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对中庸之道与中庸之术

三、对中庸之解读

（一）现代学者对中庸之认识

现任深圳市千秋家国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朱金城，号称月牙山人。朱金城先生2008年至2013年五年间蛰居北京潜心研究尧舜先王文化，直指中华文化核心思想“中”“一”， 挖掘尧舜先王文化“允执厥中”、“惟精惟一”的中华哲学。称其具有历史突破性的阐述儒家核心文化“中庸”的哲学本义。他认为：中庸作为中国儒家哲学核心有三层意义。

朱金城先生在《中华心法》一书中说:中庸之道是中国古代唯心主义哲学观点论，出自儒家文化的《中庸》。中庸之道是人生的大道，事业成功、生活与健康的根本理论，基本包含三层理论：第一层理论：中不偏，庸不易。是指人生不偏离，不变换自己的目标和主张。这就是一个持之以恒的成功之道。孔子有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第二层理论：指中正、平和。人需要保持中正平和，如果失去中正、平和一定是喜、怒、哀、乐太过，治怒唯有乐，治过喜莫过礼，守礼的方法在于敬。所以月牙山人说：只要保持一颗敬重或者敬畏的心，中正、平和就得以长存，人的健康就得以保障。第三层理论：中指好的意思，庸同用，中用的意思。指人要拥有一技之长，做一个有用的人才；又指人要坚守自己的岗位，要在其位谋其职。

    并说：中庸是说人的道德如果能达到中庸，就是最高的道德，百姓一直在努力追求。中庸不是不能实现，而是很难实现。为什么？因为中庸没有量化的标准，只能靠我们自己来感悟。如果将中庸进行量化处理，那中庸就容易实现了。

  笔者认为：其一：上述之说未能理解中庸二字之本义：经常在其平常事务之中，能做到适而可止，就是恰到好处，而错误理解成“不偏不倚之谓中，不易之为庸”。其二：“经常在其平常事务之中，能做到适而可止，就是恰到好处”，不能做到“恬淡虚无”是绝不可能的。“恬淡虚无”就在一个“朴”字，能守“朴”自然“恬淡虚无”。所以，“中庸是说人的道德如果能达到中庸，就是最高的道德”，现实人们不是在追求“朴”，而是在追求“甚、奢、泰”；说什么“百姓一直在努力追求”，就是未读懂“中庸”之本义之故，而不知什么是“中庸之道”，才有“庸之道的理论基础是天人合一”之说。“恬淡虚无”之朴是中庸之基石，不能守朴就不要谈中庸，春秋战国时期人们欲望之膨胀，总是“不知足”，所以孔子才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由于人们不知“恬淡虚无”之朴是中庸之基石，才有朱金城的上述论点。朱金城才说，“庸的基本词义是需求，是追求目标过程中的需求”。 “中庸不是不能实现，而是很难实现。为什么？”朱金城认为“因为中庸没有量化的标准，只能靠我们自己来感悟。如果将中庸进行量化处理，那中庸就容易实现了”。 “恬淡虚无”之朴是中庸之基石，这就是“量化的标准”， 能简朴就“感悟”了。所谓“人心惟危”， 人心“危”在欲望之膨胀，抑欲就是解人心之“危” 。所谓“道心惟微”， 道之核心是“自然无wèi为” ，“不争” 就是道心之“微” 妙。所谓“惟精惟一”，“不争”是道惟一之“精”， 是人之行为“惟一” 之标准。所谓“允执厥中” ，是指“中庸之道”，而不是“中庸之德”。其三：因“中庸之德”不但朱金城认为“中庸不是不能实现，而是很难实现”，而文化名人之于丹教授也说“中庸是换位思考，是一个调和权谊之计”，“ 如何领会中庸？一靠年龄、二靠悟性、三批判的接受”。 其实中庸之本质，就是一个“朴”字，人人都懂，人人都会不需悟性，因为只有“朴”才能 “不争”，因为知足是“不争” 之基础，知足其欲望自然适而可止，欲望适而可止，做事自然适中。

对中庸二字之本义：被称之为“四书五经”之《中庸》，历史上对其解读者，均未解读出中庸二字之本义，子思《中庸》第二章引孔子言对中庸二字定位：“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 子思之中庸二字之本义是“时中”， 又叫恰到好处。

