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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260年（南宋景定元年），忽必烈在上都开平府继承了蒙哥的大汗宝座。一时间，蒙古统治集团内部发生分裂，忽必烈忙于平定其弟阿里不哥、关陇蒙古贵族和山东汉人世侯的先后叛乱，并推行汉法，劝耕农桑，扩充军队，整顿内部，直到1268年，蒙宋双方虽小有冲突，但大体处于休战状态。 就在这个相对“冷战”阶段，发生了一件突发而又影响深远的大新闻—南宋潼川安抚副使、知泸州刘整叛宋降元。 刘整字武仲，先世为京兆樊川（今属陕西西安）人，后徙居邓州。金朝灭亡前夕，刘整投奔南宋，在京湖战区名将孟珙帐下效力。刘整为人沉毅晓勇，善骑射，尤善训练士卒。孟珙进攻信阳之时，刘整为先锋，立下战功，被孟珙誉为“赛存孝”，将其比喻为五代时期晋王李克用帐下第一猛将李存孝，此人之武勇可见一斑。 后来，刘整又跟随四川宣抚使兼京湖（指京西南路和荆湖北路，相当于今湖北全省和湖南省的部分地区）制置大使李曾伯前往四川，在抗蒙战争中屡立战功。1258年二月，刘整率军据守遂宁江箭滩，与蒙古军大战并获捷。七月，刘整在四川打了胜仗被朝廷“推恩赏”。白鹿矶之战时，刘整又向贾似道献计，烧断浮桥，截杀元军170人。景定元年（1259年）四月，刘整任知泸州兼潼川路安抚副使，其后又在泸州与蒙古军作战获胜，被宋理宗称赞“刘整泸州之捷甚伟”。 问题在于，在许多南宋官员看来，刘整终究是“北人”，是不能完全信任的，如何能够统领重兵。偏偏刘整的顶头上司四川制置使俞兴与京湖制置使吕文德都抱有这种心态。特别是俞兴，与刘整的关系极为恶劣。早年俞兴以成都路安抚副使守嘉定（今四川乐山），遭蒙古军包围，刘整率军救援，俞兴既不亲自迎接，也不去军营慰劳，只派属吏以羊酒馈送。刘整因此发怒“杖吏百而去”，两人因此结下怨仇。景定元年刘整在泸州取得大捷后，但吕文德和俞兴对身为北人的刘整能立功如此，心有不甘，“两阃皆不喜之，乃降为下等定功”，刘整得知后，“意大不平”，自然也有些牢骚话，就更引起了俞兴的憎恨。 这时候正好权臣贾似道开始推行“打算法”。“打算”一词，意为核算、会计，“打算法”指的是在蒙古退军，形势缓解的情况下，对边疆诸军进行一次大范围的财务审计。平心而论，这并不是无的放矢，由于持续了二十多年的宋蒙战争，南宋经济己接近崩溃，所谓“国计有将败之虞”，“岁入之数不过一万两千余万，而其所出，乃至两万五千余万”，尤其是在应对蒙哥汗的大规模进攻时，仅仅半年多时间，南宋政权几乎耗尽了国家的一切财力，“出内库银币犒师，前后出缗钱 7700 万，银、帛各106 万两、匹”，而其中很大一部分其实是落入了边帅自己的腰包，当时南宋将帅们克扣粮饷、虚报军额、经商盈利、假公济私，各种刻薄手段的确也是无所不用其极。 然而实行“打算法”的目的也并不仅仅为了挽救财政危机。贾似道乃是借推行“打算法”来整人，对武将和驻边将领中凡不对他“谄事”、“迎合”者就找出其军费使用中的不当之处，并借此予以驱逐和肃清。在大批军事将领被清除之后，贾似道利用自己的心腹将领吕文德和自己的义弟李庭芝，分守京湖与两淮，自己则坐镇中央，掌控了南宋的军权。 