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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许宏说，考古学是一门残酷的学问，它在时时地完善、订正甚至颠覆我们既有的认知。随着这批发掘资料的全面公布，又一个研究热潮即将掀起。我们不应寄望于一两次“芝麻开门”式的大发现，就能够解决多年来悬而未决的历史问题。悲观点说，我们永远也不可能获知当时的真相，但仍然要怀着最大限度迫近历史真实的执着。2022年，《溯源中国》出版，许宏研究员通过20年的考古经历，为我们深入浅出地还原了上古中国的实际图景。 所谓溯源中国，也就是追溯早期中国及其缘起的脉络。作者坚持考古学本位与实证主义，客观严谨地阐释了作为一个生命体的早期中国形成、发展，以及在世界文明中不断演变的过程。全书分为三大版块：寻踪，论理，观潮。顾名思义，“寻踪”，是对早期中国踪迹的考古学探寻；“论理”，是从理论和方法论层面对相关现象及其研究范式的思辨；“观潮”，则聚焦于学术史的观察、梳理与思考。全书配有彩图、线图、说明表多幅，既专业又具有可读性。通过本书，读者可以了解早期中国的形成过程，感知早期中国的独特魅力，还可以把握许宏二十年学术思想的演变轨迹以及考古学界几十年来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与纷争，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豆瓣网友评论说，许宏最大的本事就是，能把枯燥的上古史料和现实的考古资料结合，让普通人都能看懂。同样是猜，他猜得有理有据；同样是说，他说得浅显易懂。这还不是一般的专家能做到的。 本文蒙读客文化慨允，授权刊发，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思考。 去年的三星堆考古直播引领了一波“云考古”的高潮， 在大家惊讶于三星堆奇特诡异造型的同时， 是否也会对那个几千年前迷雾重重的传说时代充满好奇与幻想呢？ 不如让我们用最有力的出土文物和专家考证， 帮我们一探那段神秘历史的究竟。 来自二里头考古队前队长许宏 推出一部新作《溯源中国》， 填补传说时代的历史空白，揭开上古中国的神秘面纱！
01 中原文明是如何崛起的？ 那么，究竟是什么时候，后世“中国”的雏形或者说“最早的中国”崛起于世呢？ 按古代文献的说法，夏王朝是中国最早的王朝， 是破坏了原始民主制的世袭“家天下”的开端。 一般认为，夏王朝始建于公元前21 世纪， 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把夏王朝建立的年代定为公元前 2070 年左右。 在考古学上，那时仍属于龙山时代， 在其后约 200 多年的时间里，中原地区仍然处于邦国林立、战乱频仍的时代， 各人类群团不相统属，筑城以自守，外来文化因素明显。 显然，“逐鹿中原”的战争正处于白热化的阶段，看不出跨地域的社会整合的迹象。
与此同时，兴盛一时的中原周边地区的各支考古学文化先后走向衰落；
二里头文化的分布范围首次突破了地理单元的制约，几乎遍布于整个黄河中游地区。 二里头文化的因素向四围辐射的范围更远大于此。 伴随着区域性文明中心的衰落，此期出现了超大型的都邑——二里头遗址。 地处中原腹地洛阳盆地的二里头遗址，其现存面积达300 万平方米。 经半个多世纪的田野工作，在这里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最早的宫城，最早的多进院落大型宫殿建筑，最早的中轴线布局的宫殿建筑群， 最早的封闭式官营手工业作坊区，最早的青铜礼乐器群、兵器群以及青铜器铸造作坊、最早的绿松石器作坊、最早的使用双轮车的证据，等等。 
