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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士陵（1849-1909?），字牧甫，又作牧父、穆父、穆甫，晚年别署黟山人、黟山病叟、倦叟、倦游窠主，室名蜗篆居、延清芬室、旧德邻屋、古槐邻屋等。安徽黟县黄村人。
说文之学幼承庭训，诗礼之暇旁及篆刻。少年鬻艺南昌，既壮失怙恃，光绪四年（1878）刊行《心经》印谱。光绪七年（1881）春到穗，交游渐广，结识将军长善、国舅志锐。光绪十一年（1885）八月至光绪十三年（1887）二月在国子监工作学习，随盛昱、蔡赓年学习说文及古文字学，磨改石经，镌刻《石鼓文》。光绪十三年（1887）回到广州入吴大澂幕，尽窥所藏鼎彝鈢印，并在广雅书院工作，代张之洞篆《说文解字序碑》。光绪十六年（1890）春，获张之洞安排到广雅书局任分校，篆写了大量书名页并钩刻明清名人真迹十五家三十二品。光绪二十五年（1899）回乡。光绪二十八年（1902）游幕武昌，为端方编辑《匋斋金石录》，入存古堂校补石经残缺字，钩刻董其昌书迹于黄鹤楼。光绪二十九年（1903）归里，宣统元年（1909）春去世。 黄牧甫擅钩摹勒石，自谦以“雕虫小技奔走于贵官之门”，实以深厚的古文字涵养佐于卿相之间，为公卿是正金石文字而不自名者甚多。光绪十三年(1887)，他放弃了正在国子监磨改石经，镌刻《石鼓文》的工作，匆匆南来广州，“就食吴(大澂)愙翁门下”。
黄牧甫离开后“奉东抚宪(山东巡抚)委(派)”的“续刻”刻工尹彭寿，因入成均(国子监)校修石经，取王筠所着《毛诗重言》三卷、《毛诗双声叠韵》一卷、《尚书禹贡正字》一卷、《礼记读》十卷、《史记校》二卷、《夏小正正义》一卷计六种，缮写进呈御览。看来即使一名续刻的刻工，虽然由巡抚这等地方大员委派，也需要经过光绪皇帝亲自严格挑选的。可想而知黄牧甫是放弃了两项何等重要的皇家文化工程来到广州的。
广州广雅书院和广雅书局的工作是两项规模更大，时间更长的皇家工程。他在广雅书院工作至光绪十五年(1889)，留下了可观的工作痕迹，书院建筑的青砖、瓦当及藏书橱两门磨沙玻璃制的“广雅”二字，都出自黄牧甫之手；而且两广总督张之洞跪奏，光绪十三(1887)年六月十六日具奏八月二十四日具奉硃批“该部知道了”，由调补潮州府知府前编修杨霁楷书《创建广雅书院奉折碑》的碑额，两广总督张之洞跪奏，光绪十五(1889)年八月二十二日具奏，由两广盐运使前编修英启楷书《请颁御书扁额折碑》的碑额，光绪十五(1889)年十月五品衔翰林院修撰上书房行走广东副考官王仁堪楷书《广雅书院学规碑》的碑额都是黄牧甫所篆；甚至张之洞署款的《说文解字序碑》，都是黄牧甫捉刀代篆的。光绪十六年(1890)张之洞以每月二十金薪酬安置黄牧甫到广雅书局充任“分校”直至光绪二十五年(1899)秋。《必遵修旧文而不穿凿》语出《说文解字序》，每见黄牧甫钤抑于书法作品，是他书法篆刻艺术理念的宣示。黄牧甫的篆字是用金文线条的形质形貌书写赋予缪篆外形植入金文结构的小篆，将篆书体系中的金文系列、小篆系列和缪篆系列融为一体。《必遵修旧文而不穿凿》，不但做到笔笔有来历，而且笔笔蕴涵多处来历。
曾亲炙黄牧甫的王易说：“先生(黄牧甫)历客吴愙斋(吴大澂)、张广雅(张之洞)、端匋斋(端方)”。从《之洞》白文印的边款：“孝达节帅大人钧命。黄士陵”看黄牧甫虽然地位低微，并非张之洞身边的“红人”，然而能够在广雅书院、广雅书局工作十三年之久，并且为张之洞捉刀代篆，凭得是古文字研究的深厚功底。《之洞》以邓石如书法结合汉白文印式。《南皮张之洞字孝达印》虽然边款说仿赵之谦，实际上是以历史上强盛的汉朝惯用的满白文形式，宽博沈厚，很符合张之洞晚清名臣、清流派首领、洋务派主要代表人物的封疆大吏身份。
