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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考河西四郡设置年代与“重构”汉代河西经济生活 就劳榦的研究而言,居延汉简的发现,不仅对西北边塞制度的研究意义重大,而且在以下两个问题的探索上使他取得了前瞻性与原创性的成果:一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传世典籍与出土汉简记载,对河西四郡的设置年代进行了新考索;二是利用汉简对河西经济生活的丰富记载,重构了汉代西北边疆社会生活与经济发展的繁杂景象。 《史记》《汉书》有关汉代西北史地的记载,或歧异互见、或失之简略,仅靠典籍的钩距参伍仍然使人无法认识“庐山真面目”,居延汉简的大量发现为这一课题的研究带来了新契机。 有关河西四郡的设置年代,不仅《史》《汉》记载互异,而且《汉书》之《纪》《传》所载亦有轇輵。劳榦在整理居延汉简时,敏锐地发现一枚载有元凤三年(前78)史事的简牍:“元凤三年十月戊子朔戊子,酒泉库令定国以近次兼行太守事,丞步置谓过所县何津请谴官特家去丞行事金城张掖酒泉敦煌郡,案会所占畜马上匹当张舍张如律令。掾胜胡,卒史广。(303·12)”元凤三年为昭帝时期,简文将河西金城、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并提而不言及武威郡,触发了劳氏对武威郡设置于武帝时期的质疑。《汉书》记载武威郡设置年代,一说为元狩二年(前121),一说为元鼎六年(前111),一说为太初四年(前101)。清代学者齐召南、钱大昕、朱一新等学者对此均有考证。齐、钱主张应据《汉书·武帝纪》的记载,将武威设郡年代定于元狩二年,而朱一新则认为应当以《志》为是,将武威郡的设置年代定于太初四年。劳榦认为,清代考证学者因考史材料难脱纸上文献的窠臼,所以“诸说咸有未密”。除了前述简文之外,他又从文献记载与出土简文的记载中找出四重证据,以推论武威郡的建置年代:①《史记》一书论及西域之事,不曾只字片语提到武威;②《汉书·昭帝纪》始元六年(前81)记载设置金城郡,取张掖二县而不言及武威,说明此时威武尚未置郡;③盐铁之议亦在始元六年,据《盐铁论·西域传》载:“先帝推让,斥夺广绕之地,建张掖以西,隔绝羌胡。”也是只提张掖,未提武威;④居延出土的有关宣帝初年的骑士名籍中,张掖所属诸县俱有其人,而武威所属诸县则无一人,则宣帝初年武威盖已置郡,其正卒戍武威缘边而不戍张掖所属之居延。根据以上推断,“武威置郡之大致年代,早不得逾元凤三年十月,此简行文之时代;晚不得逾地节三年五月,张敞视事山阳郡之时代”[10](P322)。 劳榦运用同样精湛的考证方法,推论出酒泉郡设置于元狩二年(前121)、张掖郡设置于元鼎六年(前111)、敦煌郡设置于元鼎六年。这一考释相较清人之研究可谓有突破性、创始性的贡献,并启迪着陈梦家等学者进一步对河西四郡建置年代进行深入探讨[11](P179-190)。 汉简记载内容的丰富性,使得劳榦研究的视域大为拓展。他借助汉简,试图从不同角度复原汉代河西边郡的历史图景,因此河西的经济措施、民众生活成为其重点考察的另一个对象。 关于河西经济生活,劳榦主要从屯田制度、农业技术和农场劳力、钱货的流通与商业、车马运输四个方面进行专题考察研究。居延地区对于河西四郡来说,地理位置至关重要。这一带“是由河西到漠北一条重要的道路,也就是北伐匈奴和匈奴南下的一条南北向的很方便的走廊”[12],因此汉朝在居延屯田戍役也显得尤为必要。居延一带有额济纳河水可资灌溉之用,故早在武帝时期便命路德搏进行开辟经营。劳榦参照《汉书》相关记载,深入发掘汉简中有价值的史料,认识到汉代居延地区垦屯的劳力主要有田卒与渠卒,田卒在数量上要比渠卒多。这些屯卒多从内陆派来。屯卒接受将屯的管理,工具由公家供给。屯田收获的粮食交到仓内储存,由仓长来管理。在农业技术与生产力方面,劳氏研究发现,“居延的屯田在武帝的晚年曾经被使用到代田的方法”[12];在劳力的使用上,从汉简的记载可以推知公家在使用田卒的同时,还曾使用了刑徒与雇佣工。较为富裕的个人,在生产上除部分自行种植外,还使用雇工及奴隶进行生产。有关边郡的货币与流通,汉简记载颇多。在市场上除了武帝时期通用的五铢钱,还有一些武帝之前罢用而尚未销毁的小钱在流通。有关汉代边郡的物价,居延汉简的记载“比从前任一种文籍为多”[12],因此劳榦说:“居延简给予经济史料上的价值,便是它能够给予我们更多物价的史料,并且对于西汉晚期官吏的薪俸也给予许多条。所以我们不但可以看出物物相互的关系,并且可以藉此推定一般平民大略的生活状态。”[12]他排比居延简有关候官、候长、候史、士吏、令史、隧长等职官薪俸数目,与简上所载衣服、布帛、食物、芻秣、器用、田宅、车马、奴婢等价格相比照,由此推断出汉代河西的大致生活状况。他例举隧长的收入与物价的关系说,月俸600钱的隧长(除去官给廪食不算在内),可以购买粟五石或六石,或肉75斤。如果要买衣服便有些困难(因为边塞不产丝麻,需内陆运输过去,成本增加),要买车马奴婢就更办不到了。沟通内陆与河西的交通工具,主要以车马为主。劳榦将汉简中的相关记载分类归纳为四类:戍卒从内陆到边塞所乘的车马,从内陆向河西输送物品所需的车马,烽燧饲养以供邮驿和运输的车马以及私人所用的车马。“由此可以看出车骑在边塞是如何的重要,因此对车骑在经济上的贡献也可以推测知道了。”[12] 劳榦以居延汉简和汉代西北边疆史为基础的两汉史研究,目的是要“对于历来相承的疑点,能够做到‘怡然理顺,焕然冰释’”,从而“阐明事实的真相”[10](P4)。职是之故,他的学术研究或辨正前人错误,或言前人所未言,多富创见。所以顾颉刚评价当时学术界秦汉史研究的现状时,首推劳榦之贡献:“关于秦汉史的研究,以劳榦先生的成就为最大,所发表的论文……据极精审,发前人之所未发。劳先生对于汉简的研究,其成就亦极大,居延汉简即是全部由其释文而出版的。考证两卷,推论两汉边塞制度,粲然如在目前。”[13](P81)顾氏对劳榦学术成就的评价,是建立在对民国学界秦汉史研究整体梳理的基础上,故其见解尤为值得珍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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