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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故事，篇篇精彩。今天重读吴越春秋，颇有感慨。 自古历史，多是君王史，能人志士能青史留名者，也不过是君王的注脚。 这样的想法常使人情绪悲观，如果我们穷极一生，庸庸碌碌，百年之后，终于湮灭，之于后世，无甚影响，无甚记忆，那么何必来去人世间，意义何在？如果我们皆负使命而来，或建功立业，或著书立说，成为史书中的人物，不论主角或是注脚，被后人褒贬、评述功过是非，与我们而言，是否意味着使命达成，有了意义？ 人生在世，要“活出生命的意义”，这本身是否有意义？意义是否只存在于别人的评述？ 可事实是，评价别人是否活出了生命意义的人，大多数活的并没有“意义”。 什么是意义，为别人，还是为自己？怎样证明自己存在过，存在是否要被证明？ 只有我知道，我曾经活过，这样可以吗？ “我思故我在”，我还在思考，说明我在。。。 闲言少叙，说说历史。 今天我们不把吴王、楚王、越王当做故事的主角，我们把伍子胥、伯嚭、文种、范蠡当做主角。这四个人，是吴越春秋里的四大谋臣，他们位高权重，对国君的决策有极强的影响力。 伍子胥的一生概括起来就是两件事，报仇和报恩。为了报仇，他投奔到吴国，策划了专诸刺王僚、要离刺庆忌，帮助公子光登上吴王位。推荐孙武为大将，率军攻破楚国，掘墓鞭尸。报仇的故事达到高潮。为了报恩，他一心一意辅佐吴王，力图争霸。夫差打败勾践后，变得自我膨胀，盲目的想要实现争霸的野心却忽略了越国这一潜在的威胁。伍子胥多次进谏，引起夫差极大地不满，最后被赐自尽。为了报恩，伍子胥搭上了自己的老命。 伯嚭则是一个纯粹的利己主义者。满嘴仁义道德，但仁义道德不过是伪装自己的武器，使其能够站在道德制高点引导舆论，影响决策者，从而实现自己意图。这是他最厉害的地方，凭借三寸不烂之舌，能够救下与夫差有杀父之恨的勾践，能够借刀杀死伍子胥。国家存亡，于他是没所谓的。但是越国复仇后，当他自以为有功于勾践的时候，幻想着加官进爵享受荣华的时候，勾践却下令杀掉伯嚭告慰伍子胥在天之灵， 向越国众臣明示何谓忠奸。 文仲是一个善用阴谋阳谋的人。他自以为深懂人性。他有七条毒计，用以削弱吴国。只用三条，吴国就灭了。他把最好的木材进贡给吴国，夫差用木材建造豪华的宫殿；他把最美的女人西施进贡给吴国，夫差就专宠西施，荒废政事；他用大量钱财贿赂吴国众臣，众臣都为越国谋福利，独独伍子胥被杀。他把夫差研究的很透彻，对症下药，真就把吴国搞死了。但是他没有研究勾践。勾践复仇后，对文仲说，你有七条计谋，只用了三条，吴国就灭了，剩下四条怎么办？不如去地下继续给夫差用吧！于是勾践赐死文仲。深谙人性的文仲，即使明知“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灭谋臣亡”的道理，还是天真的以为这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范蠡是个见微知著，因势利导的人。他不仅研究夫差，也研究勾践。他研究夫差，知道夫差是个顺毛驴，色厉内荏，妇人之仁，见小失大；他研究 勾践，知道勾践是个狼子野心，能屈能伸，能患难但不能共享福的人。他给勾践出主意，让勾践为夫差当垫脚石，让勾践为夫差尝 粪问诊，博取夫差怜悯以求活命宽恕。他待勾践复仇之后，主动请辞，驾舟遁去，免遭杀身之祸。 这是吴越春秋中最重要的四个谋臣，他们有不同的能力。伍子胥以忠臣自居，以为自己是忠臣，就可以言而无罪，可以坦荡荡直言不讳；伯嚭以能言善辩为傲，有能力颠倒黑白，便无视黑白；文仲以智谋称善，以为凭借智谋无双，自己可以长久的被倚重；范蠡以结果为导向，因势利导解决实际问题。 他们有不同的秉性和价值观。伍子胥认为我说的是对的，是对国家有利的，就要说，就要做；伯嚭认为只要是对自己有利的，伤害别人的利益或是国家的利益跟自己没关系；文仲以为只要我有能力，别人就会喜欢我，重用我；范蠡认为，一切都在局势中，局势变了，一切都变了，情境的力量最大，个人的成功与失败都是局势和情境的附属品。 所以，他们有不同的结局。伍子胥死在忠言逆耳；伯嚭死在没有立场；文仲死在功成不退；范蠡没死，却脱离了这个局。 所以，你觉得四个谋臣，谁活出了生命的意义呢？ 作为谋臣，除了这四种结局，还有别的出路吗？ 读完故事，我想说： 给自己一个意义吧，人总得为意义而活；忘掉自己的意义吧，有时这个意义挺没意义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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