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叶剑秀
几十年前，缸在中原大地的乡村里，是家家户户必不可少的生活用品。童年的记忆里，我家就有三口大缸。一口放在灶房里盛水，两口放在上屋里存粮。我们那里用的缸，是本地的粗瓷缸，浑身涂满浅黑色的釉，土窑烧制，缸口直径一尺半盈余，高约四尺半，看上去糙粝拙朴，可是它既便宜又实用，能盛百十来斤粮食。那时常见拉缸的人力车，走村串巷地叫卖，多是以物换物，交易快捷方便。我家的三口大缸是父亲分三次置办的。父亲是个篾匠，辛辛苦苦编织一张苇席可换一口大缸。
缸对于乡村人来说至关重要。那时候一家人的生活用水全靠一口大缸。家人从村街的老井里打满两桶水，悠悠地挑回家里，哗啦一声倒进水缸里。水缸上压着一个木盖，缸里常有一个葫芦水瓢浮着，用水时就拿水瓢去舀，一瓢一瓢地扬起倒出，仿佛细数着日子的艰辛和苦难。缸里的水少了再及时续上，一年四季，永不枯竭。乡村长大的孩子，刚刚长出力气，学会为家人分忧的主要课题就是去挑水。村巷泥泞的小道，老井石阶的绿苔，弯弯的辘轳把上，早已印上了少年成长的手纹和足迹，如同染色拓片的印痕，牢牢烙刻在幼小的心灵深处，终归抹之不去，甚或是一生自豪的追忆。
缸的最大功用是储存粮食。夏秋两季，把生产队分来的微薄麦子谷米晒干，装进陶缸里，然后盖上薄薄的石板，一来杀菌灭虫，预防虫蛀，保障储存质量；二来筑起牢固壁垒，防护老鼠偷窃。在那饥荒年代，无论虫蛀一粒，还是老鼠偷食一口，就如同咬蚀家人的骨血一样，令人痛心不已。
到了冬天，闲置的大缸派上了大用场。初冬时节，勤劳的母亲把从地里捡来的白菜、萝卜、红薯叶子，大捆大捆地扛回家，淘洗过后，放在锅里轻煮，而后趁热捞出，放进事先注入少量水的陶缸里，再盖上木盖儿，压上石头或砖块，一大缸酸菜算腌上了。这时的大缸，浸泡着日子的艰难和心酸，饱尝着人世的苦涩滋味，与家人默默相伴相守。过一段时间，当满屋子弥漫起酸溜的气息，腌制的酸菜便可以食用了。
那时候的乡村，各家各户都要腌制一大缸酸菜。这一缸酸菜，虽然味道咸涩苦酸，难以下咽，却能让全家度过漫长的春荒，是乡村人熬过饥饿的依靠和希望。
在我的印象里，父亲对缸具有深厚的敬仰情感，甚至有着浓郁的感恩情结。在我能挑水的年纪，不小心把水缸碰坏一个豁口。父亲走过来，脸色阴沉，用手轻柔地抚摸着缸口的损坏处，像抚摸着受伤的婴儿，心疼地长吁短叹。虽然没有大声地呵斥，但还是反复叮嘱我以后要多加小心，再不能碰坏了。
当父亲看到我们兄妹围着大缸做游戏时，就面露恼色，急忙制止，甚至大声训诫，唯恐我们一不留神弄坏了大缸。那时我就明白，缸在父亲心里是高尚和圣洁之物，因此他倾注了丰厚的关爱和呵护之情。
改革开放以后，各家各户分到了责任田，收获的粮食越来越多，原有的缸显然不够用了。从饥饿和苦难中刚刚走出来的乡村人，把粮食视为珍宝。可面对堆积如山的大垛粮食，仅靠家里几口大缸根本解决不了问题。于是村里精明的人开始砌了水泥池子，既方便又可多储存。村里人纷纷效仿，不到一年的时间，一直被乡人奉为至宝的大缸，纷纷退役下岗，陷入孤独失落的尴尬境地。
又过几年光景，收割机开进田野，每逢麦秋收割时节，面粉厂的车就在田间地头等候收购，乡村人再也不用为储存粮食忧虑。收割脱粒，直接存入面粉厂，想用时去领面就行了。盛粮的水泥池子转瞬即逝，更不用说大缸了。
大缸光荣退出乡村生活的舞台，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是农家庭院压井的普及，接着是自来水的广泛应用。吃饭、洗衣、冲刷，水龙头一开，哗哗啦啦转眼搞定。随着乡村人生活品质的提高，时令蔬菜取之不竭，新鲜可口，谁家还会再去食用酸菜呢。大缸像历经蹉跎岁月的苍郁老人，无可奈何地走到了薄暮夕阳的尽头。
我家的几口大缸闲置下来以后，父亲把它们一拉溜口朝下摆放在院墙的下边，又怕我们登缸上墙，再依次挪移到院里的石榴树下，摆放成花瓣的形状，极似一件精美艺术图画。父亲常常望着这些大缸发呆沉思，依然给予它们极大的关照和护卫。
我们都长大了，像长满羽毛的鸟儿，先后纷纷飞离家门。后来家里要盖新房，摆在院里的大缸显得碍手碍脚，我们与父亲商议出手变卖，父亲坚定地摇摇头，眼里充盈着不忍与不舍的情愫。我们不忍触及父亲的别离感伤，只得作罢。直到父亲去世后，家里那些大缸才被别人运走。
曾经承载苦难岁月的大缸，已成为历史的文化符号。它们记录和书写了一个时代的记忆，见证了乡村的沧桑巨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