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者小传 孙惠柱 上海戏剧学院教授、剧作家、导演，国际戏剧协会演艺高校联盟副主席，纽约《戏剧评论》联盟轮值主编。著有《戏剧的结构与解构》《社会表演学》等专著、教材和论文。近年来，中国戏剧的数量增长很快，但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来说，供给与需求还是存在不匹配的问题。尤其是，有质量、既叫好又叫座的戏剧仍然相对短缺。有些戏剧甚至免费请人来看也没什么人响应，大多演一两场就不得不“拆台走人”。 从政府角度来说，公共文化投入不断加大，可人均戏剧量还是偏低。有人就问：听说外国戏剧很火，一个戏演几个月甚至好几年都会一票难求。我们是不是要向人家学些什么？ 西方传统戏剧其实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诞生于古希腊的“净化型戏剧”，以演示恶为核心。这种类型的戏剧与中国文化的差异很大，我们引进了100多年依然没有真正吃透。另一种类型是正面励志的“陶冶型戏剧”，主要是音乐剧和喜剧，但我们关注得不多。 易卜生是公认的话剧天才。他有意识地尝试融合净化和陶冶两种功能，既继承希腊悲剧“残酷+净化”的编剧传统，用紧张的情节撕开社会和人性的伤疤，又有柏拉图式的理想主义，力求引人向上。《人民公敌》《玩偶之家》都是好的例子。易卜生的英雄是孤独的，斗不过社会上的黑暗势力，但精神上绝不认输。 ■中西传统艺术都模仿生活，但选择模仿的对象很不一样：中国人努力搜寻好人好事，直接展现正面榜样；希腊悲剧喜欢曲里拐弯，故意展现人性之恶及其恶果，提供反面教材。我们相信人性本善，就要隐恶扬善，教人学好；他们认为人性本恶，就要“以毒攻毒”，以此来净化掉观众心里可能有的坏东西 ■相对于以残酷冲突为核心、以吓人话题为主导的净化型话剧，陶冶性情的艺术润物细无声，未必能立马见效，却更能令人回味，作用也更持久。但也必须指出，坊间有大量貌似陶冶型的“正能量”戏剧，因只突出图解的概念，缺乏生活的质感，显得太生硬，送票都很难请到人来看，事实上难以起到陶冶的作用 一个展现噩梦力求“以毒攻毒”，一个展现美梦强调善有善报 希腊悲剧通常是“净化型戏剧”。它通常在形式上只靠两三个人说话来展现剧情，内容上往往比较“黑暗”，如俄狄浦斯杀父娶母、美狄亚杀儿子、阿伽门农全家连环杀。 但是，这样的残酷剧情在其他文化中是很难想象的，因而也就很难被引入和模仿。 比如，中央戏剧学院的一位教授曾导演《美狄亚》的河北梆子版，但当地农村大妈始终接受不了亲手杀儿子的母亲等剧情。 又如，弃妇遇到负心汉这种情节在舞台上也算常见，但东方人处理的方式一般比较和谐，因而观众往往很难理解杀孩子来报复男人的做法。 其实，这不是因为欧洲人更恶毒，而主要是文化的差异。“黑暗”剧情的设计为的是达到宣泄、净化的目的。按照罗念生翻译，“悲剧借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用中医的说法，就是“以毒攻毒”。 “净化型戏剧”和中国传统的艺术观差别极大。中国古代礼乐一体，乐在礼的指导下陶冶人心、助人习礼。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儒家很重视音乐，但要求乐而不淫、哀而不伤，音乐舞蹈要以和为贵。 进一步来看，中西艺术最大的不同在于内涵：是净化还是陶冶？是展现噩梦“以毒攻毒”，还是展现美梦善有善报？ 从古希腊到基督教都以人性之恶为原点，着眼于生命的救赎； 中国的儒家则以人性本善为原点，强调正面的道德修为。较晚出现的叙事艺术说唱和戏曲除了娱乐大众，常常还要做人生教材，树立理想范本。 