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胡塞尔晚年转向问题三种经典观点的思考

摘要：

作为一名纯粹的现象学家，胡塞尔为了保证其理论的彻底性，不仅自己拒斥把现象学同现实相联系，而且他“甚至无法容忍他的学生过多地把历史现象、甚至把神学关系移到前台”[1]，然而就是这样一名几乎“不食人间烟火”的现象学家，却在晚年一反常态，走向了发生现象学、历史现象学的道路，其标志就是1936年他在贝尔格莱德的《哲学》杂志上发表的《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该文系统展现了胡塞尔对历史的思考。一石激起千层浪，胡塞尔的这一晚年转向，在当时的学术界形成了三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它们分别是前后矛盾说、外来压迫说和内在必然说，其代表人物分别是梅洛-庞蒂、哈贝马斯与利科和德里达。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三种不同的观点呢？当今，随着胡塞尔大量手稿的整理和出版以及胡塞尔现象学研究成果的不断涌现，我们能够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重新面对这种纷争，从而给出一个比较合理的评价。

一、胡塞尔晚年转向问题的三种经典观点

       在胡塞尔晚年转向问题上，从常识经验来看，最容易得出的观点是前后矛盾说，其代表人物当属梅洛-庞蒂。梅洛-庞蒂明确指出： 

       现象学是关于本质的研究，在现象学看来，一切问题都在于确定本质……但现象学也是一种将本质重新放回存在，不认为人们仅根据“人为性”就能理解人和世界的哲学。它是一种先验的哲学，它悬置自然态度的肯定，以便能理解它们……它试图直接描述我们的体验之所是，不考虑体验的心理起源，不考虑学者、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可能给出的关于体验的因果解释，然而，胡塞尔在他的晚期著作中提到了一种“发生现象学”，乃至一种“构造现象学”。[2] 

       从上我们可以看出，梅洛-庞蒂认为在胡塞尔晚年转向之前，其现象学是远离现实，“不食人间烟火”的主体哲学；但在其转向后，胡塞尔却开始研究其一直极端排斥的历史现实问题,他的思想是前后断裂且自相矛盾的。

       在胡塞尔晚年转向问题上，从晚年转向的背景来看，最容易得出的结论则是外在压迫说。其代表人物主要有利科、哈贝马斯等。在利科看来，胡塞尔晚年转向的原因是危机意识。具体来讲，胡塞尔本身是一个纯粹的现象学家，不关注政治和历史等现实问题，但当时德国纳粹当权的严峻社会现实和哲学在思想方面的软弱无力，已经引起这位毕生追求严格、彻底的科学并对自身负责的哲学家的关注。更何况这名哲学家还是犹太人，在德国反犹的大潮中倍受迫害，胡塞尔这时已经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作为一名置身政治事外的旁观者，而是置身政治事件之中的受害者。这种状况迫使胡塞尔开始对历史进行反思，其反思的成果就是把欧洲危机归因于欧洲科学的危机，进而归因于欧洲哲学的危机，把现象学作为解决欧洲危机的唯一哲学。对此利科明确指出：“什么样的动机决定了胡塞尔问题领域的转变？这位思想家——在他看来，从自然观点出发的政治事件是外在的；……把他说成是非政治的——出人意料地发展出一种对人类普遍危机的意识，……他的哲学要为欧洲人负起责任并且只有他的哲学才能给他们指明革故鼎新的道路。……在这种思想上的全部努力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德国当时的政治状况：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历史的悲剧性进程推动了胡塞尔进行历史的思考。老年胡塞尔，作为非雅利安人，作为科学思想家，本质上仍然是苏格拉底式的天才和质疑者，在纳粹分子看来是不可靠的。他退休了并被勒令保持沉默。”[3]哈贝马斯认为，胡塞尔之所以转向生活世界的研究与欧洲科学危机是密不可分的，欧洲科学危机这个历史中的偶然性事件迫使胡塞尔研究的主题转向生活世界，转向发生现象学与历史现象学。对此哈贝马斯明确指出：“胡塞尔已经把他对生活世界的分析和危机主题结合了起来，胡塞尔从客观主义对世界和自我的遗忘中，归纳出了现代科学所导致的危机。这样一种世界历史或生活历史的危机情境所带来的问题压力在客观上改变了主题化的条件，而且，只有这样才能同最邻近和最自明的事物保持一种明确的距离。”[4]

