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许昌北汝河）之上，讲论医理。医术高超，人称“望而尽其工，
闻而尽其巧，问而尽其神，切而尽其圣，集工巧神圣于张从正一人”。故有“神医”之称。融贯《难》、《素》之学，其法宗刘河间，合李东垣、朱丹溪为“金元四大家”。 文章论述了邪气为致病之因、祛邪所以扶正的学术思想，认为所有祛邪之法皆可归入汗下吐三法，集中地反映了张氏的医学观点。这对当时滥用补法的现象具有针砭作用，但在对攻补关系的看法上，存在一定的片面性。第一段言邪实引起正虚，并举良、粗、谬、庸四工的治疗特点，赞良工之治实，贬庸工之治虚；第二段说喜补乃时弊，并表示著文目的是“庶几来者有所凭籍”；第三段讲疾病皆由邪气造成，说明运用攻邪之法的根据；第四段述有邪积不可补，无邪积始可补，分清攻补之法各自适用的范围；第五段析三法的不同用途，并以《内经》论证祛邪唯有三法；第六段将治法归为上行、解表、下行三类，阐明三法能概括众法；第七段叙《儒门事亲》编排的特点以及这样编排的原因。
第一段
[原文]
人身不過表裏，氣血不過虛實。表實者裏必虛，裏實者表必虛，經實者絡必虛，絡實者經必虛，病之常也。良工之治病，先治其實，後治其虛，亦有不治其虛時。粗工之治病，或治其虛，或治其實，有時而幸中，有時而不中。謬工之治病，實實虛虛，其誤人之迹常著，故可得而罪也。惟庸工之治病，純補其虛，不敢治其實，舉世皆曰平穩，誤人而不見其迹。渠亦不自省其過，雖終老而不悔，且曰：“吾用補藥也，何罪焉？”病人亦曰：“彼以補藥補我，彼何罪焉？”雖死而亦不知覺。夫粗工之與謬工，非不誤人，惟庸工誤人最深，如鯀湮洪水，不知五行之道。
夫補者人所喜，攻者人所惡，醫者與其逆病人之心而不見用，不若順病人之心而獲利也，豈復計病者之死生乎？嗚呼！世無真實，誰能別之？今予著此吐汗下三法之詮，所以該治病之法也，庶幾來者有所憑藉耳。
人的身体得病不过表证和里证两个方面，疾病在气血方面不过虚和实两种表现。体表邪盛的人，体内正气一定虚；体内邪实的人，体表正气一定虚，经脉邪盛的人，络脉正气一定虚，络脉邪气盛的人，经脉正气一定虚，这是疾病的规律呀！技术高明的良工治病，先治病人的实证，后治病人的虚证，也有不治病人虚证的。医术不高明的粗工治病，有时候治病人的虚证，有时候治病人的实证，有时侥幸地治对了，有时就治不好。不通医术的谬工治病，使实邪更盛，虚证更虚，他们贻误人的表现通常很显著，所以可以抓住他们的误人之迹而责怪他们。只有那些没有真才实学的庸工治病，纯粹用补法扶正，不敢治病人的实证。世上的人都说这样很平稳，贻误了病人却看不出他的痕迹，医生自己也不检查自己的过错，即使到老死也不改悔，而且说：“我用的是补药呀，有什么过错呢？”病人也说：“他用补药补我，他有什么过错呢？”即使死了也不觉悟。粗工和谬工，不是不误人，惟有庸工贻误人最厉害，他们用补法治病，就像鲧用土堵截洪水一样，不懂得五行中水的规律。
补法，是人们喜欢的，攻法，是人们厌恶的，医生与其违背病人的心愿而不被聘用，不如顺着病人的心愿而获得好处，哪里再考虑到病人死活呢？唉！社会上没有真才实学的人，谁能识别其谬误呢？今天，我写这篇吐、汗、下三法的解释文章，是用来总括治病的方法的，希望使后来的人能有所依据罢了。 第二段
[原文]