最突出的例子是《琵琶记》，主要人物全是“好榜样”——极富极贵牛丞相，施仁施义张广才，有贞有烈赵贞女，全忠全孝蔡二郎。就连颇具反抗精神的剧作家，如关汉卿、汤显祖等人，也更喜欢传递正能量的好人。即便死了也会精神永存，或像窦娥那样遗愿得偿，或像杜丽娘那样死而复生。 本质上，中西传统艺术都模仿生活，但选择模仿的对象很不一样：中国人努力搜寻好人好事，直接展现正面榜样；希腊悲剧喜欢曲里拐弯，故意展现人性之恶及其恶果，提供反面教材。我们相信人性本善，就要隐恶扬善，教人学好；他们认为人性本恶，就要“以毒攻毒”，以此来净化掉观众心里可能有的坏东西。 按照传统审美标准，《西厢记》《牡丹亭》是中国戏曲的佼佼者 其实，凸显丑恶情节的话剧，在西方也不时引发争议。亚里士多德是希腊悲剧的权威理论家，他的老师柏拉图却反对史诗、戏剧展现恶：“看见旁人在做我们自己所引为耻辱而不肯做的事，不但不讨厌，反而感到快活、大加赞赏，这是正当的么？” 柏拉图的这一说法很像“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种艺术创作模式源于理式、再取模于现实，是西方戏剧史上另一条贯穿线，与“以毒攻毒”的净化型模式平行发展。 研究表明，当打斗凶杀成为博眼球的重要手段，悲剧的净化作用就削弱了。《罗密欧与朱丽叶》剧终时难得说出了正能量主题：我们和解吧。但别的悲剧都故意不作出是非判断，而要观众自己去领悟杀戮背后的奥秘。可现实情况是，大家不一定都能领悟。所谓站票观众爱看打打杀杀，多半只是看热闹，而未必能领悟其深意。 20世纪上半叶，人类经历了残酷的战争。这个时期也是左翼戏剧活跃的时期。二战后，残暴的越战又一次让很多人对人类的理性产生了深刻怀疑。各种有残酷、无戏剧的一次性“表现艺术”（又译“行为艺术”）冒了出来，把当年希腊悲剧家意在“以毒攻毒”的残酷情节变成了赤裸裸的“为毒而毒”，甚至当场表演自残、自宫、自杀。后来，又有人炒出个新名词“直面戏剧”。其实，希腊人的残酷编剧早就臻于极致，谁也难以超越，只有“残酷导演”还在拼命博眼球。 中国人对这样的残酷剧情一向敬而远之。按照传统的审美标准，戏曲的佼佼者并非血流漂杵的悲剧，而是相对轻松的《西厢记》《牡丹亭》。梁祝的悲剧结尾不可避免，但一定要用化蝶化出正面情感来；老生本来适合演悲剧，但《四郎探母》竟把一个似乎绝无可能化解的家族、民族矛盾演绎得既催人泪下，又皆大欢喜。 中国第一部自觉学习西方模式且学得最像的悲剧是《雷雨》，8个人死了3个（意外触电和自杀，都不是希腊悲剧中充斥的故意他杀）。曹禺自我点评说“太像戏”，写完又想个办法，“用'序幕’和'尾声’把一件错综复杂的罪恶推到时间上非常辽远的处所。因为事理变动太吓人……我乃蒙上一层纱”。这一比喻和设计妙极了，显出曹禺对中国文化的深刻体认。 比起独创“残酷话剧”的欧洲人，中国人向来不喜欢太吓人的戏剧冲突。但没有冲突又很难吸引观众，于是就给冲突“蒙上一层纱”。戏曲舞台上所有可能太吓人的冲突都包着几层纱，“六月雪”和“化蝶”是情节的纱；而最关键的纱则是音乐舞蹈，无声不歌、无动不舞的戏曲之纱融进了本体之中。 戏曲骨子里是以和为本的“乐”，而不是以“斗”为内核的“戏” 话剧诞生于古希腊，那里的独特社会制度是在广场上斗嘴——民主辩论。以对话斗嘴为主的话剧历经2000多年，一直是独一无二的欧洲特产。 中国最初的表演艺术只有服务于礼的乐舞，有点像柏拉图想象的“只描写善的东西和美的东西的影像”，不会有太吓人的戏剧冲突。后来有了演故事的戏曲，比单纯的歌舞更吸引人，很快就火了起来。 对统治者来说，展现冲突的戏剧隐含着引发观剧群体闹事的危险。中西历史上都贯穿演戏和禁戏的矛盾：莎士比亚去世没多久，清教徒全面禁戏，关闭剧场20年；中国的禁戏倒是针对具体的剧目，没有在全国真正禁过戏曲。 本来只要和谐乐舞的儒家看到舞台上的斗嘴吵架，却未像英国清教徒那样彻底禁绝戏剧，原因何在？