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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中国玉器在史前新石器工艺中孕育，距今以万年时间，我国新石器时期遗址，如辽宁西部大凌河上游的阜新查海遗址、内蒙东南部的兴隆洼文化遗址、浙江河姆渡文化遗址、陕西仰韶文化半坡遗址等，已经出土软玉制作的生产工具。黄帝之时，“以玉为兵”《越绝书·外传》。进入阶级社会，中国玉器便不再作为生产工具或是武器，而负载了极为深刻的形而上意义。中国人“抽绎玉之属性，赋以哲学思想而道德化排列玉之形制，赋以阴阳思想而宗教化比较玉之尺度，赋以爵位等级而政治化”，使中国玉器成为中华民族观念的载体，寄寓了宗教的、政治的、道德的、审美的丰富含义。 关键词：中国玉器 玉器 神话 礼乐 道德 审美 一、神化了的中国玉器 中国玉器从孕育期开始，便有着极其神秘的宗教色彩和极其浓厚的巫术意义。原始先民认为，玉是山川自然的精英，它能够通达神灵。加之玉器加工艰难，先民对玉器愈益产生神秘崇拜的心理。他们借崇玉传达对日、月、山川的崇拜。长江下游良诸文化遗址出土大量玉琼、玉璧。琼的基本造型是兼合方圆，它把方和圆，也就是天和地贯通起来，于是，琼成为祭祀天地的法器。璧的基本造型是圆片，圆形源于崇日。周代，玉器颜色和造型的选择，都有与天地对应的意义。在文明进步的周代，玉器仍然大量用于宗教祭祀，“牺牲玉帛”是祭祀天地时必不可少的工具。玉器既然承担着沟通天地的使命，其纹饰的设计，也必然出于对沟通天地巫术意义的考虑。原始先民通过对玉的崇拜，传达图腾崇拜情绪。汉人认为，龙负载着沟通天地的使命。龙，正是炎黄部族的图腾形象。雕琢了图腾的玉器，便成为天、地、人、神交往的法器。我国沿海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软玉生产工具上，重复出现神秘的鸟纹，说明以鸟为图腾的东夷先民，将他们拜鸟的宗教情绪表现于玉器。商周玉器多雕作动物，或作圆雕，或以玉片琢其剪影，这些玉器，并非纯粹的审美装饰，而是图腾祟拜的表现，先民相信其中隐藏着某种法力。先民还通过玉崇拜，传达祖先崇拜和鬼神崇拜的情感。祖先能够庇佑自己，把自己的愿望上达于神灵，这是古代先民的共识。 二、礼乐化了的中国玉器 周玉由宗教意义转而服务于宗法礼乐制度，斧、铲、刀、戈形玉器演变为“圭”、“璋”等，它们与璧、琼共同成为宗庙祭祀的重要礼器。周人以玉器作为瑞器。金文中，分赐瑞玉为“班”，王公贵族执拿着周天子分封的瑞器，以作身份名位的标志。什么名位的人，在什么情况下，执拿什么样的玉器，受制于宗法制度森严的等级规定。不同长度的命圭分别由天子、公、侯、伯执拿，作为天子与诸侯间的符信天子所执的冒，长四寸，在接受诸侯朝觑时使用天子用纯色的玉，上公用杂色的玉，侯用质地不纯的玉，伯用介于玉、石之间的次玉天子的圭，穿孔在中央。山西侯马春秋遗址出土大量尖头玉圭，每圭用红色颜料书写相同誓词和不同人名，这就是著名的侯马之盟—晋国赵鞍集团写给先君的盟书。战国后期，出现了穿起来的组玉。佩戴组玉，是为了显示身份，节制步履。什么样的身份，迈什么样的步子，佩什么样的玉。中国玉器又被礼乐化了，成为宗法制度的工具。 三、道德化了的中国玉器 儒家延伸了玉器在宗法礼乐制度中的作用，赋玉以人格化的内涵，以玉之美比附道德之美，借玉进行道德说教，玉器中寄寓了道德意义。儒家在玉的自然品质中找出与人伦理道德、仪表风范的近似性，在玉质与道德的相互比照中，美向善转化，玉与道德融为一体。