盛璘有点受不了，为了拴住这匹野马，经常得个别辅导，将我叫到她房间，两人对坐，面前各一份原稿，让我自己说：为何这样写？然后一行一行跟我解释：这里好，那里不行！看建筑应该从哪里看起？写景的重点是什么？如何才能尺幅千里，在有限的版面装下读者最需要也想要知道的东西？……大半年时间，我几乎就像小学一年级生，让她从身后握着手，一笔一划学写字，错了擦掉，重来一次！当时深不以为然，常常不服气就吵了起来。日后回想才知道自己有多幸福！这样的基本训练有多重要！” 至少从这个层面来说，傅月庵的运气很好，此段话中提到的黄盛璘乃是远流的副总编辑，这位黄女士极有耐性地教给傅月庵如何写文章。这正如俗语所言“文章是自己的好”，傅月庵当然不能接受他人对自己文章的指摘，以至于他跟黄盛璘多次顶撞。可是多年后他才意识到，黄盛璘对他的纠正是何等之重要。在人生的经历中，能遇到这样的良师，这当然对傅月庵来说，是好运当头。 其实傅月庵的好运不仅如此，其运气更佳之处乃是遇到了一位好老板，这位老板当然指的是远流公司董事长王荣文先生。而我与王老板的相识也早在认识傅月庵之前，这么多年的交往也让我体会到了王老板在企业创新方面始终有着一颗年轻的心。傅月庵能在其公司工作，并且让他随意地施展自己的才能，这当然跟王老板的胸怀有很大的关系。当然傅月庵身在远流之中，他对王荣文的所思所想，要比我深刻的多。傅在文中写道： 远流董事长王荣文先生（我惯称他“老板”）是个天生乐于尝试的人，尤其新科技，对他似乎有种“致命吸引力”。我进远流没多久，数位浪潮迎面而来，沛然莫之能御。大家都知道“这个很厉害！”却不知从何下手。王老板先是积极地让公司内部E化，同时迷上了互动光盘，然后是网络。台湾出版界里，跟他同辈而勇于接受数位洗礼的，依我看，还当无人得出其右。他当时的一句话：“实体与虚拟齐飞，传统与数位共舞”，直到今天，都还值得网络经营者深深思索其意味。
傅月庵向我介绍了本书珍贵之处，可惜我没记住
施蛰存的藏书票 关于对网络的接受，其实王荣文先生跟我简述过远流的经历，这样的经历有成有败，而王老板更愿意跟我谈及他在失败方面的教训，这让我更加感佩于他勇于总结教训的勇气。社会资讯传播的手段正处在历史的巨变期，没有人能够真正精准地预测未来，能看准大势已然是智者。而王荣文鼓励员工努力适应新媒介，无论成功与失败，他均能将此独自承担。这样的担当，也是做大事者所必备的品质。 1997年，远流公司就开办了自己的网站——远流博识网。但那个时期人们对网络经营还属于新鲜事物，虽然开办起了网站，但如何将网站经营好，其实谁也没有良策。当时远流公司有一位李小姐负责经营该网站，但她却不知如何运作，于是她很苦恼地向傅月庵痛说此事。其实，当时的傅月庵也对网络营销完全外行，但他隐隐地觉得，这是很有趣的一件事，于是他就接过了这个烫手山芋。经过一番折腾，终于使得远流博识网成为了台湾地区最大的阅读社群。而后他利用这个社群销售本社产品，竟然取得了很好的效益。在1998年，他在该网上销售《金庸作品全集》，这部大部头著作售价不便宜，傅月庵也没把握能在网上卖出多少。当天下午他坐在电脑前看着销售数字直线上升，在短短的一个多小时内营业额就突破了百万，这个结果用傅月庵自己的话来说：“我简直吓呆啦。”
有时代特色的封面 2001年，傅月庵的父亲去世了，这件事对其有很大的心理影响。我曾读到过他写的一篇名为《父亲》的长文，此文详细地讲述了父亲大半生的遭遇。其父在年轻之时跟随祖父在日本东京的军工厂内做事，而后因为战争的原因，他经历了刻骨铭心之痛：“1944年秋天，盟军B29轰炸机开始突袭日本，东京朝不保夕，危若累卵。父亲随着军工厂疏散到群马县，祖父放心不下工厂，坚持留守，大姑为了照顾他，也留下来了。隔年春天，东京大轰炸，334架B-29投下超过2千吨燃烧弹。一夜之间，1/4个东京被夷为平地，10万人死于非命，包括两国国技馆附近的一对台湾父女，我的祖父我的姑姑。” 后来父亲捧着两个白色的骨灰盒返回了台湾，其实骨灰盒内并无骨灰，里面仅是两把泥土。父亲回到台湾之后，久久不能从痛苦中挣扎出来，故整日里沉湎于酒中，而家中的生活重担全部落在了母亲的身上。这一切都让年轻的傅月庵不能理解，他觉得自己与父亲形成了代沟。直到48岁时，傅月庵才有了儿子，身为人父，他才真正理解了父亲当年的所作所为。《亲子天下杂志》第60期上刊载有李岳霞所写《傅月庵：有了孩子，才懂了父亲》一文，题目代表观点，这正如俗语所言的“养儿方知父母心”。李岳霞在文中写道： 有了儿子小宝以后，傅月庵花了很多时间跟他在一起，仔细欣赏他的身体、思绪、动作和声音，像看待艺术品一样。在这过程中，他也重新认识自己，更理解与思念他曾那么不谅解、已过世的父亲。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理解呢？傅月庵在他的微博中明确地写道过这样一段话：“关于遗传这件事，等你‘有后’了，便会加速度的在你身上显露。换言之，当你有了儿子，你的父亲便会从你的身体里钻了出来。”
这可是民国年间的名著
摆拍 而当我走进傅月庵的家中时，我从屋内的点点滴滴真切地感受到了他对孩子的挚爱。 而后的傅月庵凭借自己的才能，在远流一路升迁，一直做到了总编的位置上。正当其事业上颇有作为之时，他却因厌倦管理而离开了远流。2016年7月3日，上海《东方早报·上海书评》上刊载了记者李佳怿所写《扫叶工房傅月庵：在数字时代奉行“小农出版”》一文，该文中谈到了傅月庵离开远流的原因：“2008年左右，台湾出版界开始企业化经营，文人气息减弱，总编辑不只管编务，还要看很多报表。‘我是编书的，但这个位子却不需要编书了。’加之身体欠佳，他遂离开出版社，到茉莉二手书店工作，从书的上游来到了下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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