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洵：“有官必有课，有课必有赏罚”20170315

宋朝苏洵说过：“有官必有课，有课必有赏罚。有官而无课，是无官也；有课而无赏罚，是无课也。”这是他总结中国古代察官治官之法得出的结论。

唐朝是中国古代典章法制趋于成熟与定型的朝代。考课之法见于《唐六典》。按唐制，每年一小考，四年一大考。四品以下官由吏部考核，三品以上官由皇帝亲自考核。唐朝考课以标准细化为显著特点，所谓四善二十七最法。“四善”：一曰德义有闻，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称，四曰恪勤非懈。“二十七最”是根据各部门职掌之不同，分别提出的不同要求。如铨衡人物，擢尽才良，为选司之最；扬清激浊，褒贬必当，为考校之最；礼制仪式，动合经典，为礼官之最；等等。

经过考核，定出上、中、下三等九级。“一最四善为上上，一最三善为上中，一最二善为上下；无最而有二善为中上，无最而有一善为中中，职事粗理，善最不闻者为中下；爱憎任情，处断乖理者为下上，背公向私，职务废缺者为下中，居官饰诈，贪浊有状者为下下。”对于流外官，则按四等第考课：“清谨勤公，勘当明审为上；居官不怠，执事无私为中；不勤其职，数有愆犯为下；背公向私，贪浊有状为下下。”

宋初，沿袭唐制内外官任满一年，为一考，三考为一任。由于宋朝厉行中央集权，特定的政治环境使得宋朝也很注重依法考课，以充分发挥官吏的治国作用。

太宗时州县官考课法：“郡县有治行尤异、吏民畏服、居官廉恪、莅事明敏、斗讼衰息、仓廪盈羡、寇贼剪灭、部内清肃者，本道转运司各以名闻，当驿置赴阙，亲问其状加旌赏焉。其贪冒无状、淹延斗讼、逾越宪度、盗贼竞起、部内不治者，亦条其状以闻，当行贬斥。”真宗时又定“州县三课”法：“公勤廉干惠及民者为上，于事而无廉誉、清白而无治声者为次，畏懦贪猥为下。”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颁行《守令四善四最》考课法。

宋朝虽然考课有法，但在实践中赏多罚少。官员一入仕途，不问治绩劳逸，只要无大过错，照例文官三年一升，武官五年一迁，所谓“知县两任，例升通判；通判两任，例升知州”，“贤愚同等，清浊一致”。因此，暮气沉沉，笼罩官场。不仅如此，由于考课不力使得冗官充斥朝廷上下，成为百姓沉重的负担。

明朝考课分“考满”与“考察”。前者三年一考，九年三考，分为称职、平常、不称职三等，以定黜陟。后者按八法（贪、酷、浮躁、不及、老、病、罢、不谨）考察内外官吏。京官六年一考为“京察”，外官三年一考，为“外察”。京官四品以上官自陈政之得失，以候上裁。五品以下分别优劣，或降调，或致仕，或闲住为民，具册奏请。

由于明太祖朱元璋深知元末官吏贪婪掠夺，激起民变，因此重视吏治。洪武十一年(1378年)，命吏部课朝觐官，“称职而无过者为上……有过而称职者为中……有过而不称职者为下”。洪武十八年(1385年)，吏部奏称天下布、按、府、州、县朝觐官四千一百一十七人，其中称职者十之一，平常者十之七，不称职者十之一，贪污阘弱者十之一。称职者升官，平常者复职，不称职者降调，贪污者付有司治罪，阘茸者免为民。

对于地方官的考课，称为“大计”。因大计而受处分的官员，永不叙用。结论不当者，可以辩白；任情毁誉失实者，连坐。史称“明兴考课之制，远法唐虞，近酌列代，最为有法。”

清朝考课官吏分为“京察”与“大计”。“京察”是对京官的考绩，每三年举行一次，于子、卯、午、酉年进行。三品以上京官和地方总督、巡抚自陈政事得失，由皇帝敕裁。三品以下京官由吏部和都察院负责考核。京察分三等，一等为称职，二等为勤职，三等为供职，根据等级实行奖惩。

“大计”是对外官的考绩，也是三年一次，于寅、巳、申、亥年进行。大计的范围除督抚外，包括藩、臬、道、府及州县官。大计的程序是先期藩、臬、道、府，递察其贤否，申之督抚，督抚核其事状，注考造册，送吏部复核。大计分“卓异”与“供职”二等，按等予以奖惩。

清朝经历了康雍乾三朝百余年的盛世，其成因是多种多样的，但认真推行考课制度起了积极的作用。康雍乾时期实行考课比较认真。康熙朝自二十二年至六十一年，共举行大计十四次，共举卓异官五百八十名，纠参、罢斥、降调官员五千一百三十七名。乾隆朝六十年，大计京察共进行三十三次，举卓异官八百七十六人。乾隆帝还特别提出，不能让“年力就衰之人，听其滥竽贻误”。清中叶以后，政治腐败，国事衰微，无论京察还是大计，都逐渐流于形式。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的职官考课，从战国起迄至清朝，虽代有兴革，但一直沿行不衰，是一种常态化的职官管理制度，从而雄辩地说明考课对于整肃官僚队伍、发挥官吏治国理政的职能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张晋藩 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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