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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士人历来崇尚“三不朽”，即所谓“立德”、“立功”、“立言”（《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孔子道德学问为“万世师表”，但其一生极端慎于著作，自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乃不敢轻易立言。所谓“述”者，继承因袭于古人道德学说而不求自我创制、创新，即其一生以文化传承为目的（主要继承周公的礼乐文化）。相反，所谓“立言”者，自我创制以为后世法则圣言也。然而圣哉如孔子尚且“述而不作”，此是何缘故？其中又有何深意？答案在出自孔门后学的《中庸》中其实已经透漏出真实的消息，只不过两千年来我们后人未能认真领会。 《中庸》：“子曰：'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 此段话正可以与《论语·述而》篇：“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一句互相参照、相互发明。孔子“述而不作”者，正因其“信而好古”，故其极力批评当世之人“反古之道”创设制度的做法。所谓“述而不作”之“作”即指“作礼乐”，而孔子之所以不轻易制礼作乐，乃是因为孔子“有其德，无其位”，自认其身份既“非天子”（亦被人称为“素王”），故其“不敢作礼乐焉”。反观今之世界，天下熙熙、世人汲汲，“创新”之言盈耳，孔子之意、《中庸》之言或可令人有省矣！ （本文由卜殿东原创，欢迎关注“虚室生白吉祥”并沟通交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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