       在胡塞尔晚年转向问题上，从胡塞尔自身思想的发展逻辑来看，前后一致说则最符合胡塞尔的原意，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是雅克·德里达。德里达在《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引论》（以下简称《引论》）中明确指出，胡塞尔的第一本著作《算术哲学》实际上可以题名为“算术的起源”，因为这本书尽管具有一种人们通常所认为的心理学主义的倾向，但胡塞尔在这部著作中已经开始追溯算术的起源，即通过向感知结构以及具体的主观性行为的回返而重新激活算术的观念统一性的源初含义。50年后，胡塞尔在《几何学的起源》（以下简称《起源》）中重新表达了这种对起源的思考，对此德里达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在经过五十年的沉思之后，《起源》在现象学的历史学这一框架内重新提出同样的方案。要是考虑到其间经过的漫长道路，这种忠诚就会更加令人触目。”[5]德里达进一步指出，胡塞尔《起源》的独特性在于其对历史主义和客观主义的揭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有机统一，从而导致一种前所未闻的构思，即历史现象学的构想，“一方面揭示出新的历史性的类型或深度，另一方面，相应地，对历史反思的新型手段和独特方向进行规定。观念对象性的历史性即它们的起源（origine）和传统（tradition）——这个词在含糊的意义上同时包含遗产的传递运动和延承运动——服从异乎寻常的规则：它们既不是经验历史事实的连贯性规则，也不是观念和非历史性的富集性（enrichissement）规则。于是，科学的产生和变化必定可以为一种前所未有的历史直观所通达。”[6]

二、对胡塞尔晚年转向问题三种经典观点的考证

       在胡塞尔晚年转向问题上存在着三种不同的观点，孰是孰非呢？幸运的是，随着胡塞尔大量手稿的整理和出版以及胡塞尔发生现象学和历史现象学研究成果的不断涌现，我们有可能给出一个相对合理的评价。

       首先，让我们来考证一下梅洛-庞蒂的前后矛盾说。在转向之前，胡塞尔在《纯粹现象学通论》（以下简称《观念I》）中先后指出：“此处无须追溯历史。当我们在此谈到原初性时，无须或不应考虑无论是心理因果的生成还是历史发展的生成。……同样，一切所谓的精神科学也属此类，即历史学、文化科学、各种社会学学科等等。……同样，正如我们排除了关于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的一切经验存在的一切经验科学和关于在个人关系中的人之存在的精神科学，关于作为历史主体、文化承载者的人的一切经验的精神科学，以及关于文化构成物本身的这一类科学等等一样，我们现在也排除了相应于这些对象的本质科学。”[7]从以上引文中我们可以看出，在转向之前，胡塞尔认为，现象学作为超越论现象学，它必须保持它彻底的奠基作用。因此，现象学不仅不考虑心理学意义上的和现实上的历史，而且也不考虑奠基在这种基础之上的观念历史和本质历史。但是，在转向之后，胡塞尔开始讨论发生问题，开始讨论欧洲危机等现实问题。他明确指出，现象学要研究“内在历史”，他在《几何学的起源》中明确指出：“如果通常的关于事实的一般历史学，特别是在近代实际上普遍地扩展到整个人类的一般历史学，具有某种意义的话，那么这种意义只能奠基在我们在这里可以称作内在历史的东西的基础之上。”[8]如果单从字面来看这段话，很容易得出胡塞尔转向后开始讨论转向前拒不谈论的现实问题、历史问题等，也就很容易得出胡塞尔前后思想相互矛盾的判断，从而赞同梅洛-庞蒂的胡塞尔转向前后思想相互矛盾的观点。然而，事实上梅洛-庞蒂的前后矛盾说却是有问题的，因为胡塞尔转向后所谈到的“内在历史”和转向前所谈到的历史完全不是一种历史：一种是建立在内时间意识的历史，一种是建立在经验基础之上的历史，这两种历史不仅不相互矛盾，而且存在着奠基与被奠基的关系。

