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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非昔比，尸位素餐 终太宗一朝，史书评价说，太宗对济尔哈朗“恩养之厚，迥异众人”。客观地讲，确实如此。济尔哈朗虽非太祖的嫡系子孙，但在太宗心目中，其并不逊色，因为济尔哈朗所做的许多事都令太宗欣赏。 崇德年间，太宗提倡禁酒，因为时人多喝酒误事，“晨醉则至暮不醒，夜醉则日中不起”，不理政事，以致满洲、蒙古八旗牛录人口中有许多贫困者。太宗在举了反面例证即正蓝旗莽古尔泰、德格类健在时，“耽于药”以致败亡后，特别提到镶蓝旗郑亲王从前“嗜酒”，但其有毅力，既然喝酒有碍国政，就硬生生地把酒戒了。见微知著，由是可知济尔哈朗是有恒心、成大事的人。 其时，明清争夺的战略重点集中于辽西锦州、松山、杏山一带，故济尔哈朗曾多次率军前往略上述地方。特别是崇德四年(1639)五月间，济尔哈朗连战连捷，败敌9次，俘获明兵两千余人及大批的驼马等。凯旋之日，太宗率众迎出盛京城5里，并于次日在演武场举行仪式以示其对济尔哈朗此次出征连战连捷之称许。当济尔哈朗将俘获的马匹、骆驼呈献给太宗后，太宗“酌纳之”，先赐代善、多尔衮、豪格、阿巴泰、杜度、额哲(太宗第二女玛喀塔的丈夫)、朝鲜世子(朝鲜国王李之子，其时作为人质居于盛京)、蒙古喇嘛、沈志祥，又赐济尔哈朗、尼堪、硕托等出征各官，令作为出征主帅的济尔哈朗心中倍感自豪。 崇德五年(1640)三月，济尔哈朗又作为右翼主帅率官兵往修义州城，驻扎屯田，以图长期围困锦州。同年五月，太宗亲至义州巡视。正逢杏山附近的蒙古多罗特部欲降请求接应，太宗即派济尔哈朗率军1500人前去迎降，并布置一旗兵分前、中、后三队陆续应援。返回时，济尔哈朗途遇杏山总兵刘周智、锦州总兵祖大寿、松山总兵吴三桂所率之明军7000人前来阻截。敌众我寡，济尔哈朗使出调虎离山之计，令八旗兵“引退于杏山九里处”待敌，目的是引明军来追，使之与驻守杏山城之步军拉开距离。祖大寿、吴三桂等果然中计，令明骑兵百余骑“呼噪而前”，济尔哈朗则“纵兵还击，分队冲入”，其本人与多铎等亦“亲自博战”，遂大败明兵，并追奔至杏山城下，不仅“斩将、生擒及所获甚多”，而且顺利通过明驻防之锦州，完成了接应任务。太宗闻报“大悦”，特出营15里相迎，并赐济尔哈朗等“御厩良马”1匹，以示嘉奖。 崇德六年(1641)七月，济尔哈朗曾令右翼兵攻击领明兵13万来援锦州、松山的洪承畴于松山西北所立之营，不料失利。当会议功罪时，太宗集群臣于笃恭殿，承认“右翼山营被夺，损伤士卒，皆郑亲王指挥失律之故”，但即使如此，太宗以为这仅仅是济尔哈朗的偶然失误罢了，“著免议”。俗话说，士为知己者死，太宗如此厚待，济尔哈朗自是肝脑涂地以报。松锦大战中，济尔哈朗挖深壕，筑垛口，严密封锁围困锦州城，使守卫外城之蒙古将领诺木齐等无望之下归降而与祖大寿军激战，济尔哈朗与阿济格、多铎等闻讯支援，里应外合拿下了锦州外城。此后，其于松山一带成功阻击了洪承畴欲冲入锦州增援之兵6万人，终使祖大寿归降。后，又与多尔衮联手，克塔山、杏山两城，松锦大战以大清国取得全胜而告终。论功行赏时，济尔哈朗以功勋卓著列于将帅之首而独领风骚。只是好景难常占，崇德八年(1643)太宗的猝然离世，使得这位于太宗朝17年未曾有过责罚记录的郑亲王今非昔比，不仅沦落到尸位素餐之境地，而且还被降为郡王。 其时，由于太宗生前并未指定皇位继承人，故其身后不可避免地爆发了一场继统之争。面对两黄旗之“父死子继”与两白旗之“兄终弟及”两大阵营的对垒，毫无竞争资格的济尔哈朗成为双方争取的对象。作为皇位候选人的豪格更是派手下的何洛会、扬善两人去见济尔哈朗，明确告知两黄旗欲立其为嗣。作为济尔哈朗，其个人意愿是倾向于豪格的，但依其一向谨慎的处事作风，济尔哈朗在表示无异议后，又补充说不知多尔衮的意见如何。言下之意，此事还有待商议，为自己留下了回旋的余地。 在议定皇嗣的诸王会议上，当两黄旗大臣直截了当地提出立皇子时，礼亲王代善的态度是豪格作为太宗的长子“当承大统”，济尔哈朗随即表示附和，但遭到阿济格和多铎的极力反对。而豪格退出会场的不智之举，使天平倾向于多尔衮，两黄旗大臣遂佩剑而前表示誓死要立皇子，睿智的多尔衮权衡利弊后，决定立福临为帝，而自己与济尔哈朗“左右辅政”。济尔哈朗之所以被多尔衮视为不可或缺，是因为太宗生前最器重济尔哈朗，而且在排序上，济尔哈朗从来都是位列多尔衮之前，如多尔衮只提其一人辅政，不仅有僭越之嫌，而且两黄旗大臣也不会答应。何况济尔哈朗此前与多尔衮等并无矛盾，而且依济尔哈朗以往的行事作风，其敢于和多尔衮针锋相对的可能性极小。基于此，济尔哈朗才被多尔衮提名为第一辅政王。 果然，事实证明济尔哈朗确实不是多尔衮的对手，其不过是头顶着辅政王的光环尸位素餐罢了。这不仅是因为济尔哈朗处事谨小慎微所致，因为论实力，名列于前的济尔哈朗根本就无法与多尔衮抗衡，其除了手中原有的镶蓝旗外一无所有。世祖福临称帝后，心怀怨愤的豪格已与两黄旗大臣势不两立，两黄旗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而两红旗因代善年老，岳托、萨哈廉等又早逝，此时并无杰出人物领旗，只有多尔衮执两白旗而大权在握。是故顺治元年(1644)正月，颇有自知之明的济尔哈朗主动示弱，召集内三院、六部、都察院和理藩院的官员说，今后凡事需请示两位摄政王的，一定要先请示睿亲王多尔衮，需要记录在案写名字时，也要先写多尔衮，而在座次、排班和行礼仪注上都要如是办理，即济尔哈朗把第一摄政王的位置拱手让给了多尔衮而甘愿位居其次。济尔哈朗明哲保身的举动能免其重蹈父兄的覆辙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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