夫病之一物，非人身素有之也。或自外而入，或由內而生，皆邪氣也。邪氣加諸身，速攻之可也，速去之可也，攬而留之，可乎？雖愚夫愚婦，皆知其不可也。及其聞攻則不悅，聞補則樂之。今之醫者曰：“當先固其元氣，元氣實，邪自去。”世間如此妄人，何其多也！
夫邪之中人，輕則傳久而自盡，頗甚則傳久而難已，更甚則暴死。若先論固其元氣，以補劑補之，真氣未勝，而邪已交馳橫騖而不可制矣。惟脈脫、下虛、無邪、無積之人，始可議補；其餘有邪積之人而議補者，皆鯀湮洪水之徒也。
疾病这个东西，不是人身体上本来就有的，有的是从外面侵入人体，有的是从体内产生的，都是邪气造成的。邪气侵入到人体，赶紧攻治它才行呀，赶紧驱逐掉它才行呀，一股脑儿地包着使它留下来，行吗？即使是愚男蠢女，都知道那是不可以的呀！可是到了他们生病时却一听说用药攻治，就不高兴，听说用补药就喜欢了。现在的医生说：“应当首先使病人的元气强固，元气充实了，邪气就自然离去了。”世上像这样的愚妄之人是多么的多啊！
病邪中伤了人体，轻的传变久了，就自行消失，稍为严重的，传变久了也难好了。更加严重的，就会引起突然死亡。如果首先谈强固病人元气，用补药来给他补，病人体内的真气还没有充足，而邪气已经像一群野马交错急驰，横跑狂奔，就不能制服了。只有对脉微欲绝、下元虚衰、无邪和无积的病人才可以谈补。对其他的有邪积的病人，而要谈论用补的话，都是像鲧治洪水，“水来土湮”，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之类的人了。  第三段
[原文]
今予論吐、汗、下三法，先論攻其邪，邪去而元氣自復也。況予所論之三法，識練日久，至精至熟，有得無失，所以敢爲來者言也。
天之六氣，風、暑、火、濕、燥、寒；地之六氣，霧、露、雨、雹、冰、泥；人之六味，酸、苦、甘、辛、鹹、淡。故天邪發病，多在乎上；地邪發病，多在乎下；人邪發病，多在乎中。此爲發病之三也。處之者三，出之者亦三也。諸風寒之邪，結搏皮膚之間，藏於經絡之內，留而不去，或發疼痛走注，麻痹不仁，及四肢腫癢拘攣，可汗而出之；風痰宿食，在膈或上脘，可涌而出之；寒濕固冷，熱客下焦，在下之病，可泄而出之。《內經》散論諸病，非一狀也；流言治法，非一階也。《至眞要大論》等數篇言運氣所生諸病，各斷以酸苦甘辛鹹淡以總括之。其言補，時見一二；然其補，非今之所謂補也，文具於《補論》條下，如辛補肝，鹹補心，甘補腎，酸補脾，苦補肺。若此之補，乃所以發腠理，致津液，通血氣。至其統論諸藥，則曰：辛甘淡三味爲陽，酸苦鹹三味爲陰。辛甘發散，淡滲泄，酸苦鹹涌泄。發散者歸於汗，涌者歸於吐，泄者歸於下。滲爲解表，歸於汗；泄爲利小溲，歸於下。殊不言補。乃知聖人止有三法，無第四法也。
然則，聖不言補乎？曰：蓋汗下吐，以若草木治病者也。補者，以穀肉果菜養口體者也。夫穀肉果菜之屬，猶君之德教也；汗下吐之屬，猶君之刑罰也。故曰：德敎，興平之粱肉，刑罰，治亂之藥石。若人無病，粱肉而已；及其有病，當先誅伐有過。病之去也，梁肉補之，如世已治矣，刑措而不用。豈可以藥石爲補哉？必欲去大病大瘵，非吐汗下未由也已。
现在我论说汗吐下三法，首先论说攻治病人的邪气。病人的邪气除去了，元气就自然恢复了，况且我所论说的这三法，认识和实践的日子已经很久了，用得极为精当纯熟，有益无害，所以我敢于大胆地为后来学医的人谈论。