“君子而时中”之“时”字，一切事物不断发展变化所经历的过程为“时”。时“时”字词性变化：作形容词：合时宜的,适时的 ，如《庄子》的“时雨降矣”，就是说这雨降合时宜而适时。

“君子而时中”之“中”字，本义:中心;当中,指一定范围内部适中的位置，《说文》中,和也。只有内部适中才能和，和者和谐也，程子程将“君子而时中”之中 字，解读为“不偏之谓中”，显然不对。那么孔子的“君子而时中”，这一句中的“时”，从其内容看就是合时宜而适时；因此才将“适与中”联用，“适中”就是适当、恰当之意 。

（二）欹就是中庸之象征

欹（qī）本作“攲”，不正的意思。欹它是古代一种计时器，类似沙漏。奇特的设计原理显示出一种自然规律：用绳穿双耳悬挂，计时器底厚而收尖，口薄而敞开，空瓶时倾斜向而便于注水，当注水一半时欹上下垂直，当水注满时而倾倒出水后又倾斜向；其上放置匀速滴水，则形成周期性自动滴入水、倾倒水、空瓶倾斜向到注水半瓶而立正，水满时倾倒而倾斜向如此循环往复。现在北京故宫博物院里就陈列着这种古代的计时器：高45.5cm、长18.7cm、宽14cm的铜制器物。

《荀子宥坐》篇对此记载：“孔子观于鲁桓公(公元前711年～前694年在位)之庙，有欹器焉。孔子问于守庙者曰：此为何器?守庙者曰：此盖为宥坐之器。孔子曰：吾闻宥坐之器，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孔子顾弟子曰：注水焉。弟子挹水而注之，果中而正，满而覆，虚而欹。孔子喟然而叹日：吁!恶有满而不覆者哉!”这就是“宥（yòu）坐之器”的来历， 所以宥坐有两种解译：一是认为宥通“右”，国君置之于座右；二是认为宥同“侑”，劝戒之意。欹器引出“宥坐之器”一词，就是古人利用物体重心移动原理制成的，古代国君设置这种东西，是用来警戒自己行事不要过份，也不要不及，就是“恰如其份，恰到好处，适而可止”。

正是这一道理，孔子才说：“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 “君子之中庸”就是“恰如其份，恰到好处，适可而止”，君子守本份而无非份之想；而“小人之中庸”就是貌似公允的骑墙派，搞的是无原则的折衷主义，小人则不守本份而肄无忌惮。《论语·季氏》孔子才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 这里的“天命”，指的是自然规律，“天”谓之天然，“命”谓之节奏，如欹器一样有规律之运行；“大人”，指遵循“天命”而德高望重之人。“圣人之言”， 指的是修道德者总结出的处世哲学的至理名言，也叫经典语言。《老子》“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其上士就是“畏天命”， 其下士就是“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的小人。

欹器就是华夏之道的象征。这看似十分奇特的计时器具有自动化特点，其力学平衡原理就是遵循的地心引力这一自然规律。华夏之“道”就是自然规律，遵“道”就是遵循自然规律，所以说，欹这种奇特而具有自动化特点的计时器，就是中庸之象征，才有“中庸之道”之说。道具有自然规律之属性，只有一切事物处于恰到好处才符合自然规律，所以才叫中庸之道。中庸之道就是一条不变的自然规律，人们只有遵循这一不变的自然规律，社会才能和谐，所以《中庸》之“致中和”是其核心思想。

四、文化学者对中庸之解读

中庸之道历来被解释为：指不偏不倚，折中调和的处世态度。 2016年3月21日央视4台“文明之旅”节目，于丹教授作客讲“中庸的智慧”。 于丹教授在讲“中庸”时，忽视了“道”，不以“中庸之道”为题，而以“中庸的智慧” 解读中庸。文化学者于丹教授在讲 “中庸的智慧”，因其只知孔子的“中庸之德” 而不知“中庸之道”，所以她对在场听其演讲的外国留学生提问时难免答非所问。

