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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４月，《词与物》出版，9月，福柯抵达突尼斯大学任教，1968年9月回法国教书，1969年3月，《知识考古学》出版，《知识考古学》可以看作福柯对自己的著作《古典时代的疯狂史》、《临床医学的诞生》和《词与物——人文科学的考古学》的方法论的反思总结之作。
福柯的思考可以大致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福柯创立了一种“考古学”（une archéologie）方法，《知识考古学》也是福柯思想的第一个阶段的总结。福柯1971年发表的论文《尼采、谱系学、历史》可以看作福柯思想第二个阶段的开始，福柯在这篇论文中提出了自己的权力学说及权力和肉身的关系问题，在《知识考古学》中还看不到这样的概念范畴的分析。福柯1976年写作《性经验史》第一卷“认知的意志”后就开始向第三阶段转向，福柯第三阶段思考的中心问题是“关怀自身”及“关怀自身”与“认识你自己”的关系。
《词与物》获得巨大声誉后，福柯思考自己有没有思想的独创性，自己的思想的使命在什么地方。福柯对《古典时代的疯狂史》、《临床医学的诞生》和《词与物》的写作各有不满意的地方，就写作《知识考古学》，福柯自己这样的反思：“总的来说，在《疯狂史》中对被认为‘经验’的东西花费了过大的篇幅并且令人费解，它想指出人们是多么容易接受历史的匿名和一般的主体。在《临床医学的诞生》一书中，我多次试图使用结构分析，但这样的分析可能会回避想提出来的问题的特殊性和考古学特有的层次。最后，在《词与物》这本书中，由于没有在方法论上作明确的规定，致使人们认为我是在进行文化整体性的分析。”（《知识考古学》，20页，谢强、马月译，三联书店1998年。）
可以看到，《疯狂史》的写作艺术化色彩比较强，《疯狂史》这里几乎出现了福柯以后的所有的思想特点，《疯狂史》的理性对非理性的一种关系，其中有后来的规训的意味，这里的社会的匿名主体还没有后来的权力这样的一个结构范畴，但还是以一种相对弱化的形式存在着。福柯在1971年的《尼采、谱系学、历史》中开始了权力类型的谱系学分析，《知识考古学》中没有明确的权力分析，福柯还没有将尼采的谱系学转换成自己的权力观念。在《临床医学的诞生》中，福柯开始一种结构空间的分布分析，历史外展在空间中，福柯将尼采的透视主义与现象学的直观结合起来。
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的思考主要是面临《词与物》最后提出的“人之死”这样的一个论断，福柯认为“人之死”是尼采的“上帝之死”的伴随事件，福柯指的这个“人”是19世纪初开始的所谓资本主义大写的“人”，资本主义的一般主体，法国大革命就成为福柯思考的中心，但大革命在福柯文本中是隐匿的。福柯思考，法国大革命给欧洲带来了一种主体，欧洲的历史观察就再也没有脱离这个主体的认知之思，法国大革命的前设事件是笛卡尔的“我思”，成就笛卡尔我思的是康德的主体性的建立，康德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在胡塞尔的现象学的先验自我这里完成了这个主体的第一次循环，尼采宣告了这个主体死了，在福柯看来，尼采的这个宣告是欧洲第一次走出资本主义大写的主体的尝试。
