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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 理解“述而不作”，重在“述”、“作”二字。“述”皇侃释为“传于旧章也”，朱熹释为“传旧而已”，杨伯峻译作“阐述”。再朔其源，班固《汉书·儒林传》载:“周道既衰，坏于幽、厉，礼乐征伐自诸侯出，陵夷二百余年而孔子兴……究观古今篇籍，……于是叙《书》则断《尧典》，称《乐》则法《韶舞》，论《诗》则首《周南》。……皆因近圣之事，以立先王之教，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显然，班固这里把“述而不作”理解为叙述而不创作，这也成为至今注“述”为阐述的源头。 《说文解字》解“述”曰：“述，循也。从走，术声”。刘宝楠沿用《说文》的释义解为循旧。可以说，这已从字源学上讲明了“述”字的本义。 《论语》中“述”字出现共三次，另外两次：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孙弟，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宪问篇） 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阳货篇） “长而无述”是孔子批评原壤未承继父道父业。“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意思是，天并没有立言，但四时照样运行，百物照样生长。所以子贡你应该像四时、百物那样能自为地存在，不要完全遵循我的话来做。 《礼记·中庸》出现“述”字四次，是先秦典籍中使用 “述”字最多的。 子曰：“素隐行怪，后世有述焉，吾弗为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废，吾弗能已矣。” 子曰：“无忧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为父，以武王为子。父作之，子述之。武王绩大王、王季、文王之绪。” 子曰：“武王、周公，其达孝矣乎。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袭水土。 “后世有述焉”是此种诡异之行在后人中被继承。“子述之”、“述人之事”皆指继承未竞之事业。“祖述”《中庸章句集注》解曰：“祖述者，远宗其道。宪章者，近守其法。”可见当时“述”即遵循、继承之意。 《诗经·邺风·日月》：日居月诸，东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报我不述。 “述”，《毛传》、《诗集传》均解为“循”,“不述”即“不循”。《郑笺》：“不循，不循礼也”；《诗集传》：“不循，不循礼也”。从全诗来看，以“不循礼”解“不述”，很讲得通。而“循”也即“述”之本义。 《乐记》中“述”字出现三次： 故钟鼓管磬，羽钥干戚，乐之器也；屈伸俯仰，缀兆舒疾，乐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礼之器也；升降上下，周还褐袭，礼之文也。故知礼乐之情者能作，识礼乐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明圣者，述作之谓也。 这里，礼乐之文的“屈伸俯仰，缀兆舒疾”、“升降上下，周还褐袭”是礼乐的实践形式，只能在是遵行中传承，不能在言语中相传。再者，“圣”指圣人，“明”指明君、贤臣。口头传叙不是君臣的职责，他们的责任是继承古人的良好作为。所以，“述”是继承而非传叙。 《尚书·五子之歌》：“述大禹之戒以作歌”。 句中的“以”字表明，“述大禹之戒”是“作歌”的依据，故“述”与“作”不是并列或承递关系。这样，训“述”为“依循”方是文理以及逻辑上的正解。 通过辨析先秦典籍中的“述”字语段，“述”字在先秦最主要的义项就是“循也”。那么，“述而不作”之“述”，也应该作“循”解。结合《孔子家语·困誓篇》“述先王、好古法”的话语，“述”的正确解释就是循旧、承古。 再来看“作”。《乐记》言：“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其功大者其乐备，其治辩者其礼具。”《中庸》：“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可见，制定礼乐是天子、王者之事，孔子曾言：“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显然，孔子不会越权制定礼乐，这一点他自己及其学生都心如明镜，自然也无意制作或创新礼乐，且孔子自言“好古”，因此，对周公之制不作改变是其非常明显的宣示。 综上，“述而不作”是孔子政治理想的表达，并非阐述经典而不创作或循旧而不创制礼乐的自白。孔子“述而不作”，是政治追求，与著述没有关系。 注：观点参见周远斌《“述而不作”本义考》，原文见（《理论学刊》2006年1月第1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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