于丹教授在讲 “中庸的智慧”， 笔者“智慧”二字有专论，“智慧”二字也是道。“智”是“智”为阳，“慧”是“慧”为阴，“一阴一阳之谓道”。“智”通知“慧”通悟，“智”由知日二字形象会意组成，意思是知道可感知之事物。“慧” 由两个丰一个彐一个心四个字形象会意组成，意思是心可悟不可感知之事物，所以有“急则生智”和“静则生慧”两个意思相反的成珸，一个是在动态下的行为结果，一个是在静态下的行为结果。可是现在人们忽视而远离了华夏之道，将“智慧”二字连用，表示具有聪明才智而失去了“智慧”二字之本义，这就是人们不能理解先秦华夏文化之原因，目前整个国学界均如此，这就是目前国学之现状。

于丹教授则未分清“智慧”之阴阳却不知其是“道”，而把“智慧”二字笼统的理解成“聪明才智”，所以她引冯友兰一幅对联：“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并按程子程“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之解而展开演讲。于丹教授虽然认为，把中庸理解为“不出头不溜底”平庸老好人不对，但她认为：“中，是一种态度理性平衡”、也不切题。她说“中字，中正之意”，按孔子的话“叩其两端而竭焉”，“执两而用中”，但也未说清楚“中则正”。她也未说清何为致中和，又怎样守中道，还讲到“得理让人，给人缓和”等等十分庞杂。于丹教授引“名弓说”，却又不知“名弓说”之本意是“朴”， 而未道出其“朴存奢亡” 之哲理。“名弓说” 之旨，就是体现的“朴存奢亡” 之哲理。

当一位在场的俄罗斯学生向于丹教授提问说：“人人中庸社会就成了停滞状态，怎样保障新思想出现？”

于丹教授回答说：“其实中庸不是在今天每一个人都必须追求的境界，但中庸不会导致社会的停滞，少数掌握中庸大智慧的人，有可能会促动社会向前走一部”。在此说明于丹教授未将什么是“中庸”说清楚，在场听众把“中庸”理解错了，俄罗斯学生才有此问。于丹教授对此的回答，也说明她不知“中庸”之本义，才说：“其实中庸不是在今天每一个人都必须追求的境界”；可以说真正的“中庸”思想，是古今中外道德情操的最高境界，又怎么能说“中庸不是在今天每一个人都必须追求的境界”？

当一位在场的凶牙利学生向于丹教授提问：“如何学习中庸？”

于丹教授回答说：“中庸是换位思考”得理让人，这就离题了。于丹教授把“如何学习中庸”，说成是“如何学习换位思考”，这与中庸二字风马牛不相及。

古巴学生问如何与庸俗之滑头区别：“怎样判断我作的是中庸而不是庸俗？”

于丹教授回答说：从历史坐标看事情，你是在当下作了一个调和权谊之计，还是你放在长远的标准上，并举例予以说明，但这也是答非所问。在这里于丹教授又把中庸解读成“一个调和权谊之计”，还说“中庸：有理性，负责任，看全局”，由此可见对“中庸”之概念如此混乱不堪。

俄罗斯学生再次提问说：“中庸有那些弊端？”

于丹教授回答说：中庸不是每一个人的准则。如何领会中庸？一、靠年龄，二、靠悟性，三、批判的接受。

如何批判的接受，批判什么？却无所指。中庸是绝没有弊端的，只所以于丹教授未将中庸之概念说清楚，才有俄罗斯学生这样的提问。于丹教授说“中庸不是每一个人的准则”，华夏先秦文化就失去光泽而没有研究之必要，并且冯友兰“极高明而道中庸”之说就是妄语。

主持人刘芳菲：“今天中庸之道可能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很多人都问了我能做到中庸吗？”于丹教授回答说：中庸是一种分寸感。斯格拉底“豪猪的哲学”就是讲分寸。老子“直而不肄，光而不耀”有光泽而不能有光芒。她引叔本华名言：“人只能做他所想做的，而不要他所想要的”。并说：中庸是大局是未来是理性。人能中庸地控制住自我，人跟世界的平衡关系，基本上就可顺顺当当往前走，而不致于有这种大起大伏被轻易打破，这就是“极高明而道中庸”。

最后主持人刘芳菲说：“今天中庸之道可能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这就说到点子上了。

