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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誉为“女权教母”的法国存在主义作家西蒙娜·德·波伏娃早年已经是引人瞩目的学霸。 那是1929年初夏，月见草开满了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校园，香气馥郁的空气中飘浮着一丝紧张的气息，这里正举办着一场令人望而生畏的全国大中学教师资格考试。高手如云，竞争空前激烈，只有寥寥几人能够获得含金量极高的全国哲学教师资格证书。最后，拔得头筹的是萨特（法国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紧追其后的就是波伏娃。 两个学霸不打不相识。之后小个子的萨特向高个子美女波伏娃展开了热烈追求，伏波娃架不住谈吐幽默的萨特的死缠烂打，只得乖乖束手就擒。暑假，波伏娃回到老家，萨特不请自来，面对波伏娃父亲的反对，他毫不退让地说：“我就是要带走波伏娃。” 波伏娃被萨特的冲天豪气深深吸引，她不愿像母亲那样成为父亲一辈子的佣人，身上永远带着难闻的洗涤剂和地板蜡的味道。她怀着对新生活的向往，果断离开家，和萨特一起奔向自由美好的春天。 他们拥有共同的政治信仰和人生观，而且都是狂热的哲学爱好者，也都沉迷于写文著书，彼此互为对方的影子，是典型的志同道合。然而很快，萨特向波伏娃提出了一个富有实验式的建议：签订“爱情合约”。萨特要求两人之间不允许有任何谎言存在，并且双方均需接受对方和别的异性之间产生的“偶然爱情”。 波伏娃听得懂萨特的潜台词：他不会和自己结婚。她有些踟蹰，不知道这份“爱情合约”会将两人的关系带到何处，但波伏娃自诩是思想开放的高学历知识分子，怎么能容忍别人在她的身上贴一枚“守旧”的标签呢？她更不可能死乞白赖地向萨特求一份婚姻合约，因为这意味着她在乎他胜过他在乎她，心高气傲的她无法接受。于是，波伏娃答应了，新奇而混乱的生活开始了。 其实波伏娃很小的时候就与常人不同，她15岁就在日记中说：“我就是风景和目光；我只通过自己存在，也只为自己而存在”。19岁时，她已经无所畏惧地扛起了女性主义的大旗，宣称“我绝不让我的生命屈从于他人的意志”。多年后，她出版了女性主义的经典之作《第二性》，以自我觉醒的理性旗帜鲜明地阐述了关于女性地位、权力、事业等方面的观点，无畏地向由来已久的性别歧视开战。犀利的言辞对当时依附在男人身后、一生困在家庭和厨房的女性冲击极大，后来成为西方女性必读的床头书之一。而当时的男性主义者则认为这完全是异端分子写的胡言乱语。面对男读者的质疑，伏波娃嗤之以鼻。 能让波伏娃放在眼里的，必须是优异的男人。比如萨特，还有美国著名作家纳尔逊·奥尔格林。 1947年，在美国芝加哥，波伏娃初识奥尔格林。奥尔格林像是从电影中走出的男人，高大、帅气、目光如炬。知性美丽、优雅高贵的波伏娃和他一见钟情。 和萨特不同，奥尔格林从一开始就是奔着婚姻去的。他亲热地称呼波伏娃为“妻子”，希望自己能成为波伏娃的丈夫，给她婚姻、家庭甚至儿女，而这正是萨特不能给予她的。有那么几个瞬间，波伏娃差点儿就要答应奥尔格林的求婚了。可是，当她一想到结婚意味着从此必须了断自己与萨特之间的情感联系，她便痛苦地陷入了纠结的泥坑。 正在创作《第二性》的她深刻地意识到，如果失去了萨特那充满激情和创意的思想火花，她便如同失去了左右手。奥尔格林在哲学方面无法与她取得精神共鸣和价值共振，而萨特可以。于是波伏娃拒绝了奥尔格林的求婚，选择回到萨特身边。 波伏娃对奥尔格林不是没有眷恋，不是不想挽留。只是，和奥尔格林这个好男人相比，萨特虽然自私、博爱、毫无责任心，但她和萨特早已在不知不觉中结成了连理枝。他们有共同的哲学事业，她写作，他会提出有益的建议帮她润色；她思考，他会与她共同讨论、点燃火花。这种默契的思维碰撞是她的养料，而这些，奥尔格林显然是无法给予的。 不过，和波伏娃分手后，奥尔格林仍在多年里和她保持着好友的关系，无数封滚烫似火的情书自美国芝加哥飞往法国巴黎，见证了他对波伏娃的一往情深。 