《疯狂史》中，福柯已经将目标放在笛卡尔的我思，笛卡尔的“我”ego，这个我就是一个大写的主体，一般主体，如果法国大革命是欧洲延续几百年的一个事件的终结，那么，笛卡尔标志的主体性还是资本主义主体欲望的一种观念符号，还没有19世纪的生产性力量，福柯分析19世纪的“我思我在”的生产性的距离，“我思”推不出“我在”，在笛卡尔时代，“我思”还是“我”对神的一种妥协，“我”还没有完全为自己立法，法国大革命从神的权能下释放了人自身，《疯狂史》就是资本主义的“人”的前史，资本主义欲望的史前受压抑史。古典理性时代的疯狂史还是欧洲中世纪到19世纪资本主义时代的中间性事件，法国大革命是这次事件的转捩点。正如尼采看到，贝多芬音乐是欧洲延续几百年的审美事件的终结，表达的就是这一点。卢梭梦想过它，他围着大革命之树翩翩起舞，拿破仑实践了它。
福柯认为，19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的主体出现，“人”才真正出现，人文科学才真正建立起来。人－主体－无意识－人类学－有限性，这是对“人”的不同角度的观察，人是什么？谁在说话？福柯的提问，也就是反思19世纪开始到当下的一种主体为模式的认识论的误区。
怎样克服人类学和人文主义这样的思考方式，《知识考古学》思考重点就在这里：“这部书，没有参与――至少没有直接马上参与――关于（起源、历史、变化）结构的争论，而是参与了这样一个范畴，即：人类、意识、起源和主体问题的出现，交叉错杂和相互规定的范畴。然而毫无疑问，认为这里同样存在着结构问题的观点是无可厚非的。”（《知识考古学》，20页。）
福柯真正对话的对象主要有胡塞尔、海德格尔、马克思、弗洛伊德、黑格尔、康德，还有对福柯最重要的尼采；法国本土的结构主义和现象学存在主义也成为福柯潜在的对话对象。按利奥塔的说法，法国思想家在二十世纪只有向德国思想家学习，福柯走出弗洛伊德、马克思和胡塞尔实际上借助了尼采。在福柯看来，弗洛伊德向无意识填充的意识结构是有问题的。胡塞尔的现象学透视直观方法，福柯将它运用在历史的透视之中，但将胡塞尔的先验自我改换成实证性的主体。福柯要克服一元论的起源论，又要叙述历史的多元的源起，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已经渗透尼采的道德的谱系学，但关注的是尼采的透视主义的实证精神，这里也可见到孔德的实证主义的思考方式，尼采的实证精神的透视主义与休谟和斯蒂纳等人有关，实证主义的思考是历史的大趋势。福柯反思了两种一元论的起源论：第一种，在表面的起源外有设定一个秘密的起源，无限遥远的起点，一个从未出现在任何历史中的起点，而这个起点本身可能是一个空无。第二种话语的起源论动机是诉求一个已说过的东西，而这个已说过的东西可能又是一个没有说出的东西。（《知识考古学》，29页。）第一种起源论以黑格尔式的起源论为代表。第二种起源论以海德格尔式为代表。弗洛伊德和马克思从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一元起源论，但它们设立的源起论也有很大的先验形式的一元论色彩。尼采在这方面最自由和宏阔，最接近历史的本质。
当福柯不受胡塞尔、海德格尔、弗洛伊德、马克思等人的思考方式的控制时，但在尼采这里，福柯再也摆脱不掉尼采的思考。福柯最后说，自己只是运用尼采的方式思考了一些历史。尼采的特殊性，这不是福柯一个人遇到的问题，加达默尔这位非常不喜欢尼采的思考方式的人，也发出这样的断语：尼采是一位极端的天才，对现在任何想成为思想家的人来说，尼采将是一个永久的挑战。福柯《词与物》在方法论上不能根本离开尼采的透视主义，尽管福柯的是一种现象学化了的透视主义，尼采的道德的谱系的差异性起源也是一种透视主义运用到道德领域的结果。尼采的古典人文主义精神的这一面，福柯比较弱，实际上应该是福柯精神的一个缺陷。福柯对暴力死亡的思考偏向了生机论，而生机论和精神与神性的纬度的一种相对缺少，这是福柯理论的短处。福柯的权力结构非常冰冷残酷，一种斯多葛式的冰冷，这与尼采的赫拉克利特式的内在炙烈外表冷酷的权力意志还是有很大区别。尼采的虚无是一种炙烈的虚无，福柯的虚无是冰冷的虚无。
