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讲者简介 王键，安徽省中医药学会理事长、安徽中医药大学原校长，二级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安徽省名中医。中华医学会常务理事、中华中医药学会常务理事。教育部新安医学重点实验室主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新安王氏内科流派工作室主任。  中医家推荐 新安医学是根植于徽学文化上的一朵中医奇葩，从北宋兴起流传至今有800多年的历史，有学术地位的医家达800多位，留下800多部有影响的学术著作，在中医地域性学术流派中可以说举足轻重，影响深远。本文王键老师将从新安医家的诊疾、治法和用药特点入手，带领大家进一步了解新安医学。且看温阳与养阴、伤寒与温病如何和谐统一于新安医学，就明白为何“天下名医出在新安”了。
学术报告： 内容回顾：《新安医家的临床诊治思路与特色（上）》，精彩继续： 所谓固本培元，即固先天之本，培后天元气。 元末明初朱丹溪“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说盛行，尤其朱丹溪的弟子王纶专作《忌用参芪论》一文，滋阴学说泛滥，过用苦寒降火，戕伤元气。新安医家汪机虽私淑朱丹溪，但更多地接受了李东垣重视脾胃元气的思想，充分认识到了滥用苦寒的危害性，特专作《辩〈明医杂著·忌用参芪论〉》一文，列举案例说明朱丹溪治疗血虚有火“未尝废人参而不用”，并以《黄帝内经》气血营卫立论，从中找到“营气”这样一个沟通阴阳的切入点。他认为朱丹溪所说的“阳常有余”是指卫气，“阴常不足”是指营气，其《石山医案·营卫论》进一步提出了营卫阴阳本同一气之说。所以，“丹溪以补阴为主，固为补营，东垣以补气为主，亦补营也，以营兼气血而言”。 以营卫一气说为理论根据，治疗上汪机认为“补阳者，补营之阳；补阴者，补营之阴”，擅用人参、白术、黄芪气血双补、阴阳并调。 《灵枢·营卫生会》曰：“人受气于谷，谷入于胃，以传与肺，五脏六腑，皆以受气，其清者为营，浊者为卫。”汪机承《内经》之说，认为“清者为营，浊者为卫”，营卫气血皆一气所化。由于“营气、卫气皆藉水谷而生”，健脾补气则饮食进，饮食进则血自生，培补脾胃元气就成了气血阴阳双补的主要途径。 汪机以营卫气血立论，将“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一变而为“卫气有余，营气不足”，将养阴降火之治一改而为气血双补之法，重视脾胃，擅用参术芪甘温益气，融李东垣补气与朱丹溪补阴为一炉，开创了新安医学“固本培元派”，成为明代中后期温补派的先导。汪机所谓培元，主要是培中焦脾胃元气。这一时期新安培固脾胃元气与“调理脾胃”治疗实质上是结合在一起的，两者同期相比，只不过认识的角度和层面不同而已。也就是说新安“固本培元”和“调理脾胃”两法一源双流，初期同为一体，同体同构、难以割分。 元气概念自《难经》引入中医后，原指生命的原始动力，源于先天、化生于命门。而脾胃元气之说则源自于李东垣《脾胃论》。明代医家孙一奎根据太极原理又提出“命门动气说”，否定左肾右命门说，而以两肾之间一点动气为命门，以此命门动气为原气，以“三焦为元气之别使”，认为疾病的发生多由下焦元气不足，三焦相火衰微。临证重视下焦元气的温补，擅用人参、白术、黄芪或合干姜、附子共用。