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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里达在这里与其说是对胡塞尔现象学进行改造，不如说是通过辩证法对自己的观点进行正面的演绎。辩证法已经“先天”地决定了德里达对胡塞尔现象学的研究方法、研究态度和研究内容：发生的源头不再是纯粹的单一性，存在与含义、先验与时间、构造性与被构性等等对立的双方共同跻身于源泉之中，在康德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生成和起源就是一种先天综合：“胡塞尔一会儿描述综合，一会儿描述生成的先天，但他拒不承认哲学和含义的一切出发点是一种先天综合，——在这里绝对的明见性回到一种不可还原的非确定性”(41)。在德里达的眼里，“存在与含义、经验与先验、外在与内在、理论兴趣与非沉思的兴趣、世间性与先验性、当下与非当下、本体与观念、空间与时间、主动与被动、历史与目的等等中的任何一方都不可能独自承担起对生成或起源的阐明，惟有这些作为看似不相容的差异的双方的共在才能引领我走出现象学的迷宫”(42)。总而言之，在德里达看来，现象学所追溯的起源就是一种先天的综合。 这已经从奠基处违背了胡塞尔先验现象学追求一种纯粹现象学的根本旨趣，现象学开始成了一种不纯粹的现象学。胡塞尔认为只有在纯粹现象学的基础上才能建立起现象学哲学，反对用不纯粹的哲学来为纯粹哲学奠基，而德里达的发生现象学研究在“起源”处已经变得不纯粹起来。因为起源受到了“污染”，原本单一性的起源变成了生成与结构的辩证综合，“起源的辩证综合”意味着德里达的发生现象学与胡塞尔的发生现象学有着本质的不同。德里达明确指出，“起源的那种原初的‘污染’有一个曾被我放弃的哲学名字：辩证法，一种‘原初性的辩证法’”(43)。 可见，德里达仅仅把辩证法作为他思想中的一个过渡性概念，表面上看起来确实如此，但是起源的辩证综合却贯穿于其所有现象学研究著作，并为其解构思想的发端提供了契机。“这种差异性的‘污染’法则以自己的逻辑在一本又一本书中施加影响，也使我扪心自问：从那时起，‘污染’这个词是不是也一直没有停止过对我产生影响。”(44)正是因为如此，《发生》这部著作在德里达思想中不仅具有开端的意义，更是其解构思想的秘密发源地。“这部著作比德里达后来的哲学著作更具有‘全景性’”(45)，它规定了德里达以后的现象学研究路向。德里达也已经自觉到：几年以后的《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引论》和《声音与现象》仍在以此途径展开阅读，形成一种延续。 在《发生》中，德里达把对发生的重新激活称之为“哲学的第一任务”。“表面上，对于纯粹逻辑意识，即被构造的综合系统、完善的和自身封闭的产物，逻辑可以要求绝对的永恒性和自主性。事实上，它只有从一种先验发生出发才是可能的，因此应重新找回这种先验发生的意义。”(46)重新激活这种先验发生构成了发生现象学首要的任务。然而，这种意义已经湮没于逻辑行为与逻辑结构无限的历史中，湮没于这种行为和结构在历史中的层层叠置的积淀。在这种意义上，发生现象学就是历史现象学。德里达把发生现象学重新激活的工作形象地称之为“清淤”的工作。但是由于德里达把起源理解为发生与结构的辩证综合，从而把起源由“奠基性本质”转变成了“奠基性事实”。单纯的静态现象学的先验还原已经不能再用来追问源初意义的发生，只有作为现象学的双重还原的“回问”才有可能重新激活发生。 海德格尔转换了胡塞尔现象学发生概念的论域，转而去寻求存在论的发生，也就是说海德格尔只是继承了胡塞尔现象学的方法，除此之外，与胡塞尔的关联不大。而德里达在奠基处实现了起源的辩证综合，用“不可更改的事实”取代了“不可更改的本质”，从而在最彻底的意义上背叛了胡塞尔先验现象学的宗旨。德里达认为，胡塞尔现象学既是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又是形而上学事业的参与者，它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它正着手批判的系统中。“现象学批判形而上学……只是为了恢复它。”(47)所以德里达把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归结为一种“在场的形而上学”，而德里达的发生现象学研究正是对胡塞尔先验现象学传统形而上学本性的解构。发生现象学的研究最终构成了德里达“解构”思想的发源地。德里达解构思想的一些基本概念诸如：“延异”、“替补”、“踪迹”都是从其中发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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