这是因为戏曲不是话剧，而是戏“曲”，骨子里还是以和为本的“乐”，而不是以“斗”为内核的“戏”。戏曲的戏包着音乐舞蹈这层穿透力极强的纱，甚至可以把所包的内核化为无形，使情节冲突不会显得过于吓人。 京剧以前一直是听的艺术，内行叫“听戏”，只有看热闹的外行才说“看戏”。艺术院校教话剧和戏曲必须分开，就像话剧不能跟音乐一起教一样。“音乐学院”的英文意思就是“保守”的艺术，学生必须按练习曲反复模仿。戏曲教学和音乐的练习曲模式一样，必须根据多年积累、按难度编就的段子，循序渐进地模仿范本，逐渐提高。 既然戏、曲合一的戏曲更像音乐而不是话剧，其标准也应与话剧区别开来。音乐要让人听了心里舒服，最好是百听不厌；戏曲也常是这样，不宜强调过于残酷的情节。儒家对戏曲内容上的要求和戏曲形式上的音乐属性也是互为因果的：儒家最钟爱的艺术是音乐，后来发展出“曲”，增加了情节和人物，手段更丰富，但本质没有变。戏曲的冲突再激烈也总要设法转过来，让好人得好报；实在没办法死了，也一定要让正义得到伸张。 中国古人在欧洲话剧之外另辟蹊径，创造出对冲突要求不是很高但音乐水准很高的各种戏曲。有了悦人耳目的唱和舞，就不必像话剧那样靠吓人的情节来吸引人。音乐不擅长表现两方的角力，但由于集中在一个方向上，所以效果更强烈、更持久。由此，音乐的特点也常是戏曲的特点——余音绕梁，让人听了还想听。 视之为高雅艺术并将其等级位阶化，阻碍了中国戏剧大众化 回过头来看，话剧来中国100多年了，但大体没能真正扎下根。其中，既有文化属性的因素使然，也与人们的认识误区相关。如何破解？ 一方面，要结合中国传统文化，更多丰富公共文化形态。 在“草根”艺术的基础上，政府和专业精英应想办法利用陶冶型艺术加以引导，通过艺术来帮助老百姓提高表达能力、创造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从欣赏艺术到参与艺术再到参与社会活动。 相对于以残酷冲突为核心、以吓人话题为主导的净化型话剧，陶冶性情的艺术润物细无声，未必能立马见效，却更能令人回味，作用也更持久。就广义的角度而言，舞蹈、歌唱、戏曲、曲艺和喜剧表演都大有可为。 另一方面，要辩证看待戏剧的分类，不要标签化。 我们之所以把戏剧分为陶冶型和净化型，主要是看内涵的基本倾向。一般来说,陶冶型聚焦正面形象，浅显、阳光，娱乐性强，雅俗共赏，是广大群众需要的精神食粮。净化型戏剧强调厚重和深刻，有的难免曲高和寡，属于知识精英需要的精神“奢侈品”；有的因其残酷和暴力，还可能有一定副作用，需标明“××不宜”。 还要强调的是，文化发展需与时代同步。当今西方剧坛最值得我们学习的，已不是本来就有很大文化排异性且渐成强弩之末的“残酷戏剧”“直面戏剧”，而是更受普通人欢迎却一直为一些专家学者所忽视的陶冶型戏剧。 多年来，国内一些人热衷于引进精英主义的经典理论，视戏剧为高雅艺术，并将其等级位阶化。其中，悲剧高于喜剧，话剧高于戏曲。这种等级划分，恰恰阻碍了中国戏剧的大众化，也无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因此，为了发展面向广大群众的中国戏剧，需要更多扎根于社会，把戏剧看成一种易于跨界流行的大众修养活动。 但也必须指出，坊间有大量貌似陶冶型的“正能量”戏剧，因只突出图解的概念，缺乏生活的质感，显得太生硬，送票都很难请到人来看，事实上难以起到陶冶的作用。由此不得不追问：国产陶冶型戏剧的质量如何切实提高？我们的研究和教学不能再局限于西方净化型话剧的精英模式之中，而要好好研究一下老百姓需要怎样的音乐剧、戏曲和喜剧。要看看怎样才能吸引更多的人来看戏，甚至来演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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