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比较的时代走向均衡的时代——第十四届国际舍勒思想研讨会开幕致辞 张伟  尊敬的各位来宾，尊敬的各位朋友，大家好！ 首先请允许我代表中山大学哲学系、中山大学现象学文献与研究中心向诸位国内外的师长朋友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和由衷的感谢！ 我们今天汇聚在这里，召开第十四届国际舍勒思想研讨会。这对于我而言，尤为特别，我相信对于在座各位而言也会是如此。国际舍勒思想研讨会是由国际舍勒协会主办的双年会，目前是国际舍勒研究界最为重要的聚会，此次会议也是首次在欧洲以外的地方举办，这在一定意义上表明舍勒思想的影响已经不再局限于欧洲和美洲，而是在亚洲，特别是在中国有其新的生发的可能。1993年在德国科隆举办的第一届国际舍勒思想研讨会的主题是“均衡时代中的人”（Der Mensch im Zeitalter des Ausgleichs），非常有意思的是，二十四年以后，当国际舍勒会议第一次走进亚洲的时候，我们再一次回到了“均衡时代”这一主题。 在进入这个主题之前，我想先简要地回顾一下中国舍勒研究的历史，并就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的舍勒研究做一简单展望。就我本人有限的了解而言，早在1940年代，中国就出现了华人学者自己关于舍勒思想的讨论。比如在1944年出版的黄建中的《比较伦理学》一书中，作者对中外伦理学学说进行了界定，分为九种类型，在第八种“研究道德价值之学”中讨论了舍勒（译为：席勒尔）的“价值之具体伦理学”；再比如在吴大基的《智识史观》（Ng Tai Kee, A Treatise on the Development of Knowledge, The Natural Philosophy Research Committee of China, 1947）中，辟专章对舍勒（译为：谢勒）的知识史观予以介绍和讨论；又比如在积极尝试中西印思想会通的近代大家张君劢的《儒家哲学之复兴》中论及“新儒家哲学之基本范畴”（该章最初发表于1951年）时也提及了胡塞尔、舍勒（译为：麦克司夏蕾）等哲学家。据我所知，在前辈学人之中，对于舍勒著作征引和讨论最广的当属钱钟书。单在其《管锥编》、《谈艺录》中，钱钟书直接征引舍勒十余次，涉及Formalismus，Sympathie, Über Scham und Schamgefühl和Die Wissensformen und die Gesellschaft等多个主要文本。钱钟书甚至在《致朱晓农》的信中说，“我一贯的兴趣是所谓的现象学”。这也许是个值得深入探究的话题。 从1989年开始，舍勒的著作被翻译成中文。在1989年当年，舍勒的晚年名篇《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一下子出现了三个中译本。此后，在大陆和港台学者的共同努力下，舍勒著作的汉译已经有了一定的积累，截至目前，现有的舍勒汉译大约占德文版《舍勒全集》原著规模的三分之一，可以说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舍勒最重要的代表作《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与质料的价值伦理学》也由倪梁康先生于2004年翻译出版。刘小枫先生还先后主编过一个两卷本的《舍勒选集》和七卷本的《舍勒作品系列》。在这些翻译作品陆续出版的基础上，舍勒的研究也有相当的发展，江日新先生在1990年出版了第一部汉语舍勒研究著作，截至目前为止，汉语学界先后出版过有关舍勒的专著译著十余部，全国各主要高校以舍勒为主题撰写并答辩通过的博士论文和硕士论文总计五十余篇。而且许多迹象表明，这方面的研究方兴未艾。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本次国际舍勒思想研讨会的召开，会对中国的舍勒研究产生新的更大的推动。 中山大学哲学系有着非常好的现象学研究传统，我们在胡塞尔、舍勒、海德格尔以及法国现象学的研究上在亚洲乃至国际学界有着重要影响。目前，我们也正在更加积极地推动舍勒思想研究。我非常荣幸也非常高兴地在此宣布我们正在开展的两项工作。 其一，倪梁康先生领衔的现象学研究团队正在积极建设中山大学现象学文献与研究中心。目前，我们已经收藏有胡塞尔的原始书信5封、舍勒的原始明信片一封、海德格尔的原始书信一封（复印件请见会议赠送给大家的笔记本），帕托契卡的原始书信5封，英加尔登原始书信一封，施皮格伯格原始书信1封。此外还有胡塞尔的所有著作的第一版、全部的《哲学与现象学研究年刊》以及部分舍勒、海德格尔著作的第一版，诸多现象学家的著作的第一版和全集本等等。更为重要的是，在W. Henckmann先生、Hans Rainer Sepp先生的帮助下，我们已经开始并将陆续完成对包括舍勒手稿在内的所有慕尼黑现象学家手稿的复制和馆藏工作。我们还正在积极尝试引进并建设维护2-3个著名现象学者（比如Avé-Lallemant, Iso Kern）的个人图书馆。