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沈从文的前半生》，张新颖著，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如果可以大胆一点，放弃虚构和非虚构的严格界限，我很想说，张新颖的《沈从文的前半生》和《沈从文的后半生》合起来，应该恰当地看做一个独特的成长（修养）小说（Bildungsroman），因为它几乎拥有成长小说的所有重要元素。 有意思的是，以沈从文为主角的这个成长小说，并非按时间顺序依次写下来的，而是先有了“后半生”，再有了“前半生”。原因呢，是作者觉得，“沈从文的前半生，在已经出版的传记中，有几种的叙述相当详实而精彩；再写，就有可能成为没有必要的重复工作”，但“《沈从文的后半生》完成后，这一想法有所改变。不仅是因为近20年来不断出现的新材料中，关涉前半生的部分可以再做补充；更因为，后半生重新‘照见’了前半生，对后半生有了相对充分的了解之后，回头再看前半生，会见出新的气象，产生新的理解”。或许可以说，正是有了这个“照见”，《沈从文的前半生》让我们在以往习见的形象之外，看到了一个不太一样的沈从文。
▲青年沈从文 拿沈从文30岁时完成的《从文自传》来说吧，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们大概能明显感觉到沈从文对自然风物的感知力和喜爱程度，也能领会其中的“别具一格，离奇有趣”。张新颖却在肯定这本书让“传主的形象已经确立起来”之后，特别指出，“这部自传带有强烈的此时、此地写作的特征，选择写什么、不写什么，哪些地方详细、哪些地方粗略，都与这个阶段写作者的生命状态关联密切；特别是，叙述的语调、风格，或隐含或表露的信息，都是这个而立之年的自传作者有意识传达出来的”。等到世易时移，回看这本自传，进入晚年的作者想法也发生了变化，已经不再是“我在这地面上20年所过的日子，所见的人物，所听的声音，所嗅的气味”，而是“只有少数相知亲友，才能体会到近于出入地狱的沉重和辛酸”，他笔下那些堪称奇妙的湘西经历，也成了“20年噩梦般恐怖黑暗生活”。 如此显而易见的判断变化，其原因，应该不是此前的自传叙事有丰富到让人惊异的“创造性记忆”，而是一个人应对过“各种各样的挫折、苦难和挑战”，经历过“多重的困惑、痛苦的毁灭和艰难的重生”之后，对人生的审慎反顾，如同经由后半生而对前半生的“照见”。或者按成长小说的经典说法，晚年的回顾是主人公“不断自我省察和反思”，走过了无数“错误和迷茫”之途后更为准确的表述；更进一步，或许也可以说，《从文自传》为未来准备的是一个充分意识到自己卓越感性天赋的自我，此后，天赋将自觉不自觉地转化为责任，向沈从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得完成作为知名作家进入社会之后的第二次自我确立——从这个角度上，或许更能看出后半生是如何“照见”了前半生。 最容易看到的“照见”，是沈从文后半生的“转业之谜”绝非一时心血来潮或只是被迫，而是可以从他的前半生里看到草蛇灰线的。湘西时期，沈从文的小包袱里就“有一本值六块钱的《云摩碑》，值五块钱的《圣教序》，值两块钱的《兰亭序》，值五块钱的《虞世南夫子庙堂碑》。还有一部《李义山诗集》……”居住北京期间，琉璃厂和前门大街的大小挂货铺是沈从文喜欢驻足的地方，“就内容而言，实在比30年后午门历史博物馆中的收藏品，还充实丰富得多”，他“用眼所能及，手所能及的一切，作为自我教育材料”。即便在慌乱的迁徙途中，沈从文也时有自己独特的留意之处，“在黔滇边境一个小客店中，发现当地煮烤茶用的白瓷罐，大开片厚釉，竟完全和北平古董商认为‘明代仿哥瓷’同一形制。又在一个小县城公用水井旁，看见个妇人用大瓷罐取水……看看罐耳蟠夔纽，竟十分精美，式样完全如宋制，刻画花纹尤奇古精巧”。
