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其实在此事的处置上，袁督师为了不得罪户部而委曲求全，已然有些枉杀无辜。当时他为平息军哗，放过了两名为首官员，斩杀了十六名从犯。其实说起来那些军人只是绑缚上官索要被拖欠了四个月的粮饷而已，并无造反的意思，所以书曰“哗”而不载“变”，盖因其时确实哗而未变也。为此，袁崇焕颇为时人所诟病，如后来计六奇就于其所著的《明季北略》中《宁远军哗》一条下作评曰： (毕)自肃奏请，而户部不发，则罪不在自肃，而在户部明矣！至崇焕斩其党，而宥首恶，颠倒如此，安得不启奸人之心乎？宜不越三月，有锦州之哗也。 在这里顺便插一句闲话，那些因缺饷闹事受处分的军官中，其中一位便是日后鼎鼎大名、势倾江南的左良玉。此刻，他还只是个小小的都司。 在崇祯说那些话的时候，前面所说的那位周延儒此刻正好在场，他不愧有“性警敏，善伺意指”之名，马上就猜到了崇祯是什么心思，这根小荷于是凭此露了尖尖角，开始在朝臣里一枝独秀起来。 《明史》记他当时揣摩崇祯心思，“独进曰：‘关门昔防敌，今且防兵。宁远哗，饷之，锦州哗，复饷之，各边且效尤。’帝曰：‘卿谓何如？’延儒曰：‘事迫，不得不发。但当求经久之策。’帝颔之，降旨责群臣。居数日，复召问，延儒曰：‘饷莫如粟，山海粟不缺，缺银耳。何故哗？哗必有隐情，安知非骄弁构煽以胁崇焕邪？’帝方疑边将要挟，闻延儒言，大说，由此属意延儒”。 以此君臣二人言之，边镇官兵只要有饭吃就可以卖命去打仗了，周大臣子说“安知非骄弁构煽以胁崇焕邪？”，崇祯皇上复怀疑“边将要挟”，此已然荒谬之极，然君臣二人并不满足于就此罢手。 周延儒毕竟是饱学的才子，二十来岁就在大明朝的两试中都得了第一的堂堂会元、状元，胸中锦绣文章不少，所以他当时曾用了“罗雀掘鼠”的典故，道：“军士要挟，不止为少饷，毕竟别有隐情：古人罗雀掘鼠，军心不变，今各兵止少他折色，未尝少他月饷，如何辄动鼓噪，此其中必有原故。”选自《烈皇小识》。折色：明代赋税中，将原定征收的标的物称“本色”，如改征其他标的物或货币，则称“折色”。明初时，本色专指米麦，折色范围则较广，《明史·食货志》：“云南以金、银、贝、布、漆、丹砂、水银代秋租，于是谓米麦为本色，而诸折纳税粮者谓之折色。” 明中叶以后，赋税折纳银两的现象较多，这种折征银两一般就称为“折银”或“折色银”，亦称“轻赍”。周延儒之意，是说朝廷只是欠发士兵月饷银两，但没有减少他们月饷的银两数目。其实欠饷便是欠饷，关月饷数目的事，周说实为无理之极。 崇祯和周延儒两人此几段对话，均出自文秉所著的《烈皇小识》。 文秉，字荪符，长洲人，明代江南四大才子之一文征明玄孙，天启、崇祯两朝名臣、大学士文震孟的长子。由于身处其间，他所记载的崇祯朝事有相当的真实度。明亡，其弟文乘因投奔抗清部队被杀，文秉也遭到牵连而被通缉。他在《甲乙事案》自序中道：“予自遭仲氏之难，列在官府者，幸荷宽政，而托在至诚者，反罹密网，孑然数口，屏迹深山，吸风茹霜，莫可诉语。”黄容的《明遗民录》说他在“明亡后挈家庐于文肃公之墓下，与天池山相距里许。幅巾布袍，与樵夫释子为侣。采橡实以自给，与城市人绝不相闻”。其所撰书有《烈皇小识》、《先拨志始》、《甲乙事案》、《定陵注略》流传至今，是研究明史时几种比较值得重视的史料。 “罗雀掘鼠”典出唐朝忠臣张巡在睢阳被安禄山乱军围困时。当时张巡部队缺粮，有段时间只能靠抓麻雀捕老鼠来充饥，到最后城里什么吃的都没了，人也都打完了，终于全军战死，张巡被害，全城守军无一人降。 只是这“罗雀掘鼠”实乃当时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可崇祯却居然大以为然，周延儒的“罗雀掘鼠四字，深契圣心”，当下竟欣然点头道：“正如此说。古人尚有罗雀掘鼠的，今日缺饷，岂遂至此？！”《烈皇小识》。 说老实话，部队的将士是在为大明朝和崇祯皇帝卖命，这军饷原本就是朝廷应该发的。这位皇上好像一点都不明白，这些人是在为他守江山。照这君臣二人的说法，朝廷似乎不但不用发军饷，还可以要明军将士们饿着肚子去抓鸟捉老鼠来充饥，然后继续为皇帝和朝廷去打仗。 