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的“考古学”是一种实证主义的认识论，首先是超越一般主体的，最典型的是胡塞尔的现象学的主体，胡塞尔不会认为现象学是主体性哲学，胡塞尔认为现象学是先验的客观的科学的方法，胡塞尔反对心理学的经验性，这还是一种神学与现世的二元思维模式。福柯要避免胡塞尔现象学的先验自我这样一种形式性的主体，一种柏拉图式的纯形式理念，也要避免经验性的无形式的瞬间实事，与维特根斯坦的私语言比较相似的一种语言状态，福柯选择了一种主体的透视的多层次纬度，这里不是没有主体，而是在一种极限的意义上将主体的透视点放在可能的离散空间的适当位置中，福柯在《词与物》中分析委拉斯开兹《宫中侍女》“国王的位置”，“国王的位置”这样的透视点是多重的，主体性是多重的交互的视点中的主体性。现象学的“意识－身体”的整一性单子结构是为历史所包裹的，历史为死亡和虚无包裹，现象学作为生命哲学的形式，这个单子不管偏向以欲望为主的存在主义，还是以感知为主的认知方式，其视域也是由交互的主体决定的，也就是由历史的情景决定的，欲望和感知是“意识－身体”的不可分的两面，死亡是其不可透视的最后边界。福柯提出自己的概念“历史的先验知识”这样的一个实证主义的概念，以代替胡塞尔的形式的先验自我的现象学概念：“这里的先验的历史知识不是指从未说出的，而是指已经说出的事物的先验知识，在时间之内的话语实践规则的总体，这种话语实践不是外在于历史，而是历史陈述本身。历史先验的知识不是形式的先验知识。它们不是一种性质，不在一个层面上，陈述的范围是由历史的先验的知识确定的，由实证性的不同类型标志的。”（《知识考古学》，167页。）“历史的先验知识”是福柯自己说的一种前概念，从康德的概念的纯粹理性的先验性和胡塞尔的先验逻辑出发，经验的和心理学的概念就是不科学的，福柯的前概念要避免康德和胡塞尔的这样的立场，前概念既不是先验的概念，也不是心理学的概念，而是唯名论的概念。
福柯描述历史的匿名主体的生产性，又要客观描绘历史的真实的印迹，这样福柯面临：对主体的反思，主体的能动性的虚妄性，对主体的去主体化，主体只是谱系学的一个功能单位。对历史的静态描述，对这些散布的谱系的内在关系形成的历史作考古学分析，也就是一种纯表象的分析。福柯面对的问题就是，福柯是怎样获得纯表象的，福柯要避免胡塞尔的绝对先验自我这样的一个透视点，福柯自己怎样越过这一个点，即不是主体的透视点，又是纯客观的，福柯借助尼采的谱系学克服主体，福柯的纯表象就成为实证主义的，这是一个方面。福柯还要面对自己的描述方法的单位选择的问题，福柯在《词与物》中的描述历史的方法的单位选择是典型的有力的有效的吗？柏格森在分析举手臂的动作，以机械论的角度看，这一个动作是无限复杂的，完全描述这个一个动作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这里面对了一个无限细分的无限性问题，如果将这个动作作为一个活动单位来描述就很简单，福柯在方法论上也有柏格森这样的一个反思过程，将考古学作为机械论的纯表象去描述也是几乎不可能的，一定要找到有效的结构单位，《词与物》就存在无限细分的这样一种冒险，读者也感到无限跟踪观看的烦累，历史这样去描述是最有效的吗？企图无限客观化历史是可能的吗？福柯自己也意识到这样的问题，但《知识考古学》也没有完全解决这样的问题，但福柯在《尼采、谱系学、历史》中权力的类型的分析，看到福柯比较有效地解决了这样的问题，福柯的方法论才越来越有效，越来越有力量。
