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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巍：
被认为最有可能是夏代晚期都城的二里头遗址，是我们考古研究所1959年发现并持续发掘到现在的。作为夏商周断代工程的一个重要项目，我们在探源研究中接着对二里头遗址保持持续的关注。简单说，按照文献记载，在商王朝之前有一个夏王朝，在司马迁的《史记·殷本纪》前有一个《夏本纪》，从它记述的内容来看，跟前面《五帝本纪》详尽程度有很大差别，和后来的《殷本纪》有很多接近的方面。所以，搞文献史学的人多数认为《夏本纪》是比较可信的。但是对考古学研究而言，就需要寻找证据来进行考古学自己的研究。 1959年我们研究所的徐旭生先生在河南洛阳盆地的偃师发现了二里头遗址，之后我们所对这个遗址进行了持续的工作。1970年代，在二里头遗址先后发现了两座大型宫殿遗址，面积在1万平方米左右。1980年代又发现了青铜容器的铸造作坊遗址，除此之外，在二里头遗址发现的东西有限。 探源工程以来，项目组把它作为一个研究重点。科学系统的考古工作发现，二里头遗址不仅仅只有两座宫殿，而是由多座宫殿，大约有十来座左右，集中在一个区域，而且在使用一段之后，周围又建起了围墙，围绕成一个十万平方米的宫城。这个宫城内的宫殿有中轴线，建筑左右对称，前后几进院落，这样的制度是后来几千年我们国家古代宫室制度的发端。我们在宫城南边，只有一路之隔的地方，还发现了另一个用围墙围着的区域里，是青铜器和绿松石这样高等级器物的手工业制作作坊，这表明这些作坊的设立是有规划的，是由王权直接控制的。 我们发现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时期，有一系列重要的发明。比如原来的武器，或者是工具、玉石器，在这时候开始大型化、仪仗化了。比如牙璋，甚至有一米左右长的牙璋。牙璋原来可能只是一个工具，发展到二里头以后显然没有实用功能了。但是它的制作非常精致。二里头还发明了一系列政治理念，包括一整套青铜容器，主要是酒器为主，和等级身份相联系。后来是商周时期能不能用青铜器，青铜器的数量的等级差异的政治性发明，源头就在二里头。这种政治性发明，包括仪仗用具分布的范围，大大超出我们的想象。我们原来觉得，牙璋扩散到在长江流域中下游地区还可以理解，但是后来在四川盆地的三星堆、岭南地区的香港，甚至越南北部，都发现了制作非常精致的大型牙璋。另外，包括高领玉璧等器物，都说明二里头文化有很高的辐射能力。这些既不是工具也不是武器的器物的流通，是包含中原王朝政治的理念，礼仪的制度的。它的时代，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时代，精确测年是距今3800-3500左右，主要兴盛的年代是在距今3700、3600这个阶段，在整个中国大地上形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绝对的中心。这个现象发生的年代，是在商王朝之前，它的区域又是在伊洛河流域。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文献记载，非常一致地记载夏人是主要活动在这个区域的，这应该不是空穴来风的。从时间、空间、规模，从它对全国的影响力，用我们的话说，这些现象就是一个王朝的气象。和文献的记载对照，二里头文化最有可能就是夏王朝的遗存。当然，现在还没有发现确凿的文字证据。但是不能因为没有发现确凿的文字，就妨碍我们对时间、空间、规模、性质以及所代表的历史与政治阶段进行考察。所以，我们认为二里头时期应该是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可以叫做王国文明的阶段。中国的王朝文明的开始，如果你觉得文献不是无稽之谈，如果你承认文献记载的时空范围，跟事实有可能比较吻合的话，我们觉得最大的指向就是指向夏王朝。当然，我们还要继续做工作，我们也期待着有新的发现。 另外还要补充一点，也有观点认为，二里头遗址下限已经进入到商纪年的范围了。为什么二里头遗址不是商的都城？我要说明，二里头遗址的宫殿方向是北偏西，其他被确认的商代都城建筑方向却是北偏东。两者的方向很不一样，说明二里头与商的宫室制度有明显不同，这点从考古上应该是很清晰地可以看到的。从考古学文化面貌，二里头整体上和商文化的面貌是不一样的。考古学应该从考古的资料出发来辨识不同的族属和集团，这就是考古学家目前能够得出来的认识。 博按： 王巍先生的这段话包含很多以前我们不知道的“沉默的真理”信息。 从发言看，王巍先生是很确定的，宫殿的方位，可是，许宏绝口不提。 派一个根本不相信夏朝、而且千方百计要去否定夏朝存在、到处散播夏朝不可实证论的许宏去搞二里头，如此根本不可能具备发现夏朝存在证据所必须的敏锐感，怎么可能发现证据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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