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或“拆解”所追寻的就是这一非在场的经验。德里达对“在场形而上学”的理解与海德格尔并无不同，不仅如此，他还直接把海德格尔在这里的论证方式巧妙地应用在对胡塞尔的代现理论的批判之中，他模仿海德格尔的口吻说，正是非呈现才使呈现得以可能，从根本上讲，呈现就是再现，它并不奠基于自身而是奠基于非呈现、非在场即缺席和过去之中。 第三，众所周知，海德格尔的“本体论差异”思想对德里达深入思考“差异”问题并最终与同时代的其他人的“差异”思想区别开来具有极为关键的作用。Leonard Lawlor对此的考证令人颇为信服： “海德格尔的本体论差异思想涉及两个相互交织的对德里达的挑战，德里达正是在这一时期作出回答的。一方面，‘本体论差异’激发德里达思考基础（the ground）即存在（Being）问题，基础(the ground)决不依赖于被奠基者(the grounded)即诸存在者（beings）。换言之，基础决不是某种类似于它所奠基的东西，否则基础就预设了它所奠基的东西，这样它就根本不是基础了。另一方面，本体论差异激发德里达以这样一种方式思考基础（即存在），即这种方式不会导致物化（reification）。我们决不能把基础设定为一种对存在者（beings）的‘超出’（beyond），因为这会隐含结构与生成的分离，简而言之即柏拉图主义。存在永远被掩盖（dissimulated）在存在者之中。”[8](P207-208) 我们几乎可以作出这样的结论：海德格尔对德里达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也是巨大而直接的。事实上，德里达本人也是这么认为的，“如果没有海德格尔的提问所打开的东西……如果没有海德格尔对存在与存在者之间以及存在状态与存在者状态之间的差异（在某种方式上这一差异始终未能受到哲学的思考）所提起的关注，我所尝试的一切都将是不可能的。”[9](P18) 然而，事情远非这样简单。当德里达在六十年代开始广泛而深入地研读海德格尔的著作（主要是晚期著作）时，意外发生了！他受到了“勒维纳斯思想的震撼”（德里达语）！这种震撼源自一种彻底的颠覆，它不是勒维纳斯的胡塞尔对海德格尔的反批，也不是黑格尔幽灵在法国思想界的重现，它是希伯来思想对希腊思想的反动和抗议，与这种彻底的颠覆相比，海德格尔对胡塞尔乃至对传统形而上学的超越充其量只是希腊思想内部的一场对话而已。下面这一段勒维纳斯的话显然触动了德里达，他在1964年的论文“暴力与形而上学：论E. 勒维纳斯的思想”中引用了这段话并作了自己的引申： “《存在与时间》可能只支撑了一个论题：即存在是不能与对（作为时间展开的）存在的含括分开的，存在已经就是对主体性的呼唤。海德格尔式的存有论至上并不依赖显见之理：‘要认识在者，就得已经理解那种在者之存在。’肯定存在对于在者的优先性就已经对哲学的本质做了表态，就是将与某人这种在者的关系（伦理关系）服从于某种与在者之存在的关系，而这种无人称的在者的存在使得对在者的把握和统治成为可能（即服从于一种认知关系），就是使公正服从于自由……一种在大写的他者核心处保持大写的同一的方式。”[10](P164-165) 德里达在写完这段话之后立即作了引申：与存在者根本不同的存在其实是“一种作为无名的非人的普遍性之状态的暴君”，“海德格尔式的那些‘可能性’仍是些权力。尽管它们要成为前技术的、前客体性的，它们却并不缺少压制性和占有性。” 比较这里的引用和引申，我们就不难理解，德里达在1967年出版的名著《论文字学》中在对海德格尔进行挪用的同时也对他表示了不满：“‘存在的声音’……清楚地表明了海德格尔在对待在场形而上学和逻各斯中心主义方面的模糊立场。”[11](P29) 除此而外，勒维纳斯的“绝对的他者”代表了一种更加激进的对本体论进行思考的努力。“绝对的他者”显然对德里达放弃使用“存在”和“本体论”这些词有很大的影响[8]。 3H思想或以扭曲折射的方式或以警醒划界的方式作用于青年时代的德里达，他们的影响构成了决定德里达后来思想发展的核心作用圈，但德里达接受影响的范围远远不止于此。在“德里达谈现象学”中，德里达明确承认梅洛－庞蒂对他的“巨大、关键而决定性的影响”，根据国内学者杜小真女士的考证，德里达的“原印迹”非常接近于梅洛－庞蒂的“原始的过去”：“原始的延迟，原始的印迹使我们又看到了梅洛－庞蒂的‘原始的过去’”[12](P102)；德里达与索绪尔在解释学意义上的相互影响已经引起人们的关注，索绪尔的“差异”思想总是让人揣测它对德里达的“延异”观可能具有的贡献，而德里达对索绪尔的解读也让索绪尔的追随者愤而抗议，他们指责德里达给世人提供了一个经他乔装打扮的索绪尔。