福柯的考古学一方面要避免对历史的先验一元论的描绘，又要避免完全的无主体性的超现实主义式的写作，福柯就要找到一个最准确最自由的纯表象的透视点，这样的透视主义要吸收现象学的成果，以一种实证的方式，这是一种超越科学的科学，超越形式的形式，不是概念的形式，而是一种历史实证的形式，福柯称自己的纯表象的透视方法有一种“认识阈”：“认识阈是指能够在既定的时期把生产认识论形态、产生科学，也许还有形式化系统的话语实践练习起来的关系的整体。”（《知识考古学》，249页。）福柯分析科学认识论的主要形式：形式化的认识论，数学式的认识论，考古学的认识论。考古学的认识阈是对前两种认识阈的超越：“考古学并不贯穿意识－知识－科学这条轴线（这条轴线不能摆脱主观性的指针），它贯穿话语实践－知识－科学这条轴线。”（《知识考古学》，236页。）考古学在知识中寻找自己分析的平衡点，主体处于先验和经验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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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的名词很容易令人想到是一个依赖于地质学的学科概念，考古学要对不同的矿物质分布的地缘地貌进行勘探，考古学这样就具有空间的外观，历史是沉默的，根据地缘地貌的情况可以还原历史，完全还原历史也是不可能的，总有更多的历史被隐蔽了，这里只存在相对的历史真实，没有无限的历史真实，空间的厚度也就成为无限的。即使福柯认为外展最多的古典时代历史也是有无限的厚度的，空间也是有无限深度的，只是外展的界面更平坦一些。
《知识考古学》中与考古学相应的词：文献和档案。考古学是一个与自然科学有关的概念，文献和档案是人学的概念，没有考古学来得客观，在福柯理论中是补充性概念。福柯在前面三部著作所依赖的就是文献和档案，所以，考古学也就可以看作文献和档案的考古学。福柯看考古学的眼光，就如康德在经过哥白尼革命后看自然的眼光。福柯在这里考虑的是：对文献和档案进行考古学研究，以科学的方式，这里有考古学的主体，实证的主体。
福柯对考古学的分析：“就其传统形式而言，历史从事于‘记录’过去的重大遗迹，把它们转化为文献，并使这些印迹说话，而这些印迹本身常常是吐露不出任何东西的，或者它们无声地讲述着与它们所讲的是风牛马不相及的事情。在今天，历史便是将文献转变成重大遗迹，并且在那些人们曾辨别前人遗留的印迹的地方，在人们曾试图辨认这些印迹是什么样的地方，历史便展示出大量的素材以供人们区分、组合、寻找合理性、建立联系，构成整体。曾经有段时期，考古学作为一门探究无声的古迹、无生气的遗迹、无前后关联的物品和过去的学科，与历史十分相似，它只有重建某一历史话语才具有意义。我们可以这样说，不妨作一个文字游戏，历史而今却与考古学十分相似——它对历史重大遗迹作本质的描述。”（《知识考古学》，7页。）
档案是文献的一种类型，档案是关于事件和事物的陈述系统，事件是历史中发生的事情，事物是历史中的客观性物件，事件和事物是历史话语实践深度中的陈述单位，档案的研究就是一种考古学的研究：“档案的这种从未完结的，从未被完整地获得的发现形成了属于话语的形成的描述，实证性的分析，陈述范围测定的总的范围，因此，词的权利――它并不与语义学家的权利吻合――准予所有这些研究以考古学的名称。这个词并不促使人们去寻找起始；也不把分析同挖掘或者地质探测相联系。它确指一种在已说出的东西存在的层次上探究描述的一般主题，即：实施于它的陈述功能的层次，它隶属的话语的形成层次和档案的一般系统的层次。考古学把话语作为档案成分中特殊的实践进行描述。”（《知识考古学》，170页。）
