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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因为中国自宋以来，“官”与“吏”就是分离的，官以科举出身，所长者无非经史辞章，但对于财税经济司法，均一无所长，于是只能将后者委之于吏。宋、明、清之体制，官常有升迁、有调防，而吏却是永不升迁、无调防，这势必造成久居地方的“吏”，成为最大的地方势力和利益集团。这种官与吏分离的体制，所造成的直接结果，自然就是财税经济司法，实际上一向都操在吏的手中--也就是说，所谓近代意义上的“国家命脉”，500年来其实都是由吏来操持的。而久居地方、永无升迁的吏，一向又只能是从财税经济和司法中获得、抽取利益，于是，当着国家有任何改革，特别是面向国家财政的财政税收改革(如王安石、张居正的改革)之际，其所首先触及的就是“吏”这个集团的根本利益，而这些改革之所以总是归于失败，并不是由于其出发点不好，或者目标不明确，而是由于这些改革不借助于吏，则根本不能推行，而这种改革又往往总是与吏的根本利益是截然相悖的。于是，这种“体制性的自相矛盾”，造成吏总是有能力、有办法将改革转变为对于百姓的更严酷的榨取，使得国家政令扭曲，最终使得意在壮大国家力量的改革，反而走向引发社会矛盾、促使国家能力下降的反面上去，王安石、张居正改革失败的根本原因无他，大抵就在此“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之体制。
而这种体制，恰恰又是宋以来历代“反封建”举措出乎意料之外的结果。自宋以来，历代君主在反对兼并、向往井田、鼓励科举方面，起码在口头上都是一致的，这样做的基本目标，就是抑止豪门贵族力量，控制地方精英势力坐大。而宋代消除封建政策的极端，甚至造成太守无兵权、无财权，以至于酿成各郡县在辽、金、蒙古的游击下，竟不能守土自保的地方弱势局面，而在边塞危机的状态下，地方危机导致中央危机其实也就是自然的。明代在推重中央集权方面更不遗余力，但其结果也是同样的背谬：削平地方官员的权力，却造成了以吏为核心的最大的地方利益集团，朝廷时刻留心和警惧地方封建，处心积虑使得太守无权，结果反而却造成豪门巨商和吏有大权，而正是这个地方利益集团，把握基层和地方，自下而上地垄断了国家的税收财政司法，500年来，非但国家的任何改革，非经过这个利益集团而不能推行，更使得以大一统为目标的君主集权的反封建努力，归于彻底失败。所谓“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这句话，确实说到了宋明以降中国政治弊端的核心处。最早提出这个洞见的，是宋代伟大的哲学家陆象山。陆子综合考量，认为必须区分两种改革，一种改革是“为民”的(主民)，即自下而上的改革，另一种改革是为自身制造政绩的(主身)，即自上而下的改革。而后一种改革则必借助于吏、为吏所扭曲、甚至服务于吏的利益： 今日为民蠹者，吏也。民之穷困甚矣，而吏日以横。议论主民者必将检吏奸而宽民力；或不得已而阙于财赋，不为其上所谅，则宁身受其罪。若其议论之主身者，则首以办财赋为大务，必假阙乏之说以削民；科条方略必受成于吏，以吏为师，以吏为伍，甚者服役于吏。 “科条方略必受成于吏，以吏为师，以吏为伍，甚者服役于吏”--陆子的这些话确实说到了中国政治之根本。那么，究竟怎么改变这种“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的状况呢？这也正是历代改革家们最为痛心疾首的事业--在他们看来，由于“自下而上”是万不可行的，更是“不为其上所谅的”，那么其实也只有“自上而下”一条路可走，这就需要士大夫和官员改变文风和学风，所谓改官制、改儒学，即需要士大夫们抛弃道学这种“伪儒学”，而专注和留心于吏事、财政、经济这种“真儒学”。陆子指出，秦汉以降，后世的儒学其实早已经违背了儒家的真传统： 世儒耻及簿书，独不思伯禹作贡成赋，周公制国用，孔子会计当，《洪范·八政》首食货，孟子言王政，亦先制民产，正经界：果皆可耻乎？ 象山对于中国的知识制度和官僚制度的批判是极其到位的。诚如斯言，既然科举考试本无经济财政司法军事内容，只不过是三纲五常章句词赋而已，那么以此考取录用的官员，又怎么能担当建设一个财政国家、富强国家的任务呢？这些所谓的国家栋梁，只不过是些擅长以骈三四六的文体说假话、大话和空话的鹦鹉罢了。由此看来，就难怪改革家们如王安石、张居正要汲汲于复井田、兴学校、改科举了，而他们对于一无所长、反受制于吏和豪门的儒生的针砭，今天读来，依旧是如此痛切。例如王安石说： 讲说章句，固非古者教人之道也。今岁乃始教人以课试文章。夫课试之文章，非博诵强学穷日之力则不能。及其能工也，大则不足以用天下国家，小则不足为天下国家用。虽白首于庠序，穷日之力以率上之教，及使之从政，则茫然不知其方者皆是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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