以温补下元为重，固本培元从脾胃元气扩展到命门元气，后世由此向偏重肾阳方向发展。从此，“固本培元”法与“调理脾胃”法“分道扬镳”，前者脾肾并治但需从脾胃入手，后者限于从脾胃论治但可安和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各有侧重。 新安“养阴护阴”治法导源于朱丹溪滋阴说，又与“固本培元”治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朱丹溪所谓“阳有余，阴不足”之论，借日月以喻人之禀赋，以说明人体阳强阴柔的本性，启发了新安固本培元派从阴中求阳论治疾病，尤其是兼顾脾肾阴虚的探索。 明代罗慕庵和清代吴师朗，则是两位着力从后天脾阴不足阐述滋阴补元的新安医家。罗慕庵先天元阴不足治以补水益元汤、后天元阴不足治以滋阴益元汤的设定，对新安养阴治法的形成产生了一定影响。吴师朗“理脾阴”说详细论述了脾阴的生理、病理、临床表现及治疗大法，认为“虚损之人为阴火所灼，津液不足，筋脉皮骨皆无所养，而精神亦见羸弱，百症从生焉”，提出脾虚当分阴阳，虚损健脾勿忘脾阴，治虚损应以理脾阴为要法。 明清温病流行，外感温病热邪耗伤、消灼阴津，而阴津的存亡关系到疾病的转归，新安医家在积极探索温疫防治的实践中，更是不断地创新运用“养阴护阴”之治。顾护津液、保存胃阴并不局限于外感，叶天士认为，胃喜柔润，得阴自安，“非阴柔不肯协和”，养胃生津更适用于“杂病虚劳”，故论治上突出一个“润”字，主张用濡润养胃法治疗燥热伤阴之证，宜用北沙参、麦冬、石斛、山药、玉竹、甘蔗汁等“甘平或甘凉濡润之品”。在朱丹溪“阴不足论”的启示下，叶天士率先发明胃阴虚之说，提出清养胃阴、甘凉濡润、扶土抑木、培土生金、育阴止血诸法，系统地创立了养胃阴的治法体系，而与吴师朗养脾阴相辅相成，共同弥补了李东垣《脾胃论》之不足。 许豫和擅长儿科，所著《小儿诸热辨》指出：“予治小儿热病……汗后热不退，阴气先绝，邪热独留，不急养阴，即成惊搐”，其治热病首在存阴，时时注意顾护津液，常以六味地黄丸加减，壮水之主以镇阳光。 清自乾隆年间起白喉多次大流行，时医非辛温发散即苦寒降泻，夭枉者不可胜数，郑氏喉科郑梅涧、郑枢扶父子，倡阴亏之说、立养阴之法，认为水虚则金不润而燥。白喉一症乃感受燥邪、耗伤肾阴、热毒熏蒸于咽喉而作，论治上“总以养阴兼辛凉而散为主”，创制养阴清肺汤，并与吹喉药灵活施用，挽救了无数白喉患者的生命。郑氏父子认为，白喉最忌发汗散表及苦寒，耗阴之品不可妄用。 清后期余国珮著《医理》一书，提出“燥湿为纲”辨证说，实则侧重于论燥邪致病，治外感“伏邪宁多用救阴”，治内伤持“欲作长明灯，须识添油法”之论，重养阴润燥之治，力倡“养液柔肝”之法。外感内伤、临床各科多以体软滑润、多汁多油之品施治，创立有解燥汤、清金解燥汤、安本解燥汤、助液汤、泽生汤、甘雨汤等方，其《婺源余先生医案》用药不过百余味，其中沙参出现频率高达86％之多，其次为芦根、麦冬、梨汁等。 近现代新安医家对温病刻刻顾护阴津的治法，作了进一步的深入探讨和运用。程门雪十分推崇叶天士“救阴不在血，而在精和汗”的论断，常付诸实践，指导遣方用药，但却不赞同其“柴胡劫肝阴，葛根竭胃液”等臆测之辞，临床能熔经方、时方与一炉，善用复方多法治疗热病和疑难杂症，温病较少单用或重用苦寒药，以免用之不当而劫液伤阴。他对温病常用的几味苦寒药作了分析，认为黄连阿胶汤治疗余热未清，主药不是黄连而是阿胶，重点在于滋补阴血。 