福柯在考古学分析中引进“话语”（discours）和作为“话语的单位”的“陈述”énoncé这样的一对范畴，“话语这个术语可以被确定为：隶属于同一的形式系统的陈述整体；正是这样，我才能够说临床治疗话语、经济话语、博物史话语和精神病学话语。”（《知识考古学》，136页。）话语是陈述的系统，陈述是话语的原子，话语的基本单位。（《知识考古学》，98页。）考古学研究话语本身，话语是服从某些规律的实践，考古学确定话语的特殊性，对话语作出差异分析。考古学确定话语实践的类型和规则，对话语对象的系统描述。这里可以看到，福柯与英美分析哲学的类似，罗素对摩状词这样的原子语言结构的分析与福柯的分析很类似，在“我撒谎”这样的命题分析中，可以看到福柯与罗素的分析完全相同：“我撒谎”这样的命题只有在比它低的层的断定关系中才能显示出真实有效性。不过福柯于罗素的分析只是有限的交叉，它们关注的问题的方式和范围还是非常不同，福柯的观察方式是法国的，福柯和罗素的选择的基本单位还是完全不同。
福柯将话语和陈述的关系与逻辑学、语法和言语行为理论比较：陈述这个单位与逻辑学家用命题的术语确定的单位，与语法学家用句子标志的单位，于分析学家用言语行为测定的单位的是否一致？福柯认为，陈述不是命题单位，也不是语法上可分离的句子，也不是言语行为的单位。陈述不是形式分析的范畴，陈述是历史事件和历史事物的范畴概念。陈述是形式的显现的实事范畴，如果没有陈述就没有语言，但陈述不依赖语言，语言和陈述不在相同的存在层次上。例如，统计学家偶然使用的数字表，这些数字没有任何一个句法结构连接起来，但这是一个陈述。（《知识考古学》，106页。）陈述与句子、命题或语言行为不具有相同的单位，不受同样的标准约束。陈述是某一分析一个可测定的分割，它更像是一种功能。是一种从属于符号的功能，可以通过分析或直觉，决定陈述是否生产意义或不产生意义。（《知识考古学》，107页。）
福柯强调了考古学的特点，就是历史事件和事物，不是认识论的纯形式分析，陈述需要物质性，陈述总是通过某种物质的深度被给定，即是这个深度被掩盖起来，看不见或消失。一个陈述必须具有某种实体、某种支撑、某个地点和日期。当这些必须物发生变化时，陈述也改变了其同一性。陈述的同一性，《恶之花》的不同版本不构成不同的陈述，而是同一个陈述。但波德莱尔大脑中的恶之花与写在原稿中的恶之花就是不同的陈述，功能系统的关系在其中起到关键性作用。是否可以说埋在地下的古董总是相同的陈述，不管以后怎样修复还是同一个陈述，福柯这里是先验的唯名伦。
陈述需要建立历史的关系，陈述和分化空间的关系，陈述的参照系构成了个体或对象分化的要求，事物的状态和被陈述本身涉及的关系：“陈述没有联结范围的存在的情况下不能发挥作用，没有一个不是以其他陈述为前提的；没有一个陈述的周围没有一个共在的范围、体系和连续的效果、功能和作用的分配。陈述是把意义的单位置于某个它们在其中不断增加和积累的空间的东西。”（《知识考古学》，125页。）键盘的字母不构成一个陈述，但将键盘的字母写在纸上，这些纸上的字母就构成一个陈述，因为一种历史的关系建立起来了。
福柯分析的陈述的主体，就是纯表象的主体：“陈述主体是一个确定的和空白的位置，它实际上可以由不同的个体填充。但，这个位置不是只此一次地被确定并一成不变始终保留在某个文本、书或作品的行文之中、而是在变化。”（《知识考古学》，119页。）