       其次，让我们来考证哈贝马斯和利科的外在压迫说。倪梁康先生认为，从因果关系来说，如果外在危机说成立，那么我们必须证明危机意识的形成不会早于时代危机状况的产生。利科断定胡塞尔是在1930年开始将自己的哲学与欧洲危机联接在一起，如果利科断定的这个时间点没有问题，我们很难反驳利科的观点。但根据倪梁康先生考证，威廉·E. 米尔曼（Wilhelm E. Mühlmann）断定的时间点（至迟1910年）比利科断定的早得多，那就是说早在1910年前，胡塞尔已经把自己的哲学同时代危机联系在一起了，这就是说胡塞尔对人类历史和现实的关注从时间点上来看是早于两次世界大战的，我们自然无法把他的后期转向归结到他在二战期间所受的迫害或者一战期间失去爱子的悲痛，外在压迫说自然也就无从谈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倪梁康先生指出：“胡塞尔危机意识的产生与其说是由于外在危机状况的压迫，不如说是出于一种理论家在面对理论危机时所产生的在现实问题上的超前意识。”[9]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尽管利科把胡塞尔晚年转向的原因归结为外在压迫，但作为《观念I》的翻译者，利科在对胡塞尔晚年转向问题上仍然是最出色的解释者，因为他把这个话题引向了一系列更深层次的问题：“现象学如何能够采取历史的视角？一种彻底回归到为存在奠基的自我的我思哲学如何能够发展出一种历史的哲学？”[10]在第一个问题上，利科指出，通过本质还原和超越论还原，作为发生学解释的历史和作为被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研究过的历史被排除在外，“但是在先验意识之中（自然和历史‘在’这一意识中被构造）历史以一种微妙的方式重新出现。这个意识始终仍然是时间性的，它是绵延的生命。”[11]这里，利科指出胡塞尔转向前的历史是非还原前的世间时间的历史，转向后的历史是现象学时间的历史，两者并不矛盾。在第二个问题上，利科从历史目的论和理性目的论的各个视点与从欧洲人类危机到超越论现象学的道路两个方面进行了阐述，利科明确指出：胡塞尔是“第一个发展出一种意向性的唯心主义，……这一意向性概念最终有可能既通过历史为人提供奠基，也通过我的意识为历史提供奠基，他的最后的要求是在先验主观主义的基础面前为历史的真正的超越性辩护。”[12]最后，利科对胡塞尔采取历史的视角所遇到的困难给予了批判性的说明。[13]迄今为止，利科的《胡塞尔与历史的意义》仍然是解读胡塞尔历史现象学最重要的文献之一。还需特别注意的是，利科认为在胡塞尔思想的发展中存在着不同的阶段，像梅洛-庞蒂这种因赞同后期的胡塞尔而贬低《观念》时期的胡塞尔的做法是错误的，“梅洛-庞蒂忽略了像胡塞尔在《观念》中所实行的按照行为与内容进行的‘意向分析’。”[14]