王乐匋于温病学深有研究，阐发吴鞠通护阴与化湿之治，强调慎用苦寒之药以免劫阴，指明柳宝诒治温之精要在于养阴与泄热，赞同王孟英、柳宝诒等温病大家“保阴为第一要义”“步步顾其阴液”的思想，认为阳盛阴虚为伏温发病之机，处理外感病不可忽视顾护阴津阳气，治温则重在护阴，温病处理得当与不当、预后之良恶，常以津液之存亡为准则。 新安医家由滋阴扶阳出发，从脾阴虚论到胃阴虚论，由肾阴耗伤肺燥说到燥邪致病说，尤其以清代叶天士、郑氏喉科、余国珮为代表，立论以养阴护津为要务，以顾养阴液为治则，对温病证治作出了较大贡献。养阴润燥由外感推及内伤杂症，既是温疫扶正的体现，又是临床各科疾病的治则之一。且以理脾养胃、滋阴清肺形成新安医家的治疗特色。 比较新安固本培元与养阴清润两大特色治法，如果说前者是“益火之源以消阴翳”的话，那么后者就是“壮水之主以制阳光”，两者相反相成、相映生辉。 东汉张仲景有感伤寒之“莫救”而著《伤寒杂病论》，经晋代王叔和整理编次为《伤寒论》，后世多有视其为外感专著者，以为六经辨证只适于外感病，甚则以张仲景为“伤寒专家”，所谓“外感法仲景，内伤法东垣，湿热法河间，杂病法丹溪”。新安医家遵张仲景之说，强调《伤寒论》不仅针对伤寒，凡病诊疗上仍遵“《伤寒》法度”。 明代程玠《松厓医径·伤寒集》将伤寒六经辨证简化归类，提出“杂病准《伤寒》治法”的论断，指出：“人病不止于伤寒，而特立伤寒一法，凡有病而治之，皆当准此以为绳度也”，认为六经辨证同样适用于内伤杂病的诊疗。 方有执编著《伤寒论条辨》，认为《伤寒论》“非谓论伤寒之一病也”，即使外感六淫其传变也有发为杂病者，无论何病皆可以六经为纲，“六经岂独伤寒之一病为然哉，病病皆然矣”，强调了六经辨证论治的普适性。 清代辨证论治派伤寒大家柯韵伯（浙江人），虽反对方有执的错简重订说，但在六经辨证适用性上却承袭了方有执的观点，认为张仲景六经“为百病立法”“非专为伤寒一症立法”，主张“伤寒杂病，治无二理”，实际上也是对程松厓“杂病准《伤寒》治法”和方有执“病病皆然”的进一步阐发。 古歙叶天士，虽为温病大家，然于仲景学说深有研究，内伤杂证尤能洞见病源，其《临证指南医案》有苓桂术甘汤治疗脾胃阳虚案、瓜蒌薤白半夏汤合瓜蒌薤白桂枝汤治疗肝气犯胃案等，尤其运用仲景泻心法颇具匠心卓识，其中明确提到用仲景泻心法或泻心汤，计65案，涉证达10余种，广泛地运用于湿热、暑湿、痰热阻痹之众多病证，诸如呕吐、下痢、痞、胃脘痛、疟疾、噎膈反胃、脾瘅、肢厥、神识如蒙等，拓展了泻心法的运用范围。现代新安医学家程门雪评曰：“天士用方遍采诸家之长，而于仲师圣法用之尤熟。……叶氏于仲师之学极有根柢。” 近现代新安医家中，王少峰、王仲奇、程门雪、王乐匋、程道南等均学贯寒温，倡导寒温统一。王少峰认为，《伤寒论》“善治伤寒者必善治温病”，太阳病已寓温病于其间，所著《伤寒从新》分正伤寒为“述古”、类伤寒为“新法”，以折中伤寒诸家。王少峰以温热补充伤寒，并以伤寒六经指导温病临床，汇通伤寒温病，寒温一揆。 程门雪先师从新安伤寒名家汪石莲，后从孟河温病名家丁甘仁，一生崇奉张仲景和叶天士，在热病方药处治时常合两家之方同用，“复方多法”，如合小柴胡汤、栀子豉汤疏解以治发热、胸闷、口苦，葛根芩连汤合桑菊饮、银翘散治高热便泄，既清阳明经热又辛凉解表透热，合用益元散、甘露消毒丹清热利湿、渗湿于热下等。 新安王氏内科主张寒温并举同用，如王仲奇年轻时以擅治温热病和蛊胀而名噪乡里，迁沪后所治以杂病居多，张仲景之法常用而不废。