对华夏先秦文化功底深厚不同，其理解差异很大，谁的理解正确，不是凭主观去评判，而是凭华夏之道德其本义去评判，其关键是对华夏之道德的理解上又出了问题。华夏之道德是华夏传统文化之核心，离开道德二字就无以谈华夏传统文化，而目前的学术界还不知华夏道德之真谛。我的“传统文化之脉”一文，引老子五千言之旨，就道出了华夏道德之真谛。主持人刘芳菲之说，道出了问题的本质，因为什么是中庸之道？今天的国学界没有研究清楚而缺乏统一之认识，所以才出现“今天中庸之道可能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岂止是今天人们没有把什么是中庸之道搞清楚，而秦汉以来两千多年都未将什么是中庸之道搞清楚。北宋大儒程朱理学家子程子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程子所说的“不偏之谓中”，是对后世的严重误导，才导致今天人们对什么是中庸之道的迷芒。内道之术文化是统一的，只有一种理解而不存在多种理解，而只有外道之术文化才不统一各说各的，才存在不同的理解。

其实于丹教授其传统文化之功底还是蛮深厚的，平心而论，她虽然没有把中庸二字讲清楚，但其整个演讲不乏闪光之处，她已走到中庸之道其大门口，可惜的是她却折了回来。于丹教授谈到的“侑坐之器”、 “名弓说”以及斯格拉底“豪猪的哲学”，都道出了中庸之本质，可惜于丹教授未将其盖揭开而已。她引用的“名弓说”、“侑坐之器”，以及斯格拉底“豪猪的哲学”，在其本质上已说明什么是中庸之道，因目前的学术界还不知华夏道德之真谛，所以于丹教授虽引用了“名弓说”、“侑坐之器”，以及引用斯格拉底“豪猪的哲学”，而不能以此说明什么是中庸之道。“名弓说”之核心就体现了“自然无为”之朴，和人为伪之奢。一张素静之名弓本来是善射之宝弓，经人为在其弓上之雕刻而被毁，这就正如《庄子·应帝王》中“浑沌凿窍”一样“失朴而亡”。 射箭之宝弓是为用于射箭而作，不是为观偿而作，将其精工细雕，当然失去了其射箭之目的而无用，一用就断了。浑沌虽无七窍但却活得好好的，经“好心”的倏、忽二人凿出七窍而死，这些“画蛇添足”之举，都是违反自然无为之道的人为伪之结果。

“侑坐之器”，“注酒其中，虚则欹，中则平，满则覆”，古人利用物体重心移动原理制成的“欹器”， 是“中则正”；但在容器注水又不可太满。水太多了水滿则溢，在其水溢之时，它又会自动向另一侧翻倒，而把水都倒了出来，这就是所谓的“满则覆”。鲁国之君把这奇异的容器放在宗庙中作为“座右铭”，目的在于提醒自己，万事都要采取中庸之道，适可而止，切不可过分，慎防“满而覆”。孔子在弟子作过现场试验后发出的叹息：“恶有满而不覆者哉”，对任何时代的当政者都具有深意。

“侑坐之器”就是中庸之道“适中”之象征，所以古代国君才用来警戒自己行事不要过火，也不要不及。欹器称之为宥座、右座之器，这是座右铭的来历。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生前非常喜欢这种歌器，座位右边总是放着一个欹器，用以警戒自己，要适而可止。齐桓公死后，国人为他建造庙堂时也没忘记将此器皿放人庙堂之中供人祭祖。有一次，孔子带着学生到庙里来朝拜，见到这种器皿，觉得很奇怪，于是就向庙里管香火的人打听。管香火的人告诉他，这是欹(qī)器。孔子才说：吾闻宥坐之器，“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所以《中庸》第二章才有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子思之《中庸》篇就是对孔子“君子而时中”之解读与发挥，什么是中庸？中庸就是“时中”而适当，适当就是“恰如其份，恰到好处，适而可止”。 《论语·子罕》“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孔圣人“执两而用中”就是中庸之核心。什么是“执两而用中”？见过古代作为计时之欹器其往返循复原理就知道了。可是于丹教授说到“侑坐之器”时，则不能道出“中庸”之本质。