再者，这周延儒的诡辩实在出色之至，“今各兵止少他折色，未尝少他月饷”，这是说朝廷只是欠饷，并没减少士兵的饷银数目，所以没什么可以鼓噪的，因此鼓噪，其中必然有问题，这矛头便隐隐指向了大批的边军将帅们。谁知道这崇祯竟也大以为然，以为此话“深契圣心”，当真是焉有是理。这皇上、大臣们对战地一线部队的欠饷问题尚且如此态度，那么对其他地方守卫部队的态度也就可想而知了。 崇祯，或者说大明朝皇上和一部分大臣的这种态度，事实上正是引发明末农民起义，且起义屡镇屡起的重要原因之一。 既然皇上和大臣们都不觉得不发饷有什么问题，可以要士兵们自己去挖老鼠充饥，那么也就难怪大明朝的官兵要靠抢劫民家而赖以为生了。崇祯朝剿灭农民起义最有经验也最有战绩的两位大臣之一卢象升，对这个问题总结得最为精辟，他在奏章中曾这样说道：“请饷未敷，兵将从贼而为寇，是八年来所请之兵皆贼党，所用之饷皆盗粮也。”《明史·列传第一百四十九·卢象升传》。 原本西北、西南的农民军，主要是由无组织无训练的饥民、流民组成，基本没有什么军事素质可言。但随着崇祯中期以后大股明军的加入，尤其是大批中下级基层军官的加入，使得他们的军事素质大为提高，原来屡战屡败的不少“流寇”，一下变成了和明军一样有鲜明军事结构和具备标准军事训练水准的部队，故而极为难治。再加上各种其他因素的促成，最终一发不可收拾而颠覆了大明朝。这个问题涉及面很广也比较复杂，故在此仅举一端而已。 然而“兵将从贼而为寇”，使得明季官兵之害尤甚于“流寇”。官兵们转而为“寇”抢劫百姓，而“流寇”们却打出“剿兵安民”的旗号去争取民心，顿时官匪殊难分清，整个情况已经颠三倒四，这也是一大奇观，实在很叫人哭笑不得。如此情形之下，大明朝又焉能不亡。 崇祯、周延儒君臣两人的这些言论，读来着实让人无话可说，唯有为舍生忘死抗击清军的袁督师和辽东将士们不但吃不饱、无钱养家，还因讨要拖欠军饷被指责的际遇心酸而已。 在后来崇祯三年(1630年)让袁督师含冤九泉的罪状中，又有继续说袁督师勾引清军犯北京，乃是企图挟持朝廷以邀功邀钱这一条。而主其事者温体仁，当时与周延儒为一党。“温体仁讦谦益，延儒助之。帝遂发怒，黜谦益。”又有：“初，帝杀袁崇焕，事牵钱龙锡，论死。体仁与延儒、永光主之，将兴大狱，梁廷栋不敢任而止。”《明史·列传第一百三十九·钱龙锡传》。当时的兵部职方司郎中余大成在《剖肝录》中这样记道：“辅臣温体仁，毛文龙乡人也，衔焕杀文龙，每思有以报之。适枢臣梁廷栋曾与焕共事于辽，亦有私隙。二人从中持其事，焕由是得罪。时有〔中〕官，在围城之中，思旦夕解围。咎焕不即战。而中官勋戚有庄店邱墓在城外者，痛其蹂躏。咸谓焕玩兵养敌。流言日布，加以叛逆。” 可见袁督师下狱，固然祸起于清之离间计，但最后勘查九个半月竟依然不能洗冤，乃至以身殉国，实是先因了崇祯好面子死不认错，之下则是因周、温等人与钱龙锡等的权利之争、党争，另外还有一干朝臣、太监因私产被清军所毁等小小私事而迁怒于袁督师之故。数端并发，于是大明朝对清军战事的最后几根中流砥柱之一，就此夭折。 近代梁启超推袁督师为“明季第一重要人物”，他在《袁督师传》中说：“故袁督师一日不去，则满洲万不能得志于中国。”康有为则在《袁督师遗集序》中说：“天下才臣名将多矣，谗死亦至伙，而恻恻于人心，震惕于敌国，非止以一身之生死系一姓之存亡，实以一身之生命关中国之全局……假若间不行而能尽其才，明或不亡。” 袁督师之死，崇祯先受敌方离间，过后事实已明但依然拒不认错，以袁督师之死来维护自己的皇帝脸面，当负首责；主其事者温体仁、梁廷栋自然也一样罪无可逃，而周延儒虽然后来也曾上疏救袁督师，但其实是惺惺作态权衡之策，并无真想救他的意思，不过是摆个架子以免遭忌，二则其时他正开始与温体仁等辈争权夺利，故以此为器用耳，他当然是难辞其咎的。 不过待得后来，这周延儒自己竟一样死在了清军犯京这件事上，而罪名之一居然也是“受贿纵敌”，这可真有点天道循环、报应不爽的意思了。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