我们希望，在未来的五到十年，我们可以建成亚洲最大的现象学文献与研究中心。 其二，从2017年开始，我们的团队，包括在座的很多同仁将一起合作，编辑、翻译和出版中文版的《舍勒全集》。我们已经获得了中国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的支持，在未来五年我们会得到来自国家和中山大学总计大约20万欧元的资助。我们的翻译将与“国际舍勒协会”合作，在德文十五卷《舍勒全集》（GW）的基础上，结合国际学界最新的研究成果，部分吸纳更为可靠和信实的底本，编辑并翻译十六卷本的《舍勒全集》。这一全集翻译计划是国际上第一套《舍勒全集》的翻译，在篇幅和规模上都将超出目前英语世界已有的舍勒著作英文翻译以及日本学界推出的十五卷日文版《舍勒著作集》等。其中第二、七、九卷为舍勒生前出版的最重要代表性著作，我们将参考Henckmann和Chr. Bermes先生等与德国Meiner出版社合作重新编辑的历史考证版翻译。我们还将吸收近二十年以来国际舍勒研究界的相关成果，全面汇辑新整理出版的文献，形成第十六卷。在此意义上，中文版《舍勒全集》将会是收集更全、考证更详、更为精确、更为完善的全集版本，将会为汉语学界的舍勒思想研究、现象学研究提供重要的文献支撑。 毫无疑问，这两项工作的开展都需要得到在座的和不在座的诸位朋友的支持和帮助。在一定意义上，这正是在舍勒所谓的“均衡时代”才能得以开展的工作。回到我们此次会议的主题：均衡时代中的舍勒与亚洲思想。究竟什么是舍勒所谓的“均衡时代”？ “均衡时代”是舍勒在1920年代提出的概念，主要是在其晚年名作《均衡时代的人》（Der Mensch im Weltalter des Ausgleichs）中，也散见于其晚年的其他一些著作。在我看来，舍勒这个概念是针对着尼采的“比较时代”（Weltalter der Vergleichung）而提出来的。在《人性的、太人性的》中，尼采提到：“这样一种时代的意义在于可在其中对比和体验各各不一的世界观、风俗和文化，而这在过去各种文化割据一方、各种艺术风格均囿于某时某地的情况下是难以想象的。如今，增强的审美感可以在众多相互比较的形式中作出最终决定了，它会让大多数的——即被它否定的——形式寿终正寝。同样，现在也开始对高级道德的形式和习惯进行遴选，以达到使低级道德消亡的目的。这是一个比较的时代！”在尼采所谓的“比较的时代”中，道德、风俗、文化和艺术等呈现出多样性，但在这些多样性的比较中，最终会意愿选择，高级的道德形式会被遴选，而较低级的道德形式则会没落乃至消亡。如此，在这个时代之中，“超人”(Übermensch)就是要被教给人们的，超人的意义就在于去重新整理、审视我们与眼前世界的关系。 舍勒正是在这种思想关联中提出其“均衡的时代”和“全人”（Allmensch）的思想的。“全人”是一种人的理念，这种人包含并且已经实现了他的所有本质潜能。以往对于人的理解（包括理性的动物、工匠人、超人等等）都过于狭窄了，全人就是人的本质，存在于无限的形式和完满的状态之中。在每个时代都有其相对意义上的全人。全人使得超人和次等人都一同变成了“人”，全人是均衡的时代的人的引导性的理想（Ideal）。在均衡的时代中，道德、风俗、文化、艺术乃至政治等同样是丰富多样的，但是在这个时代中的关键不再是比较和选择，而是均衡。 对于我们此次会议的主题尤为重要的是在欧洲的哲学和现象学与亚洲的传统思想之间的均衡。舍勒“均衡”思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是对于一种“偏狭的欧洲式见解”或者我们如今所谓的“欧洲中心主义”的批评和拒绝，在此意义上，他要比他的前辈，被视为中西文化交融的先驱的利玛窦来得更开放、更包容也更具未来性。舍勒对情感和伦理等思想的细腻分析，对于亚洲思想传统中的心性哲学研究有对照、互镜之效。 现象学是二十世纪的欧洲给人类精神提供的最宝贵财富之一，也打开了人类更深层次的精神之眼。如今，它作为一种哲学方法和做哲学的方式，将为人类理解传统哲学主题、回应时代难题和走出理论困境提供自己的洞见。现象学最大的生命力就在于它可以和不同文化传统相结合并孕育出全新的精神形态。以瑞士现象学家耿宁、倪梁康、陈少明、张祥龙、陈立胜、方向红、朱刚等为代表的中山大学跨文化哲学研究团队，他们在各自独具特色的哲学研究基础上，逐渐形成了把现象学精神和方法与东方心性哲学传统相结合的共同研究方向，从而使一个崭新的现象学流派——心性现象学——渐趋成形。这一学派既代表着现象学中国化的最新甚至是最高成果，也代表着现象学未来的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或者我们也可以说，心性现象学是在均衡的时代中现象学发展的一个可能的模板和典范。 我由衷地期待，本次会议会成为这一发展中的里程碑的事件！ 最后我预祝本次大会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张伟 2017年11月25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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