▲青年沈从文 这里有个隐藏的问题，可能未必有人特别注意，即沈从文对文物的喜爱并没有因此发展成古董收藏，相反，他自己买下很多东西后会随手送人，看到好东西也会推荐好友去买。更有意味的是，他对文物的喜爱，也没有坠入文人的收藏趣味里去，而是早在湘西时期就已留心其中含藏的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我从这方面对于这个民族在一段长长的年分中，用一片颜色，一把线，一块青铜或一堆泥土，以及一组文字，加上自己生命做成的种种艺术，皆得了一个初步普通的认识。由于这点初步知识，使一个以鉴赏人类生活与自然现象的乡下人，进而对于人类智慧光辉的领会，发生了极宽泛而深切的兴味。” 到这里我们不难发现，以往对沈从文长于感性而疏于文化的印象，应该是一个很大的误解，就像认为他仅凭自己出色的敏感就走过了后来的漫长岁月是很大的误解一样。《长河》完成之后，沈从文从“多产作家”变得作品相对稀少，一方面跟当时的战局有关，另一方面，就可能与沈从文的第二次自我确立有关。“对于人类智慧光辉的领会”固然是第二次自我确立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我看来，更为明显的标志是他慢慢脱离了较强依赖天赋性情的“别具一格，离奇有趣”，思想进入了更深的层面。 早在《从文自传》之前，沈从文已经从与青年学生的接触中意识到一个问题：“做文章也很有人，但当我告他们要成天苦写，苦思索，求对于事物与文字的理解，写三年也莫以为成功，再看成绩，听到这话他们的趣味消尽了，因为他们都相信天才，我却告他们没有天才，只是忍耐，大约具这耐心去工作的是不会多的。”此后，沈从文会经常强调这个耐心，“我真为我自己的能力着了惊。但倘若这认识并非过分的骄傲，我将说这能力并非什么天才，却是耐心”。道义见乎事功，他的学生，也会用这个词来议论他：“沈先生做事，都是这样，一切自己动手，细心耐烦。”
▲沈从文与张兆和 当然，还是可以把这个耐心看成是天赋性情的一部分，属于第一次的自我确立，而不是后来的自觉选择——那就不妨再看下去。在《湘行书简》中，沈从文说：“我希望活得长一点，同时把生活完全发展到我自己这份工作上来。我会用我的力量，为所谓人生，解释得比任何人皆庄严些与透入些！”慢慢地，这个心思变为一种自觉的选择，就成了沈从文反复强调的“责任”。如对新文学，他觉得需要“不逃避当前社会作人的责任，把他的工作，搁在那个俗气荒唐对未来世界有所憧憬，不怕一切很顽固单纯努力下去的人”。这个责任感，沈从文显然是越来越自觉的，并逐渐扩大到更广的范围里去，如张新颖在书中所说：“这种自觉的责任逐渐生长成型，把他的关注中心，从个人的文学事业扩大到他置身其中的新文学的命运和前途，更推至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和前途。” 有了这耐心和责任的自觉，沈从文获得了踏实的安慰，或者起码是切实的鼓励。写完《长河》后，他在《题记》里说：“横在我们面前许多事都使人痛苦，可是却不用悲观。骤然而来的风雨，说不定会把许多人的高尚理想，卷扫摧残，弄得无踪无迹。然而一个人对于人类前途的热忱，和工作的虔敬态度，是应当永远存在，且必然能给后来者以极大鼓励的！”在陷入困局的时候，他相信自己“尚能充满骄傲，心怀宏愿与坚信，来从学习上讨经验，死紧捏住这支笔，且预备用这支笔来与流行风气和历史上陈旧习惯、腐败势力作战，虽对面是全个社会，我在俨然孤立中还能平平静静来从事我的事业。我倒很为我自己这点强韧气概慰快满意”。沈从文相信，他“攀住的是这个民族在忧患中受试验时一切活人素朴的心”，由此，他也就“仿佛看到一些种子，从我手中撒去，用另外一种方式，在另外一时同样一片蓝天下形成的繁荣”。 在引了上面一段话之后，张新颖接着写道：“‘从我手中撒去’，这是对自己作为一个作家的工作与民族大业息息相通的关系的认同，是对自己的责任和使命的确证。”想来不至于误会，这些话不是一个初入世者的盲目乐观，而是一个经过了世事的人谨慎的自我鼓励。可以说，这第二次的自我确立，让沈从文把他敏感的天性、对历史长河的兴趣、自觉的耐心和责任混合起来，形成了一个新的自我。或许也正因此，在进入风云更为翻覆的后半生时，沈从文才虽遭艰难而没有一蹶不振，以成长小说主角该有的坚韧，作为一个“弱小的个人从历史中站立起来，走到今天和将来”。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