话语的形成，对象、陈述行为的方式、概念、主题的选择所屈从的条件称为形成的规则，在一定的话语分布中的存在条件，也是它们共存、保持、变化和消失的条件。描述话语事件的计划，某一话语事实的这一陈述是根据什么规律形成的？它究竟在什么地方排斥其他话语，它是怎样占住任何其他一种话语无法占住的位置。（《知识考古学》，33页。）话语要摆脱人类学的方式，心理学的，主体性的，而是纯表象的，对主体进行表象的，现象学的纯粹先验逻辑的，回到事实本身的。而这个话语又是历史的，惟一一次性的，不可重复的，福柯对话语的陈述，严格建立在他的纯表象的分析的基础上，对虚构的一元起源论的排斥，对有差异性起源的谱系学的接受，拒绝先验起源论，肯定差异性的谱系学的缘起论，但有一种客观的超越历史的事实本身吗？福柯的问题是现象学本身的问题，尽管建立在谱系学上的现象学，只能说是一种客观有效的有限性形式，胡塞尔在《欧洲科学的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中也思考这样的问题，福柯的陈述是一个功能结构，陈述主体本身的单子结构是陈述这个功能结构的同构的结构，即不是先验形式性的，也不是经验主义的，而是先验感觉论的实证主义的，是一种典型的法国本土的思考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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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考古学》作为对《疯狂史》、《临床医学的诞生》和《词与物》的方法论反思之作，有比较重要的问题，福柯必须思考，首先，福柯考古学的方法论的独创性在哪里？福柯创立这样的考古学研究历史，代替通常的已经存在的大量研究历史的方法，福柯创立考古学有怎样的意义？考古学的特点，考古学观察历史强调历史的连续性和差异性的关系，描绘散布的系统，彻底放弃起源问题。远离系统的保障，向尚未划分的土地，向不易预料的重点前去。考古学注重空间地缘分析，福柯的考古学的特点是将历史的过程外展在空间地理分布之中，德勒兹说的地图绘图，这样，福柯强调精确客观科学。福柯的有效的功能结构的话语是怎样选择？怎样形成描述历史的有效话语？经济学、医学、语法、生物学这些话语导致某些概念的组织、对象的聚合、陈述类型的出现，它们有根据自身的一致性、严密性和稳定性的程度构成一些主题或理论。（《知识考古学》，79页。）
福柯在《知识考古学》对《疯狂史》、《临床医学的诞生》和《词与物》的话语类型的界定，福柯将话语的陈述分成四种类型，四种设定：第一种，陈述之间确定关系群的第一个假设：参照同一对象，形成一个整体。《疯狂史》就是参照“疯癫”这样一个同一对象，形成一个话语。
“精神病”的分析，怎样陈述精神病，将精神病只能作为一个陈述群被说出来的东西的整体。分散在时间中的不同形式的陈述只参照同一对象的话，它们便形成一个整体，精神病作为一个陈述群是由统一因素决定的，否则，关于精神病的话语构成一个有效单位根本得不到存在：“这个整体中被确定、被描述、被分析、被估计或者被判断的各种各样对象的同时或者连续出现的规则呢？……这是一些用区别和抑制方法分割的对象，是一些在日常实践中，在法学中，在宗教怀疑论中，在医生的判断中相互区别的对象，是一些出现在病理描述中的对象，是一些被医治、治疗和护理的规约或处方限定的对象。此外，关于精神病的话语单位可能就是这些规则的作用，这些规则确定这些不同对象的转换，它们在时间上的不一致，它们之中产生的断裂，中断它们持续性的内在不连续性。自相矛盾的是在具有的个体性东西中确定陈述整体，在于描述这些对象的分散，把握分割它们的所有间隙，估量它们之间的距离――换句话说，提出它们的分布规律。”（《知识考古学》，39-40页。）