向倾斜状态之欹器注水到一定量时，欹器就成垂直状态，在这一期间因其所注入的水量不足以使欹器成垂直状态，叫做“不及”。当其注水满后则又成一种倾斜状态，从欹器的垂直状态到倾斜状态期间所注入的水量，就是“适量”叫“时中”，再继续注入，水满自溢时满则覆欹器就又倾斜叫做“过份”。知道什么是“不及”、 “时中”、 “过份”，就知道什么是“执两而用中”， 就知道什么是“中庸”。所以程子程说“不偏之谓中”，是对后世的严重误导，于丹教授说什么“中，是一种态度理性平衡”、 “中庸是换位思考”、“ 一个调和权谊之计”、“中庸：有理性，负责任，看全局”， 等等就明星离题了，说“中庸是一种分寸感”还靠谱。

于丹教授对古代的“名弓”因其精雕刻而被折之说，对其理解什么是中庸，非常到位。“侑坐之器”原理是形而上之哲理，而“名弓说”则是形而下之人文道德。于丹教授所说这个勇士所得到的天下非常有名的良弓，—切都好就是过份朴素不漂亮，一口名弓如再漂亮一点就好了。于是就让人在其弓上刻了一幅远山近水的行猎图太完美了，当其使用时一拉弓被折断了。“名弓说”不是说“人生用加法”而是说的人生用减法，《老子》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所以人生用减法。这个勇士所得到的天下“名弓”，是用来射箭的而不是用来观偿的，所需要的是朴素而不是漂亮，说明只有朴其“名弓”才存，而奢其漂亮“名弓”则亡。这道理说明中庸之用在于“朴”，要想处事能做到“恰如其份，恰到好处，适而可止”，只有“朴”，否则你就永远无法把握住中庸。“朴”就是道，离“朴”就无从谈中庸之道，要知道“朴素”是华夏之道其核心的基石，所以才有“返璞归真”之说。只有做到恬淡虚无才能“朴”，才能“恰如其份，恰到好处，造而可止”。

斯格拉底“豪猪的哲学”，就是掌握分寸“近而不伤”。豪猪相互靠得太远则不能避寒，相互靠得太近又会相互刺伤，只有靠得相互不刺伤之近才恰到好处而“适中”，只有“适中”才能御寒。把握分寸是手段而“适中”则是目的，所以中庸是“适中”而不是把握分寸。特别是于丹教授讲到“过犹不及”时说，“什么是好，恰当就是好，不能过份”，并引《老子》“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恰当就是好”，这而已对“中庸”二字点题了。既然“恰当就是好，不能过份”，为什么“中庸不是在今天每一个人都必须追求的境界”？这就是为什么俄罗斯学生会提问“中庸有那些弊端”的根本原因。处事“恰当”绝不会有什么弊端的。“恰如其份，恰到好处，适而可止”，是中庸之本质。所以《老子》第五章“多言数穷，不如守中”，第六十七章“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这就是中庸之道其内涵。

于丹教授最后说：中庸是大局是未来是理性。人能中庸地控制住自我，人跟世界的平衡关系，基本上就可顺顺当当往前走，而不致于有这种大起大伏被轻易打破，这就是“极高明而道中庸。”这也点出了“行中庸之道”的本质，一个人做任何事情，只有“恰如其份，恰到好处，适而可止”，才“不致于有这种大起大伏被轻易打破”之结局，大起大伏是物极必反之结果，不走极端而“行中庸之道”，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人能中庸地控制住自我”，就会实现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这种和谐就是“人跟世界的平衡关系”之体现，应该是每个人追求的目标，又为什么“中庸不是在今天每一个人都必须追求的境界”呢？