天之六气是风、暑、火、湿、燥、寒；地之六气是雾、露、雨、雹、冰、泥；人之六味是酸、苦、甘、辛、咸、淡。所以，天邪发病大多发生在人体的上部，地邪发病大多发生在人体的下部，人邪（六味五谷）发病大多发生在人体的腹部。这就是生病的三个部位。病邪侵入的途径有三处，铲除它的方法也有三个。如果各种风寒邪气，郁结并与正气搏斗在皮肤之间，藏在经络之内，停留着而不离去，或者发生疼痛并在各关节间流走，肢体麻木，没有知觉，以及四肢肿痒、抽筋的症状，可用发汗解表的方法使病邪出去。如果内有风痰和食积，在膈部或胃上部，可用吐法使它们出去。寒湿、痼冷以及热邪侵袭下焦，在人体下面部位的病，可用通利大便之法使它们排出。《内经》分论各种疾病，不是一种症状；分别论述的治法，也不是一种方法。《至真要大论》等几篇文章，论述五运六气所生的各种疾病，各篇都用酸苦甘辛咸淡六味来论断并且概括它们的治法，其中谈到补法的地方，偶而可见到一二处，然而那种补法不是今天所说的补法啊！有关文字全部陈述于《儒门事亲》的《补论》条下。如辛补脾、咸补心、甘补肾、酸补肝、苦补肺，像这样的一些补法，就是用来疏发腠理，致生津液，流通血气。至于书中对于药味的性能的概括，则是：辛甘淡三味为阳，酸苦咸三味为阴。辛甘药发散，淡味渗泄，酸苦咸三味涌泄。发散的方法归于汗法，涌法归于吐法，泄法归于下法。渗法是解表，归于汗法；泄法是利小便归于下法。完全没有谈到补法。于是知道圣人只有三法，没有第四法。 既然这样，那么圣人就不讲补了吗？我认为发汗、下泄、涌吐是用那些草木来治病的方法。补法是用谷肉果菜调适口味营养身体的。谷肉果菜之类食物，如同国君的道德教化；汗下吐之类药物，如同国君的刑罚。所以说美好的道德教化，是兴盛太平的粱肉；刑罚是治乱的药石。如果人没有病，吃饭吃肉罢了；等到有病的时候，应当首先讨伐那有罪过的病邪；疾病去除以后，再吃饭吃肉补养身体。如同国家已经太平了，就把刑罚放置起来不用了，怎么可以把药石用作补品呢？如真想要去掉大的病害的话，不是用吐汗下三法就无从治疗。 第四段
[原文]
然今之醫者，不得盡汗下吐法，各立門牆，誰肯屈己之高而一問哉？且予之三法，能兼衆法，用藥之時，有按有蹻，有揃有導，有減有增，有續有止。今之醫者，不得予之法，皆仰面傲笑曰：“吐者，瓜蒂而已矣；汗者，麻黃、升麻而已矣；下者，巴豆、牽牛、朴硝、大黃、甘遂、芫花而已矣。”既不得其術，從而誣之，予固難與之苦辯，故作此詮。
所謂三法可以兼衆法者，如引涎、漉涎、嚏氣、追淚，凡上行者，皆吐法也；炙、蒸、熏、渫、洗、熨、烙、針刺、砭射、導引、按摩，凡解表者，皆汗法也；催生下乳、磨積逐水、破經泄氣，凡下行者，皆下法也。以余之法，所以該衆法也。然予亦未嘗以此三法，遂棄衆法，各相其病之所宜而用之，以十分率之，此三法居其八九，而衆法所當纔一二也。
或言《內經》多論鍼而少論藥者，蓋聖人欲明經絡。豈知鍼之理，即所謂藥之理。卽今著吐汗下三篇，各條藥之輕重寒溫於左。仍於三法之外，別著《原補》一篇，使不預三法。恐後之醫者泥於補，故置之三篇之末，使用藥者知吐中有汗，下中有補，止有三法。《內經》曰：“知其要者，一言而終。”是之謂也！
然而现在的医生不能完全掌握汗下吐三法，各立门户，谁肯降低自己高贵的身份而问一问呢？再说我的三法，能兼代概括许多治疗方法，用药的时候，同时配合有按有跷（即手按和足跷），有静养，有导引，药味有增有减，有连续用药，有中病即止。现在的医生不能掌握我的三法，却都鼻孔朝天高傲地嘲笑我说：“吐法呀，用瓜蒂就行了；汗法啊，用麻黄、升麻就行了；下法呀，用巴豆、牵牛、朴硝、大黄、甘遂、芫花就行了。”既不能掌握我的治疗方法，随之而又歪曲理解，我确实难跟他们苦苦争辩，所以写这篇阐述性的文章。