19世纪精神病理学的话语，精神病的出现的层面、界限的审定和规格的格局，福柯对精神病不能有一个明确的定义，福柯将精神病放在历史和肉身的交接点上来思考历史对肉身的权力关系，肉身的彻底现象学还原在福柯这里是不存在的。福柯在精神病这样的思考中要分清两个层面的问题：考古学的话语陈述是静态的，纯现象学的事实本身，但也存在谱系学权力结构对对象的规训这样一个一般的社会主体的功能，福柯要对这个一般主体进行表象，将功能结构的转化的分布也在文献档案中得到显示，尽管往往也是不完全透明的。
精神病在文艺复兴晚期、古典时代和19世纪的陈述群不同，按福柯对宫中侍女的国王的位置的纯表象分析，精神病作为一个在不同时期的意义转化的陈述群，集中在客体的精神病人，对精神病的社会主体对精神病的规训和力量的分布，以及对这样的两个层面的反思达到的纯表象，精神病作为一个考古学的陈述，才得到合理的透视，直观到精神病的连续性和转换过程。
第二种，根据事件和事物的形式和连贯类型。《临床医学的诞生》的现代医学的诞生就是这样一个话语。19世纪起，医学科学并不是有它的对象或者它的概念所标志，而是由某种风格、某种陈述行为的稳固特征所标志，医学有一个认识体所构成，这个认识体意味着对事物具有同样的观察，具有同样的感觉范围，根据身体的可见空间对病理事实具有同样的分析，对感知的东西作出同样的记录体系。（《知识考古学》，40页。）
第三种，在陈述群中起作用的那些持久的和一致的概念系统。《词与物》中的古典时代的话语和语法事实的分析。例如古典主义作家，从朗斯洛到18世纪末的作品中，对话语和语法事实的分析就建立在一定数量的概念之上。（《知识考古学》，42页。）
第四种，主题的同一性和持久性。《词与物》中的生物学和经济学分析就是这样的类型。生物学的进化观，经济学上的财产观是一种主题的同一性和持久性的观念。古典时代的进化观,物种的亲缘关系是在图表的连续种得到展示的，没有19世纪的生物进化论，19世纪的生物进化论是在有生命的有机体这样的不连续中展开的。在经济学中，魁奈的选择所依据的概念系统与英国的功利主义的重商主义所支持的相反的概念系统是同样的，财产的分析所包含的概念游戏，人们赋予货币的定义是同样的，对价格的揭示是同样的，按同样的方式确定了劳务费用。魁奈和功利主义者都是根据这个独一的概念游戏为基础，但他们解释价值的方式不同，他们分别根据交换或根据工作日报酬进行价值分析。（《知识考古学》，45页。）
考古学探测中的每一个遗留的印迹怎样得到历史的思考，福柯思考考古学历史中的历史的连续性和差异性的关系。考古学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成为历史分析的基本成分之一。福柯在考古学的历史分析，连续性和断裂中引进了，考古学强调话语陈述的稀少性、外在性、并合性：“我决心不忽略任何一种不连续性、决裂、界限或者是极限的形式。我决心要在话语的范围中描述陈述以及它们的可能关系。”（《知识考古学》，37页。）福柯从这里开始他的考古学思考：“不连续性、断裂、界限、极限、体系、转换等概念的引入给整个历史分析提出的不仅是程序问题，也是理论问题。”（《知识考古学》，23页。）福柯在这里引进话语就是要对历史的不连续性、断裂、界限、极限、体系、转换等概念进行重新思考，尼采的谱系学和透视主义就这样进入了福柯的考古学的话语理论中。
考古学确定陈述整体的形成规则。考古学要揭示陈述的连续性中的非连续性的异质空间。考古学的连续性是分析历史的变化与转换，转换有一种连续性转换，也有断裂性的转换。断裂是一种矛盾的异质性空间的相结。同思想史相比，考古学更多地谈论断裂、缺陷、缺口、实证性的崭新形式乃至突然的再分配。考古学是为了固定历史才研究历史，实证性的共时性，作为替代的瞬间性的时间消失了，话语摆脱了变化的规律，建立一种不连续的无时间性之中。话语通过片断而被固定，一些永久性的不牢固的碎片。（《知识考古学》，213页。）断裂永远是存在于确定的实证性之间的由不同的转换说明的不连续性。因此，考古学断裂分析的主旨是在如此之多的变化中建立相似和差异、等级、补充、巧合和差距，简言之，是描述不连续性的扩散。（《知识考古学》，226页。）断裂对考古学来说不是它分析的基础，断裂是话语形成规则的转换名称。法国大革命所起的作用就像一个复杂的，相关联的，可描述的转换整体，至今的考古学分析均以它为中心。（《知识考古学》，229页。）