这样刘整就必然被整了。俞兴派人到刘整处“打算军前钱粮”，刘整内心惶恐，自知不免要受俞兴的报复，便以金瓶贿赂俞兴，但不被接受。刘整又去江陵求俞兴母亲以书嘱之，俞兴也不纳。刘整又派人去临安上诉，也不得要领，这时又传来南宋名将向士壁被迫害而死的消息，刘整“益危不自保”，眼看自己不见容于宋军将领，遂决定叛宋降蒙。1261年六月，刘整以泸州等十五个州郡，共三十万户投降蒙古。 泸州为蜀地要冲，刘整手里握此要津，又是屡立建功的南宋名将，他的突然投降颇令蒙古众将怀疑，认为他是诈降。但蒙古成都路军政长官刘黑马，刘元振父子却力排众议，认为他降蒙是真心。于是刘元振前往泸州受降。刘整杀掉拒绝归降的一名官员后开门迎接刘元振入城。泸州要地遂落入蒙古手中。 得知刘整叛宋，俞兴急忙移檄讨伐。在成都军将失里答的援助下，刘整出城迎击宋军。宋军在前后夹击之下溃败。俞兴丧师后，吕文德奉命征讨。他改变作战方针，“水陆并进，雨雪载涂，或筑堡以逼其城，或巡江以护吾饷，或出奇以焚其积粟，或进锐以剿其援师”，终于在1262年（景定三年）正月收复泸州。吕文德亦因功加封开府仪同三司。 尽管吕文德成功收复泸州，但他与俞兴逼反刘整却给南宋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如此排挤良将直臣实在是自毁卫国长城。1267年十一月，刘整借朝觐机会，向忽必烈献计， “宋主弱臣悖，立国一隅，今天启混一之机。臣愿效犬马劳，先攻襄阳，撤其扞蔽”。至于具体的灭宋步骤，刘整认为，“宜先从事襄阳。襄阳吾故物，由弃勿戍，使宋得筑为强藩。若复襄阳，浮汉入江，则宋可平也。”他总结了以往蒙古攻宋的战略得失，主张以重兵进攻襄樊，在中路实行突破，然后既能西应巴蜀，又可顺流东下，直取临安。他对忽必烈说:“攻蜀不若攻襄，无襄则无淮，无淮则江南可唾手下也。”，“进攻之计不于淮、不于湖广、不于蜀、独于襄者，盖知襄者东南之脊，无襄则不可立国！” 虽然早在1260年，蒙古千户郭侃就提出过类似的计策，但作为“尽知国（南宋）事虚实”的原“南宋绕将”，他的意见自然更为忽必烈所重视。而且唯有刘整的建议，将襄阳攻略的战略目的与天下一统的大目标结合起来，迎合了忽必烈“思大有为于天下”的宿愿，所以忽必烈当即下定决心，鉴于蒙军前几次南下都是分兵过广而未能一举灭宋，且双方交战的三大战区中四川地势险远、江淮河道纵横，均不利于蒙古骑兵优势的发挥，决心改变进攻南宋的战略，以襄阳作为进攻的重点；并任命名将速不台之孙、兀良合台之子阿术为都元帅，与刘整共同指挥这一军事行动，领兵往攻襄阳。 阿术是蒙古名将。还是少年时，他就参加过乃父兀良合台远征大理（今云南）、安南（今越南北部），英勇善战，所向披靡。连蒙哥汗也赞扬“阿术未有名位，挺身奉国，特赐黄金三百两，以勉将来。”由于阿术自小从军征战，培养了其驾驭战争的军事才能，故成年后自拥重兵更加显示出“沉几有智略，临阵勇决，气盖万人”之统帅之才。后来，指挥襄阳作战的蒙古将领又添上一个阿里海牙，由阿术指挥蒙古军，刘整和阿里海牙则指挥汉军。这支南征军总共动员了超过十万名兵员，而其中纯粹的蒙古骑兵大概只有阿术亲自指挥的二千人，其余兵士大多来自华北地区的契丹、女真与汉人。 以事后诸葛亮的角度而言，刘整的战略眼光可谓毒辣，襄阳的确是当时南宋的命门所在。 