 我所说的三法可以概括其它许多治法，如引涎、漉涎、嚏气、追泪，凡是使病邪向上走的疗法都是吐法；
 炙、蒸、熏、渫、熨、烙、针刺、砭射、导引、按摩，凡是解表的疗法都是汗法。催生下乳，磨积逐水，破经泄气，凡是使病邪向下走的疗法都是下法，因此，用我的三法，就可以用来概括其它许多治疗的方法。然而，我也不曾凭借这三法就抛弃其它许多方法，而是要看病情适宜的情况才使用，用十分来作比率的话，此三法占其中的八九分，而其它许多方法所占的才一二分。
有人说《内经》多方面地论述针法却很少论述药，是因为圣人想要阐明经络的理论。哪里懂得，针法的理论也就是药的理论。就是我现在写的吐汗下三篇，每一篇都分条列出药的“轻重寒温”在各篇之后，并在三法之外，另外写了《原补》一篇，使它不掺杂在三法里面。恐怕后世医生拘泥于补法，所以放它在三篇之末尾，使用药的人知道吐法中有汗法，下法中有补法，只有三法。《内经》说：“懂得要领的人，一句话就说透彻了。”指的就是这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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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寒发汗」
「苦寒发汗」治法的源流
「苦寒发汗」理论源于《内经》
苦，为五味之一，五行属火；寒，为药性之一，作用趋于下行。汗法属于中医临床八法之一，主要用于宣发肺卫，祛邪外出。《内经》中有许多关于汗法的论述，如《素问‧玉机真脏论》云：「今风寒客于人，使人毫毛毕直，皮肤闭而为热，当是之时，可汗而发也。」指出了汗法的使用原则和依据。《素问‧阴阳别论》曰：「阳加于阴谓之汗。」说明了汗法的作用机理。
一般认为，汗法大多用于外感表寒之病證，用药多以辛甘发散为主。此说固然确凿，然而从汗法的
机理着眼，对于寒邪为患的热證，选择辛甘之药以阳加阴，可汗而解表；但对于热邪为患的热證，
辛甘之药恐未合病机。《素问‧六元政纪大论》指出「凡此少阴司天之政，......，岁宜咸以之，而调其上，甚则以苦发之」，《素问‧至真要大论》指出「火淫于内，治以咸冷，佐以苦辛，以酸收之，以苦发之。......火淫所胜，平以酸冷，佐以苦甘，以酸收之，以苦发之，以酸复之，热淫同。」说明以苦寒之药治疗火热之邪为患的病證，亦可收发散邪气之功，是为「苦寒发汗」的理论基础。
「苦寒发汗」方药创于河间
金元时期，中医学术上颇多创见。作为河间学派掌门人的刘完素，认为「火热」为外感六淫和五志过极为病的核心病机，临證上主张以寒凉之剂抑阳泻火。对于表證发汗之法，刘氏指出「如世以甘草、滑石、葱、豉寒药发散甚妙」，明确提出了辛凉解表法和代表方剂防风通圣散。
防风通圣散由麻黄、防风、白术、白芍、桔梗、荆芥、当归、石膏、薄荷、大黄、芒硝、滑石、黄芩、连翘、川芎、甘草和生姜组成，用于治疗表里俱热的病證。该方既从气分清表热，又从血分泻里热，使周身气血流畅，无有郁滞。
后世医家王好古指出：「刘氏用药，务在推陈致新，不使少有佛郁，正造化新新不停之义，医不如此，是无术也。
「苦寒发汗」治法详于从正