再如王乐匋早年行医乡里，善用仲景方而屡获殊效，被誉为“王伤寒”，后由“阳明为成温之薮”入手研治伤寒，临床擅用伤寒方法治温病，提出“白虎不适用于邪已入胃之证”的论点。针对叶天士“温邪忌汗”之说，王乐匋认为温病必须借汗以出路，辛凉透邪之法足以适应；又湿热合邪之证，苦寒之剂不必忌，湿邪常以小便为出路，淡渗一法亦不必忌。他认为“伤寒”和“温病”根叶相连，两种治疗思路可以互参。现代新安医家程道南，治外感热病也善将伤寒、温病辨证方法有机结合起来，如以淡渗宣化、芳香化浊为大法治疗湿温证，以“宣畅气机，清热化湿”，辄有效验。 新安医学研究《伤寒论》的专著多达50余部，均能结合当时实际而融外感与内伤、伤寒与温病于一体；“新安医案三百家”，治内伤杂症均能宗张仲景之说、用张仲景方而获验，治外感均能合伤寒、温病法并用，临床“准《伤寒》法”之实践可谓鲜明独到。从“温病属伤寒”进化到“寒温根叶相连”，学术思想上虽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新安医家临证擅用《伤寒》治法则从未发生过改变。 总之，新安医家在特定的时代、地域和文化背景下，以中医经典理论和新安医学创新学说为依据，在长期临床实践中各有侧重、多有发挥，逐渐形成了“固本培元”“调理脾胃”“养阴护阴”“准《伤寒》法”等特色治法，丰富和发展了中医治法体系。“调理脾胃”法与“固本培元”法一源双流，以“后天元阴元阳不足”论治为分野，从培补“脾胃元气”到“脾胃分治”，从脾虚分阴阳论治到脾胃各分阴阳论治，以吴师朗理脾阴、叶天士养胃阴最具特色，弥补了李东垣《脾胃论》之不足，拓宽了从脾胃论治的临床思路；“养阴护阴”法从新安固本培元派滋阴以扶阳的考虑出发，由“补水滋阴”到“理脾阴”，由治疫治杂症重“养胃阴”到“养阴清肺”治白喉再到“养阴润燥”治燥疫，以清代叶天士、郑氏喉科、余国珮等为代表，俨然形成新安养阴清润派；“准《伤寒》法”从“杂病准《伤寒》”到“温病不废《伤寒》”，最终完成了由“温病属伤寒”到“寒温根叶相连”的进化，丰富和发展了中医治法体系。 所谓处方用药风格，是医家或医派个性鲜明而且相对稳定的遣方用药特点，反映了医家或医派临证认识处理疾病的特定思路和方法。方从法出，法随方立，处方用药作为理、法、方、药的基本内容，是中医诊疗思维过程中的最终环节，一家一派的风格与其创新理论和治法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 基于新安医学创新治法为线索，根据新安医学文献记载和现代研究，进一步对新安医家群体内在的用药规律和特点作了梳理和提炼，认为主要有“平正轻简”“时方轻灵”和“稳准狠猛”这三大处方用药风格。 “平正轻简”是指立方平和、用药精简、用量轻巧，这一风格与“固本培元”“调理脾胃”治法密切相关。 明代固本培元派开创者汪机就曾申明“宁可用药柔和，不可过用刚烈”，强调用药“与其毒也宁善，与其多也宁少”，体现了对生命的慎重和珍视。徐春甫也推崇药味少而能取奇效的小方，认为“药味简而取效愈速，药品多则气味不纯，鲜有效验”。孙一奎温补下元代表方壮原汤，组方9味（人参、白术、茯苓、破故纸、桂心、大附子、干姜、砂仁、陈皮），总剂量8钱7分，按库平制折合不超过33克，加减出入也不过一二味，可为平正轻简风格之代表。 