       最后，让我们来考证德里达的内在必然说。一方面，从现象学的学理上讲，正如利科以上所分析的那样，胡塞尔转向前后的历史不是同一种历史，一个是建立在内时间意识之上的历史，一个是还原前的世间历史，这两种历史不仅不相互矛盾，而且存在着奠基与被奠基的关系。对此，胡塞尔明确指出：“不论什么东西根据经验作为历史事实被想起，或是由历史学家所证实的过去的事实而表明出来，它们必然具有自己内在的意义结构；……只有揭示出我们生活于其中、我们全人类（从其总体性的普遍本质结构来看的全人类）生活于其中的具体的历史时间，只有这样一种揭示，才能使真正具有理解力和穿透性的历史学、使本真意义上的科学的历史学成为可能。”[15]另一方面，从胡塞尔现象学思想发展的实际过程来看，也充分证明了德里达的观点的合理性。胡塞尔从1894年时就已经启动了对起源问题的研究，但他很快就意识到解决这个问题的难度，因为要研究起源问题，就必须研究一门“感知、想象、时间、事物的现象学问题”[16]。为此，胡塞尔不得不搁置起源问题，开始对以上问题展开研究。需要指明的是，在研究的过程中，胡塞尔逐渐了区分发生、时间和历史。首先，胡塞尔在《逻辑研究》第二版中区分了心理学的发生和现象学的发生。其次在1905年的《内时间意识现象学》中，胡塞尔“超出了静态的柏拉图主义阶段，并已将先验发生的观念确立为现象学的主要课题”[17]。再次，在1931年“圣诞手稿”期间，胡塞尔已开始有意识地区分发生和历史这两个概念，“发生是指在有限的、封闭的前世界的领域中所进行的对物质、物体或事物的构造；历史则是指在无限的、开放的总体视域中所进行的一切构造，其本质上不过是一种扩展或发展”[18]。最后在1936年的《危机》和之后的《起源》中胡塞尔又回到了起源问题。胡塞尔在1930年致米施的信中对此做出了解释，“‘非历史的’胡塞尔之所以时而不得不与历史保持距离（他极度地关注历史），恰恰是为了在方法中能够走得如此远，以至于可以对历史提出科学的问题”[19]。通过以上考证我们可以看出，德里达的内在必然说更贴合胡塞尔现象学思想内在的发展逻辑，是在胡塞尔转向问题上最为合理的解读。还需指出的是，尽管胡塞尔文本中有关于历史观的论述，但他本人从未系统地论述过一门本己的历史认识的现象学理论[20]，胡塞尔自己也从来没有使用历史现象学这个概念，而真正提出历史现象学这个名称并把胡塞尔历史现象学思想挖掘出来的却是德里达，我们可以把德里达称为胡塞尔历史现象学的最伟大的发现者。然而，德里达作为一个典型的“寄生型”思想家，他不仅是历史现象学最伟大的发现者，同时也是最大歪曲者，德里达对胡塞尔思想所进行的“解构”性阅读，“就像用放大镜阅读，极为精细的慢读，对原文一句关键的句子甚至词语，以比其多十倍百倍的句子将其拉长，带上近视镜查看其中遗漏了什么，然后，以略带惋惜却十分尊敬的口吻对哲学前辈说：您说了一句空话，因为实际的效果是别的样子。”[21]毫无疑问，这种“解构”性阅读一方面会拓宽和加深对原文的理解，另一方面稍不注意就会进入误区。