张从正私淑刘完素的学术思想，认为气血以流通为贵。在汗法的论述中，张氏明确提出了「苦寒发汗」治法，且论述颇详。
《儒门事亲‧卷二‧凡在表者皆可汗式十五》指出「风寒暑湿之气，入于皮肤之间而未深，欲速去之，莫如发汗。......然发汗亦有数种。......寒凉亦能汗也。......如大柴胡汤、小柴胡汤、柴胡饮子，苦寒之药也。......以《本草》校之，......黄芩、知母、枳实、地骨皮，其苦而寒者乎；前胡、柴胡，其苦而微寒者乎；......皆发散之属也。」这段论述十分精辟，说明汗法的目的是发散散入于皮肤之间尚未深入的邪气。由于邪气有风寒暑湿的不同，所以在临證时要审因论治，对于风热、暑热和湿热之邪，可采用苦寒发汗的方法进行治疗。
需要强调的是，张从正「苦寒发汗」法的根本目的是发散外邪，即给病邪以出路，以达到邪去正安的目的，而且张氏临證颇多变通，未必完全用苦寒之药物和方剂，只要是用苦剂或寒凉的方法发散热邪，都可视作「苦寒发汗」法的范畴，此正如《儒门事亲‧卷三‧九气感疾更相为治衍二十六》所指「寒可以治炅，炅在外者，以清房、凉榻、薄衣，以清剂汗之；热在内者，以寒饮、寒剂平之」。
张从正「苦寒发汗」治法探析
「苦寒发汗」以发火之郁
《儒门事亲‧卷六‧热形》记载了一则假寒證病案：一位妇女身冷脉微，喜食沸热粥饭，夏季时厚衣戴帽蒙首仍觉寒冷，泄注不止。常年服用乾姜、附子、硫黄等燥热之剂维持健康，稍用寒凉药食则病情加剧，如此三年不愈。从正诊其两手脉，皆如绳有力，一息六、七至。于是以凉布搭心，次以新汲水淋其病处，即使患者呼叫无状，仍令人持之以冷水淋其三四十桶。于是大战汗出，昏困一二日诸病皆除。
《素问‧六元政纪大论》言「火郁发之」，唐代王冰注云：「发谓汗之，令其疏散也。」本案属「苦寒发汗」外治法的范畴，辨證的关键是寒与热。虽然患者的病史和临床表现以寒證为主，但《脉诀》有云「六数七极热生多」，故舍症从脉而断为热證。心主火，又热者寒之，故从正嘱人「以凉布搭心」且「以冷水淋其三四十桶」，终得战汗而解。由此可见，张氏的「苦寒发汗」法是包括多种治疗手段的综合疗法的概括，是对诸多治疗方法提纲摰领的分类，这种综合治疗的方法是中医整体观在治疗上的体现。因此清代王孟英「自苦以来，善治病者，莫如戴人」的评价并不为过。
「苦寒发汗」以平风之胜
《儒门事亲‧卷六‧风形》记载「南乡陈君俞，将赴秋试，头项偏肿连一目，状若半壶，其脉洪大。戴人出现。《内经》：面肿者风。此风乘阳明经也，阳明气血俱多。风肿宜汗，乃与通圣散，入生姜、葱根、豆豉，同煎一大盏，服之，微汗；次日以草茎鼻中，大出血，立消。」
本案为「苦寒发汗」内治法结合放血疗法的代表。通圣散为刘完素所创制的表里双解之剂，可以散风郁，开结滞，宣通气血，用于表證而兼有内热之人。张从正私淑刘完素之要旨并加以发挥，在微汗散邪的同时加以放血疗法，使方与法合，效如桴鼓。对于放血疗法，张氏认为「出血之与发汗，名虽异而实同」，即砭刺出血之法同样可以发泄逐邪，疏风宣毒，通经散癖，决雍泻火，清灵苗窍，且取效更捷，符合「血实者决之」的原则。
综上所述，张从正的「苦寒发汗」治法建立在对疾病病因的正确分析和对病机的准确把握基础之上，是汗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包括药物、渫、洗、放血等方法在内的综合性治疗方案，表现了张氏精于医道、圆活诸法的大家风范。其论遥承经旨，有理有据；其方源于河间，方药赅备；其法验于临床，效如桴鼓。