吴师朗首倡“外损说”“脾阴虚论”，其《不居集》提出“补托”“解托”和“理脾阴”之法，以濡润滋补之品创立了22首平正中和的效验方，其益气健脾不用白术等相对燥烈之品，而善用山药、扁豆、莲子肉、薏苡仁、太子参等品甘淡平补、理脾健胃；滋阴补血不用当归、川芎等相对甘温辛窜之品，而用白芍、石斛、玉竹、制何首乌、黑料豆等药甘润养脾、补阴扶阳；芳香醒脾喜用味轻气淡的莲类药，如莲子肉、莲须、荷叶、荷蒂、藕节，而不用气浓味烈的芳香辛燥之品。其中扁豆、山药、人参、莲子肉出现的频率最高，“唯选忠厚和平之品，补土生金，燥润合宜，两不相碍”，刚柔互济，补而不燥、滋而不腻、行而不滞。 中医临床有经方和时方之分，以张仲景方为经方，宋元以后通用方称为时方。清代新安医家往往取经方用药精简不杂的特点，而不取其大刀阔斧气势，崇尚“平正轻简”之风。清初汪昂著《医方集解》，主张方简药专，他在凡例中明确了选方标准和原则，其一就是选录“正中和平，诸书所共取，人世所常用之方”。程钟龄著《医学心悟》，认为“药不贵险峻，惟期中病而已”，强调“寻常治法，取其平善”，轻浅之病必须轻简处方，切莫浪施攻伐，以免药过病所，损伤正气。因其方轻简精专，后世医著中多记载有运用之验案，经反复验证确实灵验，至今仍为临床所普遍称道和推崇。 总体来说，新安“固本培元”治法以脾胃为途径培补脾肾元气，组方遣药必然要求平正中和、甘淡灵巧、药味药量适中，方药与治法相辅相行，固本与调理两相兼顾，从用药风格来说形成了平正轻简派。 “古歙叶天士”以时方轻灵简约著称于世。随着温疫的流行、疾病谱的变化，以叶天士为分野，新安医家处方用药从“平正轻简”走向清灵宣散。 《临证指南医案》中新感温病治案占绝大多数，处方以轻、清、灵、巧见长，具体用药总离不开茯苓、陈皮、沙参、桑叶等一类轻灵平和药。温病初起，邪在肺卫，“上焦如羽，非轻不举”，药应扬散，故头面、诸窍、胸膈上焦病变，每用气薄辛散轻清之剂，苏叶、薄荷、牛蒡子、银花、菊花、桑叶之品皆为首选；入营也仅用“犀角、花露、竹叶之属”芳香、通利之品，以透邪外达；即使邪入心包而用牛黄、犀角、冰片、麝香、苏合香等，用量亦极轻。其论治湿温，善用气化之剂调拨气机，组方均不离芳香宣透之品，如藿香、佩兰、杏仁、白蔻仁、橘皮、枳壳之类。也善用轻剂、柔剂、清润不腻之品治沉病痛疾，特别善用甘寒滋润和甘酸化阴药。 叶天士选药精、用药少、用量轻，6味最多，其次8味，10味以上者少，每药用量多在1～3钱，质轻灵动；辨证用药，灵活变通，普通病证均有一定标准，4味主药不甚换，如咳嗽门沙参、天花粉、川贝、桑叶4味尤多，换者一二味，一味之换意味深存，六味之中涵泳不尽。“有一定之法度，无一定之见证”，病千变医亦千变，圆机活法，自成规矩，总以轻巧灵透取胜，于平易之中见神奇，为新安后医所师法。 许豫和擅长儿科，著《小儿诸热辨》，强调“小儿脏腑娇嫩，保幼之药利在和平，毋使过烈”，自拟方10余首，精简轻锐，巧妙用功，如治夏月吐泻的黄土稻花汤，全方不足1两4钱，按库平制折合不足50克。 郑氏喉科用药方小量轻，所创养阴清肺汤（大生地、麦冬、生甘草、元参、贝母、去心牡丹皮、薄荷、炒白芍）全方7味共8钱1分，按库平制折合计30余克而已，挽救白喉患者何止百十万计，可谓“四两拨千斤”有过之而无不及也。 程有功撰有《冯塘医案》，用药平淡无奇，罕有峻险克伐之品；叶馨谷、王学健得其薪传，且熟谙叶天士、王孟英诸家心法，善治温热病及内伤杂证，用药平淡轻灵，每方一般1～2两，不会超过2两，取效神奇。 俞世球治温热、暑温时病，用药以质轻、灵动为贵，组方简约，强调治四时浊病“认证引方，药味宜少，不宜夹杂”，幼科用药甚为谨慎，“如麻黄、大黄、细辛、大豆卷、芒硝，一年难用几次，至乌药、甜苦葶苈、巴豆、威灵仙，数十年中未敢请教”，强调方药平和，以防药性之害。 