三、对胡塞尔晚年转向问题三种经典观点的深层剖析

       至此，站在胡塞尔的立场上，我们可以断定，在胡塞尔晚年转向问题上，以梅洛-庞蒂为代表的前后矛盾说和以哈贝马斯和利科为代表的外在压迫说从整体上来看是有问题的，而以德里达为代表的内在必然说更具合理性。然而，由此我们会引出一个更为棘手的问题，这些现象学大师怎么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我们没有办法把他们的错误原因归结在时代问题上。暂且不说哈贝马斯是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这种观点，梅洛-庞蒂和利科则分别是在1945年和1949年对胡塞尔晚年转向做出了评价，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梅洛-庞蒂曾与其助手陈德草在1944年共赴比利时卢汶大学胡塞尔档案馆，带了部分胡塞尔的手稿誊抄件回巴黎，为法国现象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和根据，而且其助手陈德草所著的《现象学和辩证唯物主义》一书的现象学部分则写于1942—1950年期间，该部分正是以胡塞尔思想发展（本质现象学—构造现象学—发生现象学）为线索展开论述的，梅洛-庞蒂、利科都对该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更为有趣的是，曾经作为利科助手的德里达也正是受此书启发才开始关注胡塞尔的历史现象学并得出内在必然说的结论。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些哲学大师得出这样有问题的结论呢？我们认为，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这些哲学大师与胡塞尔在现象学起点的根本差异。对于胡塞尔来说，生活在一个怀疑主义、相对主义盛行的时代，胡塞尔倍受“模糊性、左右摇摆的怀疑的折磨”[1]，把“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视为其一生的追求目标。为了克服当时流行的心理主义的错误，他走向了本质现象学的道路。其次，为了解决本质是如何构造出来的问题，他又走向了超越论的现象学道路。最后，为了解决先验本质是如何构造出来的，他又走向了发生现象学、历史现象学的道路，勾勒了以先验自我为基点的生成与结构相统一的历史现象学轮廓。对于梅洛-庞蒂而言，他深刻地意识到：“我们与社会的关系如同我们与世界的关系，比任何明确的知觉或任何判断更深刻。把我们放到社会之中，就像把一个对象放到其他对象之中，以及把社会作为思维对象放到我们之中，都是不符合实际的，两种做法的错误都在于把社会当作一个对象。”[2]如何克服近代哲学以来主体与对象的二元对立所带来的各种弊端呢？梅洛-庞蒂认为现象学是治疗这种疾病的药方，因而他接受了胡塞尔的现象学，但他接受的是海德格尔式的现象学，故他像海德格尔一样没有接受胡塞尔的先验自我这个现象学的基点，而且为了克服唯我论的困境，他用主体间性代替了胡塞尔的先验的主体性，“先验的主体性是一种向自己和向他人显示的主体性，因此它是一种主体间性。”[3]还需要指出的是，梅洛-庞蒂既不认可胡塞尔的先验本质，也不接受其新的理性历史目的论思想，他认为历史不是任何确定的东西，“只有当它一朝作为场景向一个进行总结的后人敞开之际，它才是完全实在的”[4]，历史的意义是存在的赠予，需要通过“拷问的方法现象学地描述历史意义的展现”[5]，它不是意外情况、混沌，而是重回自身和适合自身的结构，人的知觉行为、人的知觉结构是人与历史之间原始关系的最根本表现。总之，由于梅洛-庞蒂不认可胡塞尔的先验的历史本质，就不可能赞同胡塞尔转向后对先验的历史本质的追溯以及由此形成的发生现象学和历史现象学，从而才会得出胡塞尔转向前后思想相互矛盾的观点。对于哈贝马斯而言，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的主要代表人物，一直关注20世纪四种主要思潮之一的现象学，并把现象学特别是胡塞尔的生活世界作为他新的社会批判理论的重要源泉，把其交往行为理论奠基在生活世界基础之上。对此，哈贝马斯明确指出：“众所周知，胡塞尔在他晚期论‘生活世界’的著作中曾尝试探讨绝对属己和彻底自明的基础。他想用现象学的方法来解释日常生活实践和世界经验的内在知识领域，前谓语领域和前范畴领域，以及被遗忘的意义基础领域。……我吸收了胡塞尔研究的核心内容；在我看来，交往行为也是包含在生活世界当中的，而生活世界主要是通过吸收风险，回过头来去揭示大量的背景共识。”[6]然而，哈贝马斯也明确指出：“我在这里不想使用胡塞尔的方法和他引入生活世界概念的语境”[7]，因为在他看来，胡塞尔的生活世界理论和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的社会批判理论都是奠基在主体意识哲学、形而上学的理性观的基础之上的。芭芭拉·福尔特纳就明确指出：“意识哲学是许多传统哲学的和社会学的研究所特有的一系列假定，对哈贝马斯来说，它导致了哲学和社会学没有对哲学和社会的或政治的问题提供充分分析的根本性失败。意识哲学尤其是由于下面的原因而受到批判的：没有顾及人类生活根本性的交互主体性本质以及人的交往技能在创造和维持社会生活方面所起的作用。