張從正治痹病
孙颖伟 殷海波＊张磊
陈亚光（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风湿免疫科
1知时节、明病因，湿热为源
痹病是以肢体关节或肌肉疼痛肿胀、酸楚重着、麻木、变形、僵直及活动受限等为主症，甚至累及脏腑的一类疾病。《内经》根据所感受邪气不同分为行痹、痛痹、着痹。针对发病时节，张氏认为痹病「多发于每年十二月，大寒中气之后，及三月四月之交，九月十月之交。」并运用五运六气解释发病时节：「大寒中气之后，厥阴为主气，巳亥之月，亦属厥阴用事之月，皆风主之时也。故三月、四月之交，多疾风暴雨。振拉摧拔，其化为冰雹。九月、十月之交，多落木发屋之变。故风木郁极甚者，必待此三时而作。」风为百病之长，在此节气风邪夹寒湿之气，卒逢「劳力之人，辛苦失度，触冒风雨」，因而发病。
自《内经‧痹论》提出「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后世医家多从风寒湿论治痹病。张氏有感于时局的误治之风，「不问经络，不分脏腑，不辨表里，便作寒湿脚气，噈之附之，乳之没之，种种燥热攻之；中腕灸之，脐下烧之，三里火之，蒸之熨之，汤之炕之。以至便旋涩滞，前后俱闭，虚燥转甚，肌肤日削，食饮不入，邪气外侵，虽遇扁、华，亦难措手。」当时的医生滥用温燥，以至于患者郁热于里，湿热内蕴，故张子和《儒门事亲‧指风痹痿逆近世差互说》提到「痹病以湿热为源，风寒为兼，三气合而为痹。」打破一派温燥之局，强调湿热为患的重要性，对痹病的病因病机扩充有重要意义。
2首攻邪、次扶正，三法并用
张氏明确鋻别三者的临床表现，风痹「旦剧而夜静」，寒痹「旦静而夜剧」，湿痹因「湿胜则筋脉皮肉受之，故其痹着而不去，肌肉削而着骨。」对于风痹的治疗，本于《素问‧至真要大论》之「风淫于内，治以辛凉」，强调风痹不可用金石大热之药祛风，宜用辛凉散风，推崇刘河间的防风通圣散、搜风丸之类，程参政祛风丸、换骨丹，用之「获效者多矣」。对于湿痹的治疗，必先涌去其寒痰，「水湿得寒而浮蓄于皮凑之间，久而不去，内舍脏腑。用去水之药可也。水湿者，人身中之寒物。寒去则血行，血行则气和，气和则愈矣。」大凡治痹，攻邪为主，邪去则正自安，血气自然调和。
不论年老或年幼，张氏皆大胆运用汗吐下三法治疗痹病。子和的攻邪思想源自《素问‧阴阳印象大论》「其在皮者汗而发之」、「其高者因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汗者，风随汗出也，是指用药物、针灸、洗熏、熨络、推拿、气功等方法以祛除表邪；吐者，吐之令其条达也，大凡摧吐、豁痰、引诞、催泪、喷嚏等祛邪上行之法皆属此类；下法，推陈致新也。下法包括泄下、行气、通经、消积、利水等驱除里邪诸法。因此，通过攻邪之法可以调畅气机、疏达气血，「使上下无碍，气血宣通，并无壅滞」，痹病自除。其《治病百法‧痹》明确记载：夫大人小儿痹及手足麻木不仁者，可用郁金散吐之。吐讫，以导水丸、通经散泄之。泄讫，以辛温之剂发散汗出，则可服当归、芍药、乳、没行经和血等药。先吐痰水，再下水湿，后以汗出，待邪气散尽，方可少尽活血之品以调和经血。然张氏并非忽略正虚的一面。《儒门事亲‧汗下吐三法该尽治病诠》：「良工之治病者，先治其实，后治其虚」。他强调通过祛邪而达到扶正的目的，攻邪之中蕴含补虚之意。「今予论吐、汗、下三法，先论其攻邪，邪去则元气自复也。」对于久痹顽痹的治疗应先攻其邪，若先补之，反而助长邪气的作用，更伤正气，因此，只有对纯虚无实的患者，才可使用补法。