近世王仲奇、程门雪、王乐匋等新安医家，融经方、时方于一炉，学古方而能入细，学时方而能务实，用药轻灵之中有谨慎，平稳之中有灵动，疏密有致，进退从容。 王仲奇治湿温，芳香轻清宣化、淡渗运脾分解、清热解肌逐秽三法随机应用，处方用药轻灵达变。 程门雪信从叶天士、薛生白的温病学说，成为上海名医后，慕名求诊者大多出自富贵人家，根据这些病人“易虚易实”的体质特点，遣方师从丁甘仁平淡法出入，用药轻灵机巧，认为处方分量宜轻不宜重，并以配伍、炮制监制药性，如麻黄3～5分用蜜炙，桂枝1～3分煎水炒白芍，苍术用米泔水浸，熟地黄与砂仁同捣，吉林人参与橘白、谷芽同用等。病情复杂则主张复方多法，每以10味左右处方，而其中又融合了4～5个古方，往往取古方、经方之意而不用其全方，或用其方而注意小剂量调理，涵意深刻。对于年迈、体虚、久病者，常以“轻可去实”法处治，组成轻补、轻清、轻宣、轻化、轻泄、轻开、轻香等方药，一般较少用黏腻重浊之品，即使当用也常顾护脾胃功能，或浊药轻投，或“制小其服”。临证用药融合古今，以选药精细、处方简洁，平淡轻巧灵动见长。 王乐匋擅治心脑病证，该病以老年人居多，其治疗用药以慎、轻、巧为特色，屡起沉疴。所谓慎即攻补兼施，忌峻攻蛮补，猛烈之药，必三思而后行，分毫必较。所谓轻，即法取轻灵，不尚厚重，用药主张轻清流动，如滋补肝肾常选用干地黄、白芍、夜交藤、甘枸杞等，滋而不腻、补而不滞，很少使用龟甲、鳖甲、熟地、阿胶等质重味厚之品，且常佐少量气药以防其滞；并以用量轻取胜，认为盲目加大用药剂量不仅不能取效，反易产生副作用。所谓巧者，即处方遣药用思至巧，选用药物尽量做到两擅其用，常用青橘叶、桂枝两药，认为青橘叶既疏肝又灵动，桂枝既温心又通络。 处方药性和平、药力和缓、用量较轻，是“平正轻简”和“时方轻灵”两大用药风格的共同特点，均以轻巧灵验取胜。“四两拨千斤”，经方时方善变通，平淡之中见神奇，是临床诊疗水平较高的具体体现。 张仲景经方用药，力专效宏而多有峻烈者，如麻黄、附子、大黄、细辛等均微有毒性，医家多怕用不好而产生不良反应；孙思邈《千金方》药味繁多杂糅、奇崛跳脱，一般医家难以把握。徽州山多田少，素有“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之喻，山民斫山垦荒，暑天劳力伤寒（重度中暑）是常见病；坚守山里、服务乡村的新安医家，急乡民之所需，集《伤寒论》“量大效宏”之势与《千金方》“药繁跳脱”之奇于一体，立法强调除邪务速，用药猛、剂量重，取重剂以刈病根，往往以大剂重剂峻剂挽救危急，赢得转机。 如明代张守仁专攻急性热病，结合隐士所授伤寒末药方，历30余年之验证并加以改进，研制出由18味药组成的“末药”（粉状制剂），号“十八罗汉”，具疏风散寒、理气和营、健胃宽中、渗湿利水之功效，对劳力伤寒、寒热吐泻、胃脘气滞疼痛，药专量大，力道雄厚，往往一剂见效，而有“张一帖”之称，历史上曾以擅治急性热病、经隧之病及疑难病等急危重症闻名。 现代新安医学家程门雪，早年根据病人大多来自劳苦民众的特点，也力主用药迅猛强悍，以张仲景方药大剂出入，大刀阔斧，如以白虎汤治阳明实热，石膏用至4两（按库平制合约150克），越婢汤治风火水肿，麻黄用至1两6钱（约60克），四逆汤、白通汤等治少阴虚寒，附子累计用至1斤许（约597克），治愈了不少危重急症。 