襄阳是南宋京湖战区北部战略防御的支点，兵家必争之地。古来立足东南的政权，无不恃荆襄为上游屏障。自古未有失荆襄而能保有三吴者。相对而言，东南无四川尚可立国，若无荆襄，则不可以立国。明末顾炎武在详考了立足于东南的吴、东晋、宋、齐、梁、陈、南唐、南宋八代政权的成败兴亡之后，指出了“厚荆襄”和“阻两淮”为东南立国之本。而同时代的顾祖禹在论荆襄形势时也说:“湖广之形胜，在武昌乎？在襄阳乎？抑荆州乎？曰：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以东南言之，则重在武昌；以湖广言之，则重在荆州"；明确指出了襄阳事关南北军事战略全局的价值。 襄阳地当“水路之冲，御寇要害”，西北溯汉江而上经均、房二州可通川陕，与四川战区相连接；北出“南襄隘道”可推进中原，向东北穿越伏牛山脉南麓与桐柏山脉北麓之间的方城隘口（今河南方城县东）即可到达华北大平原的南端。同时襄阳又是南阳盆地南部湍河、白河、唐河几条川流收束而下、汇入汉江的地点，从水路，至襄阳后，又可分为二途，或继续西行入汉中盆地，或转入三河口（或称三洲口，今唐白河口）北上直航宛南；南向有荆襄大道、襄汉陆道、汉水水道三路以巡荆湖。自春秋以来就是连接江汉平原和南阳盆地的重要交通枢纽。几条陆路水路在此交汇，使其成为沟通南北、承东启西的一个重要枢纽。在西南北对抗时，南方的军事防御线东西延绵三四千里，襄阳便处在这条漫长战线的东南段与西北段之间的连接点上，犹如“常山蛇势”之七寸，一旦有警则“海内震动”，若荆襄有失，则上下断绝，首尾难顾。因此，襄阳作为湖北境内的一大重心，实已超出了局部地域性而具有了全局性的意义。 襄阳城墙 襄阳之所以受到兵家的重视的另一原因，则是它周围的地形条件有利于军事上的防御。襄阳城北临汉水，与樊城隔江相对，两城夹江而峙，互为唇齿。襄阳城面向汉水，背依砚山，周围东有桐柏山，东南有大洪山，西北为武当山余脉，西南则为险峻的荆山山脉，构成了四边的屏障，便于设防而不利于车骑与大军的行动。汉水自襄阳城东向南曲折，从两旁的山岭之间穿行而过，顺流东南而下，至石门（今湖北钟祥）进入江汉平原。襄阳正当其河谷通道的北口，正可以利用临城的汉水与周围的群山来封锁敌军的来路；而汉水水流湍急，更是难以泅渡。此外，襄阳所处的襄宜平原农业生产条件优越，土壤肥沃，灌溉便利，军粮能够就地生产自给，史称“襄阳左右，田土肥良，桑梓野泽，处处而有。”历史上屡见在当地驻军屯田而大获成功者（如西晋名将羊祜）。 故而，南方如欲向北方进取或抵御北方的进逼，势必重视襄阳的经营。当然，南宋政府里也不是没有人不懂这个道理。南宋与蒙古发生冲突的初期，宋朝收编的北方军队（原属金朝的兵将）叛变，把襄阳城池献给蒙古，后来又由孟珙力战收复。收复之后，孟珙上奏宋廷，说：“襄、樊为朝廷根本·，今百战而得之，当加经理，如护元气。”他是很明白襄、樊在战略上的价值的。他的老部下刘整也懂得这道理，所以才向忽必烈献了取襄、樊的计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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