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版热线：18637767188 主编：郭起华 编辑：李 宾 创意：徐 静 质检：张文宝 走东乡串西乡，收藏“祖辈家园” □本报记者 李 萍 文/图 煤油灯、织布机、抽屉桌、旧蓑衣、古朴的行灶、雕花的木床……5月30日，市区中州西路，78岁的余国强一一介绍着他走东乡串西乡艰难淘来的“宝贝”，简单的居室，因了这些老物件而显得古朴厚重。 仿佛不经意间，乡土的家园越来越遥远，所以，看到这些曾经与人们朝夕相处的老物件，是否会让你感慨万端，诱发你悠悠的乡愁和童年记忆呢？ 之所以收集这些东西，余国强也是受了别人的启发。当年退休后，他从电视上看到一位安徽人收藏老物件的新闻，不由回想起自己曾见过和用过的东西，不少老物件离人们的视线渐行渐远，有的年轻一辈也许见都不曾见过。因此他动了收集老物件的心思，甚至想开个博物馆，“它们可以激活消失的记忆，让后人看看过去老一辈的生活，感受一下久远的民俗文化。” 开起老年三轮车，余国强开始了走乡串村的日子。邓州、南召、镇平、唐河……走到哪儿，他就和别人拉家常打探旧物件，有时能遇到一件心仪的旧物，更多时候跑了几天却一无所获。有的老物件淘得的过程历时数年，像他院内的那辆牛车，先是在市区一古董店里买得两个铁轮，历经多时又在卧龙区一村里淘来带轴的两个车轮，最后辗转多时才从南召淘来了车厢，一套牛车基本配全花费了两年多的时间。有的老物件淘得之易又让他喜不自胜，像那件旧蓑衣，是他到一个朋友家无意中看到它在墙上挂着，就问朋友还穿不穿，朋友说，有雨衣谁穿它！就这样到了他手中。 雕花木床，老式梳妆镜台，泥制筷笼，木制斗，马灯、汽灯、香油灯、铜灯等各种老灯具，还有余国强奶奶留下的制于清朝的衣柜、方桌、木箱等……这些老物件静静地陈列于室内，以一种原生态的形式散发着岁月留下的陈旧气息。旧年月里，没有雨衣胶鞋，便披上厚厚的蓑衣遮雨，头上可戴凉帽，脚上呢，要么穿上用桐油浸过的布鞋防水，要么穿泥屐，就是那种形似小板凳、也像汉字的“工”字的木制鞋（木制底上面半截固定一个牛皮套，用时把穿着布鞋的脚套进去）。旧时没有暖水壶，商行里或家境好的人家，就会用一种包壶：最外边是木制的小桶样式，里面装上铜壶，两者之间填满棉籽壳以保暖，一壶水能保温半天，来客时就用它沏茶待客。还有一种久远的取火器物——火镰，因形状酷似弯弯的镰刀与火石撞击能产生火星而得名。余国强手头的火镰更像一个袖珍的精美小包，背面还雕饰有人物造型，在没有火柴的年代，火镰十分盛行，如今想从哪个旮旯角落搜出一件却决非易事。用砖泥盘成的锅台现在农村仍很普遍，但泥糊的行灶你听说过吗？行灶，泥糊的可移动的锅灶，方便搬家挪动。 尽管曾设想过要建博物馆，甚至要把展品分成农耕、纺织、客厅用品、磨面用具等六个系列，但因淘之不易，再加上展览处所问题，余国强距自己设想的实现还有很大距离。不过，平时亲戚朋友过来，他都会领着大家看看他的藏品。年长的，和他一起回忆感慨，映在岁月深处的记忆久久挥之不去；年轻的，带着新奇的眼光听他讲述老物件，祖辈的家园和历史就在这些老物件独有的气息中鲜活起来。⑦3 人物传记 灯 《屠呦呦传》编写组 以当时中药所的现状，屠呦呦正是最合适的人选。自20多岁便与屠呦呦共事的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所原所长姜廷良说，将重任委以屠呦呦，在于她扎实的中西医知识和被同事公认的科研能力水平。 1969年1月起，中医研究院中药所内，多了个大量翻阅历代医籍、认真走访老中医，甚至连一封封群众来信都一定要打开看看的忙碌身影。这就是39岁的屠呦呦。在被任命为课题组组长后，她正式走上抗疟之路。当时，谁也没有料到，这会是“523”任务取得重大进展的开始。说是课题组，在最初的阶段，屠呦呦只是“光杆司令”，只有她一个人孤独地踏上了寻药之路。 先从本草研究入手，屠呦呦开始广泛收集、整理历代医籍，查阅群众献方，请教老中医专家。