玉负载了超越自身自然品质的形而上意义，成为美和善的表微，理想人格的化身。比德，便是儒家重玉的原因所在。由以玉比德，儒家进而将佩玉与修身联系在一起。一个有道德有修养的君子，必须佩玉，以玉的品德规范自己，或进或退，周行折行，都按一定规矩，佩玉才能右侧发出微、角之音，左侧发出宫、羽之声。两千多年来，统治者都用律己、待人、修身的儒家学说规范人们行为，维护社会安定，以儒学为核心的以玉比德说，正好适应了统治阶级需要。于是，中国玉器又被道德化了，“以玉比德”成为广泛认同的社会观念。 四、审美化了的中国玉器 不难看出，中国玉器从服务于原始宗教，继而服务于礼乐制度和儒家学说，象征、抽象意味极其浓郁。那时，先民制作玉器，主要是从宗教意义出发，受制于宗法社会的典章制度和正统观念，不是从审美需要出发的。尽管商人爱玉近于痴迷，周武王灭商，得商代“旧宝玉万四千，佩玉亿有八万”，商妇好墓出土件精美玉器，造型简约概括，刀法古拙刚劲，风格凝重浑朴，品类之多，雕琢之巧，代表了商玉的最高水平，对商玉的研究，仍当主要从宗教意义观。周玉受制于宗法等级制度，所以法度森严。战国哲学思想活跃，艺术标新立异，玉器流美秀婉，活泼轻快。汉代罢默百家，独尊儒术，汉玉拙重大气，与同时期艺术表现出一致的风格。统治阶级的宣扬和儒学的召唤力，使中国人由崇玉而爱玉，国人眼中的“玉”，几乎成了“美好”的代名词。元玉风格粗犷，透露出元人刚劲豪爽的气质。明代玉器，世俗趣味与古之幽情结合，文人参与玉器设计，陈设玉器造型敦厚典雅，山水花鸟、唐诗宋词、吉祥纹样成为玉器的纹饰，江南成为明玉的生产中心，苏州名工荟萃，陆子冈所琢文房器具，圆活生动，精巧细致，镌以诗词题款印章，表现出文人优雅的意趣和江南生活的精致佩玉则更世俗化，寓意尽在“吉祥”二字。清代乾隆好制大玉，作为宫廷财富的炫耀，审美流于庸俗陈设玉器仍取吉祥题材，雕琢严谨，线脚分明，显示出宫廷恢弘庄严的气息而文人案头的玉山子，保留玉璞的天然形和大面积玉皮色，而于某一部位作多层雕镂，形成粗细繁简的对比，其实是文人以玉当纸，画山水画，见出文人审美对艺术的强大干预。中国玉器被审美化了，成为上至宫廷、下至文人和市民怡情审美的玩好，连“玉”这个字也彻底走进了世俗生活，将“玉”字嵌进人名，在中国比比皆是。 面对中国博大精深而又自成体系的玉文化，如果就玉论玉进行研究，论其材美工巧，是远远不够的。神化，礼乐化，道德化，审美化，便是中国玉器的衍变轨迹。我们理应在前人个案研究的基础之上，对中国玉器进行综合的文化考察，考察它深刻的观念寄寓，进而考察中国人深层次的观念形态，考察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个性。 参考文献: 【1】王方良《产品的意义阐释及语意构建》东南大学 2004年 【2】石新影《从上古时期玉器看中华文明的起源及其形成》安徽大学 2005年 【3】裴传永《“大同小康”之论非关孔子辨》孔子研究 2003年 【4】汪聚应《儒“义”考论》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年 作者简介： 饶彬，1977年生，美术专业毕业后机缘巧合之下接触玉器，便痴迷玉器的设计制作。在设计理念上结合传统的玉雕造型设计，寻求突破创新。在制作工艺上，追求精雕细琢，力求赋予作品灵魂和生命，体现其艺术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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