David Wood为我们总结了德里达与索绪尔之间的三点关系： “第一，德里达广义上同意语言对语言使用者所具有的优先性；第二，德里达认为，索绪尔对符号（sign）的解释与他赋予言语（speech）对书写（writing）所具有的特权不一致；第三，他挪用了索绪尔的符号的区分性（diacritical）理论，这一观点认为，语言（language）只是一个差异的系统。”[13](P272) 我觉得在此基础上还应该加上第四层关系，索绪尔的“音位学原理”以及作为能指的“音响形象”的“一般原则”对德里达提出“声音中心论”及其相关批判显然具有直接的借鉴作用。 如果说3H及其解释者们（或曲解者们）算作影响德里达的核心作用圈的话，那么梅洛－庞蒂和索绪尔就是次生作用圈，属于这一作用圈的还有康德（先天综合、直观与意向、无限观念）和卢梭（书写和情感的替代性）等等。 德里达早年的学术涉猎极为广泛，这为他后来广阔的学术视野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同时也给德里达的诠释者和批评者们留下了一桩桩的悬案，谁对德里达具有决定性的影响？黑格尔、海德格尔还是胡塞尔？抑或依波利特、萨特、勒维纳斯、芬克？德里达对3H以及其他学者的思想的叙述和解构是否剔除了其中遗留的扭曲、误置、过滤和折射？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已是另一篇文章的任务了。 参考文献： [1] John Protevi. Time and Exteriority: Aristotle, Heidegger, Derrida[M]. Associated University Presses, 1994. [2] 赫伯特·施皮格伯格. 现象学运动[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3] 德里达.“德里达谈现象学”[J]. 哲学译丛，2001, (3). 原文收于Sur Parole: Instantanés philosophiques[M], Paris: Editions de l’aube, 1999. [4] Leonard Lawlor. Distorting Phenomenology: Derrida’s Interpretation of Husserl [A]. Philosophy Today[J]. Summer 1998. [5] 豪威尔斯.德里达[M].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 [6] Eugen Fink. The Phenomenological Philosophy of E. Husserl and Contemporary Thought[A]. The Phenomenology of Husserl[M], ed. By R.O. Elveton, Chicago, Quadrangle Books, 1970. [7]杜小真. 在记忆和遗忘的下面，是生活[J]. 万象，2001,(3). [8] Leonard Lawlor. The Epoche as the Derridean Absolute: Final Comments on the Evans-Kates-Lawlor Debate[A]. Philosophy Today[J]. Summer 1998. [9] Jacques Derrida. Positions[M]. Les éditions de Minuit, 1972. [10] 雅克·德里达. 书写与差异[M]. 北京：三联书店，2001. [11] 雅克·德里达. 论文字学[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12] 杜小真. 德里达的解构主义[J].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0(3). [13] David Wood. The Deconstruction of Time[M]. Humanities Press International, Inc. Atlantic Highland, NJ, 1989. -------------------------------------------------------------------------------- [1] 在1990年该书问世时，德里达在“告读者”中用“起源的污染”这一表述代替“辩证法”。在随后的两本现象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