仅用3个月的时间，她就收集了包括内服、外用，植物、动物、矿物药在内的2000多个方药，在此基础上精选编辑了包含640个方药的《疟疾单秘验方集》，于1969年4月送交“523”办公室，并开始转送相关单位参考。 这其中，其实就包括后来提取出青蒿素的青蒿。 不过，在第一轮的药物筛选和实验中，青蒿并没有成为屠呦呦重点关注的对象。当时，配伍解决常山碱致呕吐的副作用问题，才是屠呦呦工作的重点。她选取一些有止呕功效的中药配伍常山碱，在鸽子及猫的呕吐模型上进行药理实验。但是，最好的组合也只是对鸽子的呕吐模型较为有效，对猫呕吐模型基本无效。 1969年5月起，她开始制备中药水提物、乙醇提物送军事医学科学院进行抗疟药筛选，至6月底送样品50余个。其中，发现胡椒提取物对鼠疟模型疟原虫抑制率达84%，这是一个很让人兴奋的数据。但此后的深入研究，却事与愿违。屠呦呦发现，胡椒只能改善疟状，灭虫效果却非常不理想。 1969年7月，时值“523”任务下海南疟区现场季节。“523”办公室要求中药所去3 人，并提出，对鼠疟抑制率较高的胡椒及辣椒加明矾，要带下去做临床疗效观察。 此时，中药所派屠呦呦等3人前往海南。在海南疟疾疫区的临床验证发现，尽管胡椒和辣椒加明矾的多种制备样品对鼠疟抑制率达80%以上，但对疟疾病人只能改善症状，并不能使患者的疟原虫转阴。 任务结束后，屠呦呦被广东省“523 ”办公室授予“五好队员”称号。 1970年，课题组的主要精力还是开展对胡椒的深入研究，2—9 月，先后送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测试胡椒等各种提取物和混合物样品120余个。经效价测定，发现胡椒经分离提取后，不能提高效价；调节成分比例，虽能提高效价，但远不如氯喹。 1971年广州会议上，“523 ”中医中药工作只能上、不能下的目标被再次明确。由此，屠呦呦课题组被充实到4 人，“屠组长”的麾下，才算真正有了3个团队成员。 直至1971年9月初，筛选了100余种中药的水提物和醇提物样品200余个。他们期盼着能有所收获，但结果令人失望—— 筛选过的中药里，对疟原虫的抑制率最高的也只有40%左右。难道史书上记载不可信？难道实验方案不合理？难道在中医药这个宝库中就发掘不出宝来？一个氯喹不可超越，一个常山已到了尽头，真的就无路可走了吗？“重新埋下头去，看医书！”屠呦呦的执拗和坚持带动着大家。从《神农本草经》到《圣济总录》再到《温病条辨》……厚厚的一摞医书被翻得书角微卷。 很长一段时间，青蒿这种不起眼的菊科植物，都不是最受关注的药物，直到有一天，屠呦呦决定：用沸点只有34.6℃的乙醚代替水或酒精来提取青蒿。 这抓住了问题的关键——温度正是青蒿素提取的关键。青蒿在中国的应用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关于青蒿入药，最早见于马王堆三号汉墓的帛书《五十二病方》，其后的《神农本草经》等典籍都有记载。青蒿治疗疟疾则始于公元340年间的东晋葛洪所著的《肘后备急方》，之后宋《圣济总录》、元《丹溪心法》、明《普济方》等著作均有“青蒿汤”“青蒿丸”“青蒿散截疟”的记载。明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除收录了前人的经验外，还载有治疗疟疾寒热的实践，清《温病条辨》 《本草备要》，以及民间也有青蒿治疗疟疾的应用。 在反复研读文献过程中，《肘后备急方》关于青蒿的描述给了屠呦呦新的启迪。在各种传说中，这个场景往往被描述为：在某一天的凌晨或者深夜，阅读葛洪的《肘后备急方》时，屠呦呦被灵感击中——那本古方上说：“青蒿 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 然而，真实的实验却是繁复而冗杂的。在屠呦呦2009年出版的专著《青蒿及青蒿素类药物》中，她提到了当时的一系列实验。 