3立方药、护脾胃、养生调摄
且看张氏《儒门事亲‧指风痹痿逆近世差互说》的两则医案：
案1：昔项开完颜氏风病搐，先右臂并右足，约搐六七十数，良久，左臂并左足亦搐六七十数，不瘥，两目直视，昏愦不识人。几月馀，求治于余，先逐其寒痰三四升；次用导水禹功丸散，泄二十馀行；次服通圣散辛凉之剂，不数日而瘥。
案2：陈下酒监魏德新，因赴冬选，犯寒而行。真气元衰，加之坐卧冷湿，食饮失节，以冬遇此，遂作骨痹。骨属肾也。腰之高骨坏而不用，两胯似折，面黑如炭，前后廉痛，痿厥嗜卧。遍问诸医，皆作肾虚治之。余先以玲珑灶熨蒸数日，次以苦剂，上涌讫寒痰三二升。下虚上实，明可见矣。次以淡剂，使白术除脾湿，令茯苓养肾水，责官桂伐风木。寒气偏胜，则加姜、附，否则不加。引刺肾俞、太溪二穴，二日一刺。前后一月，平复如故。
从两则医案可以看出，张氏在顽痹久痹的诊疗中，汗吐下三法与口服汤药灵活应用，对案之虚实夹杂證，先汗法吐法祛其邪，再以培补脾肾之法治其本，故疗效卓越。张氏用药精湛，如涌吐剂三圣散，其组成中的瓜蒂需反复炒黄，煎煮后「待放温，徐徐服之。不必尽剂，以吐为度。」炒黄入脾，待温服以和胃气，有效且不再服，以免过伤正气。此外，如神佑丸即是在《宣明论方》中三花神佑丸的基础方上删汰了轻粉之剧毒之品而成。张氏瓜蒂散则是在《伤寒论》瓜蒂散原方加人参、甘草而成新的涌吐剂。
涌吐法治疗痹病的时间也有严格要求，「自春至秋，涌泄法但腊月非其时。至春和时，人气在上，可再涌以去其根。」泄法如舟车丸、浚川散、通经散、神佑丸，益肾蔡，在其用法中也提到临卧温水、
湿汤、煮枣肉之水送服等，也有叮嘱早晨服韭白汤等，均体现张氏顾护脾胃正气之义。
张氏倡导病后以食物养生调摄，重视顾护胃气，主张补虚首重食补。《儒门事亲‧汗下吐三法该尽治病诠》有恰当的比喻，「谷肉果菜之属，犹君之德教也，汗下吐之属，犹君之刑罚也。故曰：德教兴平之粱肉，刑罚治乱之药石。......病之去也，粱肉补之。」充分体现了张氏「养生当论食补，治病当论药攻」的学术思想。此外，张氏主张患者应注意情致调摄，根据《内经》五志相克相生，提出更为详细而实用的治疗方法「悲可以治怒，以怆恻苦楚之言感之。喜可以治悲，以谑浪亵狎之言娱之......」对于久患痹病的情志不畅患者也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4结语
为纠正时弊，张氏提出「湿热为源」的痹病病机理论；在治疗上汗吐下三法并用、寓补于攻；对于汗吐下药物使用娴熟、准确把握，在治疗久痹顽痹等难治之症中取得显著疗效；且重视饮食调补、情志调摄，足见其对医理的精通，药性的熟谙，令后世不能不敬仰为「医王」。张从正对痹病的诊疗只是其诸多学术思想中的一个分支，学习其学术思想并应用于现代临床，将是一个具有创造性与挑战性的突破，对今后痹病的诊疗有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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