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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课程的实践属性与培养目标决定了写作课堂没有围墙、始终开放和不断延展的特征，决定了写作教师课下表现有着不低于甚至高于课上表现的教学价值。写作教师在课下要用自己出色的实践能力——具体表现为写出上乘文章，最好是能够公开发表、出版优秀文字，成为某一种或几种文体写作的行家里手，对课上讲授的写作理论进行操演与响应，对学生进行积极、及时、可行和可信的实战引领。写作教师一定要“下水”，不能只在岸上跑来跑去指挥，水珠都溅不到裤管上一粒。教师动口不动手“纸上谈兵”式的那种教学方法虽然当下十分盛行，但是通常都收效甚微。 不只“言传”，还要“身教” 写作教学成功的主要指标肯定是学生写作能力的切实提高而不是写作知识的简单掌握，实践性永远大于理论性，也就是说“言传”只能解决一小部分问题。文章不是“讲”会的，而是“改”会的；文章不是“听”出来的，而是“做”出来的。写作课程的教学构成相当特别，比如理论知识不过是写作实践的入口，成熟作品、写作能力才是它的成果；又如课上加课下，才是完整的写作课堂，课上、课下难分轻重，教师、学生一同成长。不论是哪种文体，关于它的写作理论与技法都说不了太多，师生都要少说多做，比之其他，写作课堂更像是演兵场而不是讲坛。“写好文章”既是训练手段，也是训练诉求，而学生养成高超的写作能力并受用终生则是写作教学的最高目标。 “身教”就是教师率先做好自己的功课，充分发挥榜样的力量。写作过程中会有什么甘苦，会遇到哪些沟沟坎坎，只有置身其中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来才能知悉。教师“下水”后拥有了一线的真实体验，清楚了写作的来龙去脉，把握了创作的规律趋势，可以最大程度地避免“想当然”，对学生进行写作“点拨”时才会有底气。有一点必须铭记，那就是写作教师客串运动员是为了当教练，作品就是他的示范，他的眼神是始终朝外的，是一直向着那些真正运动员的。倘若写作教师创作的是文学作品，那他决不同于一般作家，也不是在从事单纯的个体创作，他是担承特殊使命的引路人，身后是一长串由他带领的队伍。明确岗位责任，借重专业素养，挖掘写作优势，写作教师的“身教”可以直观地证明相关理论知识真实、有效，那些只能“讲”不能“写”的理论教员，他讲的一切内容都变得相当可疑。 写作教师与学生之间不再是传统的师生关系，而是写作的同道、同好，他们平起平坐。师生可以写同题文章，教师的文章要比那些已构成遥远时空阻隔的例证来得鲜活、亲切，也更加平等。当然，“同题”之外，教师还要做得更多，比较理想的状态是老师待续更新写作观念，能够始终跻身于某一种或几种文体的写作前沿。教师写“下水”作文大学里是很少强调的，现在的中小学也不怎么强调了，教师批改的作文也越来越少了。没有“身教”的实践支撑，“言传”也会变得轻飘飘难有作为。 不只“专职”，还要“专业” 一些中小学曾尝试过设置专职写作教师，把写作教学独立出来，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限于教学成本等因素，这种做法很难坚持与推广。事实上类似的实验至少面临四方面的尴尬：一是写作教师与基础知识教师不成比例。作文考分只占三分之一强，却要与基础知识1:1匹配师资，这令学校难以接受。二是学校不肯把最好的师资投放写作教学，考卷的分值布局就是风向标。在现代考试语境中，占多少分数就占多大教学篇幅再合理不过，而在普遍的现实中，写作教学所占份额远远低于三分之一，因为应试作文还是比较好“对付”的，多年来老师们已有了一整套行之有效、屡试不爽的制胜秘笈。三是专职写作教师找不到专门的写作教材。专门的中小学写作教材特别稀见，教师只能按照自己的理解去逻辑写作理论，这种随意性的理论缺乏针对性，也就不可能在中小学写作教学中完成指导任务，而中小学写作教材建设一直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四是这类写作教师大都并非真正“写家”，像叶圣陶一样集特别杰出的语文老师与特别杰出的作家于一身的人如今难得一见。令人不解的是，语文老师有时同作家的身份恰是对立的水火不容的，他们彼此瞧不上。这不是正常的现象，却是常见的景观。在他们看来，语文是语言科学，而文学是语言艺术，一个强调“准确”，一个强调“形象”。所以，目前在中小学设置专职写作教师无疑困难重重。 大学的写作教师倒是专职的，但情况更加糟糕。