在哈贝马斯的后期著作中，意识哲学成了一再被批判的靶子。”[8]利科，作为胡塞尔《观念I》一书的翻译者和注释者，无疑是这几位哲学家中对胡塞尔文本理解最深的思想家，在二战被俘虏后在集中营开始阅读胡塞尔和雅斯贝尔斯的著作，从集中营里解放之后，他着手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将胡塞尔的《观念》第一卷翻译为法文，他曾在卢汶大学胡塞尔档案馆查阅过胡塞尔手稿[9]，尽管不知是否因为在超越论还原的立场上与胡塞尔不一致而导致其在胡塞尔晚年转向问题上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但从整体来看，他对胡塞尔晚年转向的可能性、如何转向以及转向所遭遇到的困难的分析无疑最贴近胡塞尔思想的本意。尽管德里达解构的立场使其在转向问题上对胡塞尔转向的原因做出了最为合理的解读，并天才般地阐述了胡塞尔历史现象学的基本问题，但其解构的方法同时也对胡塞尔的历史现象学造成了最大伤害。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在胡塞尔晚年转向这个问题上，尽管德里达做出了最为合理和天才般的解读，梅洛-庞蒂、哈贝马斯和利科做出了错误的解读，但我们仍难给出一个单一的评价。因为德里达在做出天才解读的同时也最大程度地误读了胡塞尔思想，而利科虽然在转向原因方面解读错误，但他对胡塞尔能否转向、如何转向以及转向所遭遇到的困难的分析无疑是对胡塞尔思想最富有同情心的解读。梅洛-庞蒂和哈贝马斯之所以在熟知胡塞尔后期思想的前提之下仍然坚持前后矛盾说和外在压迫说，其背后的深层原因在于他们与胡塞尔在哲学立场上的不同。比如哈贝马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会这样评价胡塞尔的现象学的缺陷：“为什么胡塞尔仍然认为可以对作为一种纯理论的现象学的实际有效性提出要求呢？他犯了一个错误，因为他没有识破他正确地加以批判的实证主义同他不自觉地从中借用其传统的理论概念的本体论的联系。……当胡塞尔批判科学的客观主义的自我理解时，他却陷入了另一种始终没有摆脱理论的传统概念的客观主义。”[10]但是，我们还需提醒的是，尽管他们因哲学的立场否定了胡塞尔思想的某些内容，但他们仍然对现象学做出了很高的评价，如哈贝马斯指出：“谁如果回想起三十年前的情况，想起那时出现的野蛮情境，谁就会尊重现象学描述所唤起的医疗创伤的力量；这种力量是难以论证的。”[11]我们认为，胡塞尔晚年转向前的静态现象学属于以结构为中心的现象学，晚年转向后的发生现象学、历史现象学则属于以生成为中心的现象学，生成与结构这对冰火不相容的两种历史哲学，却在胡塞尔转向前后的两种思想里达到了有机统一，结构是生成的结构，生成是结构的生成，它为解决当前两种历史哲学流派的纷争提供了新的解决思路，它是治疗历史主义各种疾病的一剂良药，它使我们许多当代人能够“从容地游弋于相对主义和绝对主义的夹缝之间，既带有怀疑主义的警觉，又仍抱有对健康的理性的最终信念”[12]。

注释：

[1] 比梅尔：“出版者序言”，载胡塞尔：《现象学的观念》，倪梁康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页。

[2] 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第455页。

[3] 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第457页。

[4] 梅洛-庞蒂：《辩证法的历险》，杨大春、张尧均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第4页。

[5] 佘碧平：《梅罗-庞蒂历史现象学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页。

[6] 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第73页。

[7] 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第73页。

[8] 安德鲁·埃德加：《哈贝马斯：关键概念》，杨礼银、朱松峰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7—58页。

[9] 详见佘碧平：《论保尔·利科的“确信”概念》，载《同济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

[10] 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李黎、郭官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123—124页。

[11] 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第123页。

[12] 倪梁康：“译者前言”，载胡塞尔：《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倪梁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