五、道与术对中庸之不同态度。

于丹教授总结所说的“人能中庸地控制住自我”，太抽象，难于实现，所以研究“中华心法”的朱金城先生，才在其《中华心法》一书中才说：“中庸……而是很难实现”。孔子说：“君子中庸而时中”， 孔子所说的中庸就是“适中”， 于丹教授也说“恰当就是好”，一个人又如何去把握“适中”， 把握“恰当”？ 凶牙利学生所问：如何学习中庸？其实质就是问的如何学习“适中”、“恰当”？这个问题不但今人无法解答，就是孔圣人也难解答，所以孔子才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为什么对中庸之为德“民鲜久矣”，那就是欲望使然。“适中”、“恰当”是最高之道德，为什么人们又远离它呢？专论“中庸”的子思在其首章中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就是说人没有喜怒哀乐就“适中”、“恰当”，一旦有了喜怒哀乐而能立刻控制就至中和，但子思对中庸之“适中”也是在转圈而进入不了核心。喜怒哀乐人之常情，人又怎样才能没有喜怒哀乐人之常情呢？子思没有说。正因为人们不能控制喜怒哀乐，所以孔子才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孔圣人才倡导仁企图以此去实现中庸，这就是老子说的“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没有道何来德，没有德又如何体现其仁？“中庸之为道”而不是“中庸之为德” 。求道之德为上德，求德之德为下德，“上德不德是有德，下德不失德是无德”，所以“中庸之为德”，才“民鲜久矣”而远离了人们。虽然子思也在谈“中庸之道”，但他谈的是外道而不内道，外道是有道之名而无道之实，内道相反是有道之实而无道之名。“不争” 就是有道之实而无道之名。

道与德之关系，道决定德，德是道之体现，无道则无德，无道也无其有益之术；只有道之遵才能德之贵，只有以道御术才是有益之术，离道之术则是对人误导的有害之术。

“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无为而有以为”，这是区分上德下德之标准。德是自然无为之道的结果，所以上德求因；下德也说自然无为，但却是为了去求德，所以下德不是在求因而是在求果，“无以为”就是求因，“有以为”就是求果。明智者求因，糊涂者求果，圣人畏因，俗人畏果，

论道而遵道之德为上德，因为这是内道；道德并论之为德是下德，所以《老子》说：“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就是说遵道德自在，道德并求而德却不在，遵自然无为之道德自在，人为之道其德却不在。其原因是“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无为而有以为”，就是上德自然无为而不求，故“上德不德”，下德自然无为而求德，故“下德不失德”， 求德而不得，不求德而得。同样，求仁而不得，是“下仁为之而有以为”；不求仁而得，故“上仁为之而无以为”。 上义为之也是有以为，待到有以为去求礼，则有以为之求礼则无人附合，因为求礼就失去了忠信所以无人附合，故“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 因而老子才说：“失道而后德，失德面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

孔子在其“上礼为之而莫之应”情况下，于 “春秋动乱之初”，主张仁而企图恢复周礼时，为“求仁”而论道德时说 “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可老庄所论是“中庸之为道”而不是之为德。“中庸之为德”而其“适中”是“有以为”，“中庸之为道”而其“适中” 则是“无以为”，所以孔孟其中庸之道是人为之外道，而老庄其中庸之道则是自然无为之内道。

人为之外道的中庸之道，确实难于把握其“适中”，所以孔子才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朱金城先生才说“中庸很难实现”； 于丹教授才说：“中庸不是在今天每一个人都必须追求的境界”。人为之外道的中庸之道，因其“没有量化的标准”，确实难于把握其“适中”二字；不但朱金城先生说，“只能靠我们自己来感悟”，而文化学者于丹教授也说“中庸告悟性”。

老庄其中庸之道，则未论及中庸，而在论“自然无为，为而不争，守朴守静”时，其中庸之“适中”自然而然显现出来，并且很好把握其中庸。《老子》第三十七章和第五十七章，都在论的“无欲则朴”， 朴则“适中”，“无欲则静”，人们能守朴守静其处事自然“适中”，天下自然太平。道与术对中庸之不同态度，就表现在对一切事物是“有以为”，还是“无以为”上面，也就是前面说的是求因还是求果。求因“无以为” 而不争，求果“有以为” 而相争。对一切事物 “有以为”去求果，是其欲望使然，对一切事物能恬淡虚无清心寡欲，则表现“无以为”无形之求因，求因顺自然求果靠人为伪。孔孟则对一切事物 “有以为”去求果而谈中庸之道，而中庸之道却不在；老庄则对一切事物 “无以为”不谈中庸之道，而中庸之道自在。所以孔孟其中庸之道是外道之术，而老庄其中庸之道是内道之术。外道之术谈中庸之道而不见中庸之道，内道之术不谈中庸之道而中庸之道自见。能恬淡虚无清心寡欲守朴静，一切该中庸“适中”，不能恬淡虚无清心寡欲守朴静，虽有“侑坐之器”也难把握中庸而“适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