大学重视的是学科建设，而写作不是二级学科，辗转于语言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文艺学之间的局促处境使它不受待见；专职写作教师像中文系内部的共同课教师，学科优势与教学倾斜都与其无关，专职写作教师没有学术前途矮人一头，职业倦怠情况颇为习见。现有的大学写作教材大都不太适用，比如说它是教授编写而非文学、新闻、文秘专家编写；是从理论到理论而不是从实践到理论再到的成果；是授课用书而不是写作辅导书；是对中小学理论的重复而不是发展与提升等等。写作，是文科人才培养的重要突破口，对写作教师的身份要求也应该远远高于其他学科。大学教师与文学、新闻、文秘写作专家二合一的“双师型”写作教师才算合格。可是真实的情景极为寒酸，写作教师想与其他学科教师实现身份平等尚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再要求“被高看一眼”则近于一种“忘乎所以”了。若此，写作教师“专业性”就变得毫无保障。 写作教学岗位注定要对教师有“专业”要求，“专业”是一种职业伦理；同时“专业”也必将是写作教师证明自我、体现价值和赢得尊敬的重要路径，而“专业”的核心内容就是让教师“拿起笔来”！此前，我们的写作要求都是指向学生的；此后，我们的写作任务也要同步甚至提前布置给教师自己。 不只“生产”，还要“创造” 传统课堂大多是“生产性”的，知识、能力以“一对多”的形式散播出去，众多的人可以均匀地同时受业，产生成批次的人才，这是学校教育的优长，传道、授业、解惑常是教学活动的主轴，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写作课程的存在意义或者说生命底线就是“创造”，它要最大可能保留或发扬受业者的创新个性，因“生产性”的传统课堂不能满足需要，所以写作课堂一定要拆除教室的围墙，实现课上课下融合、统一充分，教师学生广泛、深刻互动。“生产”内容被压缩得越小，“创造”的伸展空间就越大，写作就越自由越容易取胜。 早年接受过西南联大文化洗礼的著名作家汪曾祺坚持认为国文教育的目的就是“把文章写清通”，可能这样的说法我们今天的语文教育不会同意。西南联大是迄今为止中国最成功的大学，它培养出的那些顶尖自然科学家们一流的人文素养包括写作能力更给我们留下了特别难忘的印象。这从一个侧面显示了我们现有的语文教育同它的差距，与它的不同，“把文章写清通”显然不再是我们最高的“国文教育的目的”。“距离”早在如今的初等、中等教育里就拉开了。我们几乎没有单独编写的写作教材，通行的中小学语文教材里一般只在“单元”后布置一点儿作文训练内容。这种夹缝儿里的安置，更像是一种点缀，是不大能够突出写作重要性的。备受诟病的封建科举制度有诸多害处，却也有一种好处，那就是对写作重要性的标举。一张考卷定乾坤固然有巨大的偏差，但写作的独特价值到底被看到了。写作能力似乎真是标志性的，的确不可小觑。我们注意到某个凭借作文考来的县令，他的政治、经济、文化、诉讼等诸多管理能力竟然大都还说得过去。先是认定他的文章可信，然后用观察文章写作水平来认定他的其余能力可信，这可能有些冒险。但通过考察写作能力来判断一个人的本事有时真的比考察他别的表现更加可信，有人干脆断言，一个能把文章写好的人就能把世间大部分事情做好。 二三十年前我们曾尝试过百分制的作文考试，也就是说让作文与基础知识等量齐观，其实这是很好的做法，可惜没能延续下来，我们放松了对写作的要求，实际上是语文教育的侧重点早已发生了偏离。我们一直拿不出一个令人信服的写作评价体系，写作成果本身的丰富性就只能被考场作文的评分标准弹压、封堵。扼杀了太多的中国才华的考场作文有着一望可知的局限性，中国学校的写作教育只重视、只留下这么一个窄窄的出口，本身就是对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一种惊人忽略。 必须坚信写作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性与特殊影响，在这个前提下写作教师才会真正认识到自己身份的特别与神圣，他们才会积极行动起来，用教师和写家的双重身份、崇高使命来规范自己、发展自己与实现自己，才会时刻珍视自己课下的写作表现，与课上表现形成合力，最终真正把写作教学事业做好、做大、做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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