考古学不连续性强调话语的断裂，话语群间的矛盾；连续性强调转换的同质系统。话语的矛盾是直观空间散布的地缘线分部的关键，矛盾在不同层次中得到直观：“话语产生于矛盾，话语正是为表现和克服矛盾才开始讲话的，话语由此永远不能绕开矛盾，对考古学来说，矛盾既不是要克服的表面现象，也不是应该抽出的秘密的原则。它们是需要描述的对象。考古学描述各种有争议的空间。”（《知识考古学》，196页。）矛盾是某种隐藏着的或准备隐藏起来的单位的幻觉，它只存在于意识和无意识，思想和文本，理想性和表达偶然性的形体之间的差距中。总之，分析应该尽一切可能消除矛盾。
转换是怎样形成的？一个实证性的消失和另一个实证性的出现包含多种转换的类型。一种话语形成代替另一种话语形成，这种转换不一定更改所有的成分，这里可以有连续性，回归和重复现象。例如货币流通首先成为财产分析的对象，后来成为政治经济学的对象，特征的概念先出现在博物史中，后有出现在生物学中。陈述的功能结构的独立性与异质性的关系。考古学认为相同、重复、不间断所提出的问题不少于间断提出的问题。（《知识考古学》，223页。）
考古学也注重不同话语之间的比较，指出不同形式之间的同构性，确定每一种形式的考古学模式。考古学思考话语的同位性，话语的间距，话语的对应关系。比如考古学要思考普通语言学、博物学和财富分析的关系，以及临床医学的关系。在写作《词与物》的关系，福柯为什么只选择这样三种作比较，福柯认为，考古学比较不追求一致性效果，而是追求增多的效果，“考古学所涉及的范围不构成一门科学，一种合理性，一种精神状态，一种文化，而是实证性际的交错，这种实证性际的界限和交叉点不可能被一下子确定。”（《知识考古学》，205页。）
由于考古学是既不是一种先验的科学，也不是一种完全的经验论科学，考古学的话语分析就是一种对离散的状态最大可能的分析，考古学的对象是历史的整体，而历史整体是无限的，这样，考古学就面临对无限性描述的危险，福柯的考古学具有无限铺陈的外观，有方法上的无限繁复的危险，福柯花很大的精力来叙述自己的方法，但总有要经受不简洁明了的压力。福柯一方面希望将历史的面貌无限客观化，真实化，一方面也面临自己揭示的历史并不最为典型的压力。福柯的考古学有去一般主体的革命性优势，也面对了主体性观察历史的优势的压力，福柯要克服主体性的缺陷，但必须要将其优点转换在自己的直观方式中，福柯在第一阶段的思考还没有完全解决这个问题，福柯在第二阶段的思考中克服了第一阶段的缺陷，福柯认为自己的《规训和惩罚》是自己真正成熟的第一部作品，大概福柯自己有这样的自我认识。福科第二阶段的权力分析气势更成熟有力，历史毕竟是人的历史，不能没有人，只是对人的思考的方式不同而已。
考古学将历史从现象学中解放出来，考古学为死亡所限定，所包裹，考古学是对死亡的一种极限思考，福柯最后说：“话语不是生命：它的时间不是你们的时间；在话语中你们不会同死亡和解；你们说出的所有的事情很可能使上帝致命，但是，你们别以为能够用你们所说出的一切造出一个比生命更长久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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