汪昂在《本草备要》中，就甘草用量提出“必需重用，方能建效”的观点，对时医“每用甘草不过二三分而止”且相习成风颇不以为然，指出：“仲景有甘草汤、甘草芍药汤、甘草茯苓汤、炙甘草汤；以及桂枝、麻黄、葛根、青龙、理中、四逆、调胃、建中、柴胡、白虎等汤，无不重用甘草，赞助成功。”《伤寒论》《金匮要略》共223方，有164个方用了甘草，其中炙甘草汤、桂枝汤、甘草泻心汤、甘草干姜汤，每方每剂各重用甘草至4两(按汉制合今约55.68克)，用量最轻的防己黄芪汤也用至半两(合今约6.96克)。 年长于叶天士的吴楚，虽也主张用药“宜轻不宜重”，又反对治疗热病固守“轻清之法”、只用“无力无味”之药，强调“其凶险危急者，必以重剂挽回之”，其《医验录》所治多为前医误治或疑难之证，善用大剂黄芪，并习用附子等大热微毒之品，以挽救危证，重剂起沉疴。而程钟龄的认识颇为中肯，《医学心悟》强调“寻常治法，取其平善。病势坚强，必须峻剂以攻之，若一味退缩，则病不除”，病势深重危急亦当“破格投剂”，其治气短脉微之大虚证“有用参数斤而愈者，有用附子二三斤者”。 清后期客居扬州的新安医家罗浩，受“邪贵早逐、祛邪务尽”治疫思想的影响，在其《医经余论》中进一步提出“认症即真，下手宜辣。须以重兵直入其巢穴，使不能猖獗”的观点，认为瘟疫“自口而入者，有轻重浅深之分；自鼻而入者，有在腑在脏之异”。强调在瘟疫初起必须诊断清楚，果断选取“效专力宏”的方药，多承袭唐宋金元之制，用犀角、羚羊角和重用石膏等大剂寒凉药，以凉膈散、双解散等清凉之剂，及时祛除病邪。 “法中有方，方中有法”，新安特色治法与用药风格两者之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与固本培元派相对应，“平正轻简”是指处方平和、用药精简、用量轻巧，平淡之中出奇效；与养阴清润派相对应，“轻清灵巧”是指处方用药质轻、灵动，药味少，剂量轻，时方轻灵拨千斤；“稳准狠猛”与“准《伤寒》法”密切相关，是针对徽州山区急重伤寒热病，取重兵直入巢穴，早攻、频攻以刈病根，以认证准、用药猛、剂量重、下手辣为特点。 除这些治法用药之外，新安医学中还有汪机“参芪双补说”，徐春甫“久病当解郁”，程松厓“心肺当同归一治”，汪昂、汪绂“用药补必兼泻邪”，叶天士“虫介药通络”，王乐匋“寒温同用，扶阳护阴”等创新治法和方药运用。 “固本培元”与“养阴护阴”“《伤寒》法”与“温病法”“轻简轻灵”与“稳准狠猛”、温补与清泻等，这一系列对立矛盾的中医核心学术命题，和谐统一地集中于新安医学一家之中，绝不是历史的偶然。“化干戈为玉帛”本身就是新安医学学术上的一个显著特征，再包括发明“相气十法”、创用舌诊法和脉诊发挥等诊法创新内容在内，新安医学在诊疗上的一系列创用和发明，共同构成了新安医学的总体诊疗风格。 我今天的报告就到这里。提的不对的地方，希望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整理校对：采采 杨夷君 陈剑城 审核：王键老师 编辑：朱丽莉 · 本文来源于王键老师2017年12月在“全国新安医学流派专题研讨会暨新安王氏内科学术经验研究及应用学习班”的学术报告录音整理，内容有所增删，由“中医家”协助整理编校。尊重知识与劳动，转载请保留版权信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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