屠呦呦在专著《青蒿及青蒿素类药物》特别提示：分离得到的青蒿素单体，虽经加水煮沸半小时，其抗疟药效稳定不变，“可知只是在粗提取时，当生药中某些物质共存时，温度升高才会破坏青蒿素的抗疟作用”。 为什么古人用“绞汁”？既往的提取研究，一般中药常用水煎煮或者用乙醇提取，但结果都不好，难道青蒿中的有效成分忌高温或酶的影响？再有青蒿在什么情况下才能绞出“汁”来，只有嫩的枝叶才会绞出汁来，这是否还涉及药用部分以及采收季节的问题？经过周密的思考，屠呦呦重新设计了研究方案。对一些重点关注的药物，还设计了多个方案。中药青蒿来源于菊科植物如青蒿就设计了用低温提取，控制温度在60摄氏度以下；用水、醇、乙醚等多种溶剂分别提取；将茎秆与叶子分开提取等。课题组从1971年9月起，启用新方案，对既往曾筛选过的重点药物及几十种新选入的药物，夜以继日地筛选研究。又是多少个不眠之夜，终于证实青蒿乙醚提取物效果最好！ 曙光初现，经历了上百次失败的团队再度振奋起来。提取物中的酸性部分具较强毒性又无效，而保留下来的中性部分才是抗疟药效集中的有效部分。在一个个不眠之夜后，这个关键的新发现，让屠呦呦感到一丝兴奋。 课题组成员钟裕蓉记得，当时屠呦呦的家就在研究所里，步行2分钟就能到达实验室，即使是每天晚饭过后，她也要回到实验室里，和大家一起忙碌到晚上九十点钟。 1971年10月初，屠呦呦带领课题组在实验室紧张忙碌着。这是在190次的失败后，大家再一次严格按照流程进行着筛选。 10月4日，一双双眼睛，都紧张地盯着191号 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样品抗疟实验的最后结果。对疟原虫的抑制率达到了100%！随着检测结果的揭晓，整个实验室都沸腾了。那是一种黑色、膏状的提取物，离最终的青蒿素晶体尚有一段距离，但确定无疑的是：打开最后宝藏的钥匙找到了。 要深入临床研究，就必须先制备大量的青蒿乙醚提取物，进行临床前的毒性试验和制备临床观察用药。 短时间内提取大量的青蒿提取物，困难重重。“文革”期间业务工作都停了，根本没有药厂可配合。回忆那段攻坚期，屠呦呦丈夫李廷钊很心疼妻子：“那时候，她脑子里只有青蒿，回家满身都是酒精、乙醚等有机溶剂味，还得了中毒性肝炎。” 屠呦呦的肝炎是来自乙醚等有机溶媒的毒害。 当时为了争取时间，课题组“土法上马”，用七个大水缸代实验室常规提取容器，中药所又增派人员，开始大量提取青蒿乙醚提取物。“乙醚等有机溶媒对身体有危害，当时设备设施都比较简陋，没有通风系统，更没有实验防护，大家顶多戴个纱布口罩。”日复一日，科研人员除了头晕眼胀，还出现鼻子出血、皮肤过敏等反应。 乙醚中性提取物有了，但在进行临床前试验时，却出现了问题，在个别动物的病理切片中，发现了疑似的毒副作用。经过几次动物试验，疑似问题仍然未能定论。 是动物本身就存在问题？还是药物所致？实验室内，各方开始了激烈的讨论：从课题组角度看，青蒿在古籍记载中毒性不强，动物实验也做过一些，应该问题不大；但搞毒理、药理的同事坚持认为，只有确证安全性后才能用于临床。“我当时心里很着急，因为疟疾这种传染病有季节性，实在不想错过当年的临床观察季节，否则就要再等上一年。”屠呦呦说。 为了让191号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尽快应用于临床试验，综合分析青蒿古代的用法并结合动物实验的结果，屠呦呦向领导提交了志愿试药报告。 “我是组长，我有责任第一个试药！”当年，屠呦呦的表态令很多人惊叹：这位戴着眼镜、斯斯文文的江南女子竟然有这样的胆识和气魄。 “在当时环境下做这样的工作一定极其艰难，科学家用自己来做实验，这是一种献身精神。”清华大学副校长施一公说，“那个年代，尤其需要这样的精神。” 屠呦呦的试药志愿获得了课题组同事的响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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