波伏娃捧读着这些信件，心潮澎湃。今生今世，她注定是要亏欠这个男人了。她该拿什么去回报他的执着？她曾试着希望奥尔格林能成为自己“爱情合约”的情人，但专情的奥尔格林坚决拒绝了。他不能容忍自己同别人分享妻子，他要的是完整的家庭，是儿女承欢膝下的温馨，是和一个专心爱自己的人共宿同眠的那种庸常的幸福…… 于是，在46岁那年，伏波娃创作了小说《名士风流》，开篇献词点明，这部小说是献给她的美国情人的——也就是奥尔格林。波伏娃将她与奥尔格林一见钟情却无法厮守的爱情用文学的形式保存下来，也许这是她唯一能为他做的。 令人遗憾的是，波伏娃虽然离不开萨特，两人之间却不是真正的爱情。他们常常在代表巴黎左岸自由主义的某咖啡馆里约会，却不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他们会像寻常夫妻一样携手外出，但旅游归来后又各自回到不同的寓所；他们保持着亲密关系，但同时又接受和尊重对方与别的异性发生亲密关系。 这种另类、扭曲的爱情模式让波伏娃一度被世人误读为放浪形骸的狂蜂浪蝶，实际上，波伏娃表面看似风轻云淡，内心又何尝不痛苦？当萨特出差在外总以工作繁忙为由不按时回巴黎、实际上却在约会新女友时，当她选择离开奥尔格林回到萨特身边、却意识到萨特永远都无法给她像奥尔格林一般深厚的爱时，她都在受伤…… 但出现在公众场合的波伏娃还得把伤口深深掩藏起来，用工作来抵抗不安，并伪装强大地宣称：“我不嫁人，也不要孩子，也不做家务，各有自己的旅馆房间，这就是作家的生存方式。” 背地里，她在《越洋情书》里却真情流露地写道：“我渴望能见你一面，但请你记得，我不会开口要求要见你……因为，唯有你也想见我的时候，我们见面才有意义。” 波伏娃曾经表示：“我和所有人一样，一半是同谋，一半是受害者。”字里行间充满了泣泪哀怨。极端利己主义的“爱情合约”不但伤害了爱情游戏中的其他人，也伤害了他们自己。 在“爱情合约”缔结的第十个年头，波伏娃决定终止与萨特的亲密关系。她对萨特说：“我非常痛苦，不想再忍受你的偶然爱情。我想要保护自己……为了同一理想而在一起工作是一种更伟大的爱。” 即便如此，在萨特去世后，伏波娃还是特地为他出版了《永别的仪式》，这是一本献给萨特的书，是唯一一本出版前萨特没有看过的书，款款柔情在文字间肆意流淌。 之后，她又将萨特写给她的信件整理出版，书名为《致海狸的书信》——海狸是萨特对波伏娃的昵称。翻开这本厚厚的书，萨特的激情充满了字里行间。他写信给波伏娃，开头总是以“我迷人的海狸”“亲爱的小妞”等来呼唤波伏娃；信里，他又称她“我的小甜甜”“我的小花儿”等；而在信末，他还常常蜜里调油地说“我爱您，柔情似水地爱您”“我吻您的小眼睛和脸蛋，我的小可人儿，我的爱”……在这样火辣辣甜腻腻的柔情蜜语的轰炸下，波伏娃又怎能不为之心动？怎能不一次又一次原谅他的朝三暮四？ 从萨特写给波伏娃的信件中可以看到，他俩几乎无话不谈，确实达到荣辱与共、心灵合一的境界，没人能像他们那样理解对方。值得玩味的是，波伏娃没有将自己写给萨特的信收录在书中，一封都没有。这也许是外表坚强、内里仍然有一颗玻璃心的波伏娃为自己做的最后一件自私的事情。她内心一直对世人如何评价萨特对她的感情耿耿于怀，于是想借由这一封封来信让世人看到，萨特毕竟是爱过她的…… 1986年，78岁的波伏娃因病去世，和萨特合葬于巴黎的某公墓。令人唏嘘不已的是，下葬时，她的左手上戴的那枚银戒指，却是曾经爱她如生命、呼唤她为“妻子”而没能成为她合法丈夫的奥尔格林送给她的。“此生，我与你无缘婚姻，来世，我将戴着这枚前世的信物来找你。”这也许是波伏娃最后一个无声的心愿。 莎士比亚曾说：“在时间的大钟上，只有两个字—现在。”没有回应奥尔格林的深情，没有在今生牵他的手，终究成了她的遗憾。 有趣，有料，有深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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