朱文印《刘聘孙印》边款云:“岁己卯(1879)客江西，始知有刘聘孙者。其后五年来粤东始与相见。又六年再来，再相见重，以故知日渐密。领其言论，读其述作，然后知其蓄积，富好慕正，陵当就而考德稽疑，逐订交焉。鲁语云：积土累篑，可成邱山。聘孙原据邱山之势者，知进而不止于乎！其可量哉？聘孙与陵非宴游一朝之好也。因其行止是乎言。庚寅(1890年)夏六月黟黄士陵。”从行文措词看，黄牧甫对学生刘聘孙的品行大为赞赏，刻长款以表彰。两人交谊极厚，光绪十四年(1888)曾同客广州知府孙楫幕中半年，后刘氏失业，牧甫致信黄秉恩为其谋职，关怀备至：“刘聘荪来信属请安。云孙驾翁(孙楫)以京尹缺苦，乃为转荐上海道聂公，聂公无留客意，送盘费而已。于上海又晤吴孟翁(吴翊寅)与庄思缄(庄蕴宽)兄，知肇庆张太尊旧书记辞馆后，思缄曾为之代，及思缄秋试，张公再属觅人，此席至今尚虚，特求先生一言，来信呈阅。此次看卷，韵翁已不往，可否以聘荪先充此，再荐辞书，启事先后，惟先生命。聘荪携家十余口，流寓于此，是不可一日闲者，先生栽植寒微，知必以急者为先，感同身受。敬请升安！十月月二十八日，晚生黄士陵谨上。”此《刘聘孙印》作于1890年，黄牧甫的创作进入创新期，以独具特色的方朱文出之，是高度融合的篆书与古典印章形式的紧密结合。
俞旦(1861—?)字伯惠，婺源人，是黄牧甫的徽州老乡，为其作印颇多。朱文印《伯惠廿八岁后作》，根据印文可以推知是光绪十五年(1889)的作品，此时正是黄牧甫由蜕变期迈向创新期的阶段。印中“伯”“岁”“后”“作”用字是三代吉金“廿”“八”是两汉贞石“惠”是三代吉金与两汉贞石的给合。全印和谐统一。其强大的熔铸能力可见一斑。朱文印《秦瓦汉砖之室》边款：“伯惠一兄邮属士陵仿砖文时甲午春二月”甲午战争这争这一年，牧甫长带状疱疹，同时广雅书院、广雅书局出现了剧烈的人事变动，书院第二任山长朱一新在任上辞世后，聘廖廷相为第三任山长。方功惠交卸在即，新添本年进士、庶吉士桂坫，林国赓去端州......而随着张之洞得力幕僚，广雅书局提调王秉恩奉调江南，刘问刍竟“可更以广雅书院书局二款作押”“敛借民款”。刘问刍广州人，曾被清廷派往日本考察商务，在东京结识孙中山并为孙中山筹款，归国后颇得李鸿章器重。以敛得巨款在杭州筑“水竹居”，人称刘庄，即现在的西湖国宾馆。可见其敛款之巨。
此时正是黄牧甫创新期的中段，旁通二篆，俯贯八分，大小二篆与缪篆的结合越来越紧密。“伯惠一兄邮属士陵仿砖文”是知已的点题之作。此作笔者反复见于各种不同的原钤谱录之中，其重要性无需赘述。
黄绍宪(1862--1897)，南海人。字季度，室名在山草堂、三十六铜鼓斋。光绪十七年举人，工诗画，富富收藏。著有《在山草堂烬余稿》。与王懿荣交厚。王懿荣精于石刻研究，是最早认识甲骨文的学者，著有《汉石存目》《六朝石存目》《古泉选》《福山金石志》等，光绪二十一年(1895)任国子监祭酒。黄牧甫为王懿荣刻印主要受黄绍宪所托。朱文印《黄季度读碑记》以汉晋砖文的形式表现，与“读碑”的内容和谐统一。 邓尔雅论黄牧甫篆刻：实以玺印合鼎彝、石鼓、碑版、专(砖)瓦、权量、符节、竟(镜)币、刀布乃至古玉、古陶、诸匢董冶于一炉，调齐(去声)而熔铸之。以此数印验之，信不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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