这样的规模和内涵在当时的东亚大陆都是独一无二的， 可以说，这里是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早的具有明确城市规划的大型都邑。 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头都邑的出现，表明当时的社会由若干相互竞争的政治实体并存的局面，进入到广域王权国家阶段。 黄河和长江流域这一东亚文明的腹心地区开始由多元化的邦国文明走向一体化的王朝文明。 02 尧舜禹到底存不存在？ 存在了大约 400 年的陶寺文化， 被分为早期（公元前 2300—前 2100 年）、中期（公元前 2100—前 2000 年）、晚期（公元前2000—前 1900 年）三个阶段（何驽 2004）。 公元前 2000 年，正值这个社会的中、晚期之交。 考古调查表明，陶寺文化聚落的分布，基本上限于陶寺遗址所在的临汾盆地。 盆地位于汾河下游，迄今已发现上百处同时期的遗址。 从面积和内涵上看，遗址可以分成不同的等级，形成以陶寺遗址为中心的多层次的聚落群。 “从考古发现看，在同时期各区系中，陶寺文化的发展水平最高，但它的覆盖面大致未超出临汾盆地的范围；它同周邻文化的关系，则表现为重吸纳而少放射。 若同二里头文化比较，可明显看到陶寺文化的局限性，说明陶寺尚未形成像二里头那样的具全国意义的文化中心。”（高炜 1996） 回顾陶寺遗址的探索历程，我们知道这处大邑的发现本身就是有目的地寻找夏文化的结果。 在陶寺遗址的材料公布不久，即有学者提出了与发掘者不同的认识， 认为“陶寺的许多发掘资料与文献中所说的尧舜时期的情况，实在可以相互对照”（李民 1985）。 后来，发掘者也接受了“二里头夏文化说”，认为将陶寺集团的族属推断为陶唐氏更为合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2003）。  03 三星堆文化是外星文明吗？ 英国艺术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牛津大学教授杰西卡·罗森爵士， 正是在童恩正教授的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的基础上， 提出了一个特殊的人文地理学概念，她称之为美丽的“中国弧”。 她认为，古代中国的版图可以从自然和文化的角度分为三个区域： 一是东南的中原地带；二是西北方的草原地带； 三是在这两个气候、经济、文化颇为不同的地理区域中间的那个弯弯的像半月形的区域，就是“中国弧”。  考古学观察到的现象是，西来的权杖文化和中原地区以鼎、爵为代表的礼器文化都见于半月形地带或“中国弧”区域， 但权杖基本没能进入这一地带所圈围的东亚大陆腹心地区， 而鼎、爵等中原王朝文明的礼器，则没能突破这个半月形地带或“中国弧”。 而既出现了金质权杖，又有中原风格的礼容器出土的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 恰好就位于这个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或“中国弧”上。 至于三星堆有没有可能来自外星文明的问题，是我们圈的同事最懒得回答的问题。 
大家看三星堆某些青铜器的造型感到怪异，那是由于我们的视野狭窄， 考古发现中还存在着诸多待解之谜，我们不知道的远比知道的多得多，这很正常。 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发现超出了我们既有的认知范畴。 至于外星文明的说法，那是开脑洞，与我们的考古研究无关。 说到我们看到三星堆青铜文明所感到的“讶异”，我常想起台湾著名学者王明珂先生的话， 他说“我们对一篇文献、一批考古发掘资料，或一个田野考古报告人的口述，感到讶异、好笑不理解，或这些资料间有些相左、断裂时，这显示我们的知识理性与外在现象之间，或现象与现象之间，有一段差距”。 他提示我们，学者常常把自己的经验与知识当作理所当然，对自己的认知之外的客观存在感到讶异，这不正说明我们的认知与常识往往存在误差吗？ 我们对三星堆的发现所显现出的讶异，就是最好的例证。 填补传说时代的历史空白，揭开上古中国的神秘面纱！ 现在带走二里头考古队前队长许宏新作，限时优惠中！ 后记 本书收录的 19 篇文章，大体可显现我在早期中国这个领域的耕耘收获和思考所得，它们写就于新世纪以来的 20 年间（2001—2021），而一半以上是 5 年来的新作，从中也可窥见本人探索的心路历程。我曾说过自己的研究不可能超出“早期中国”的范畴了。既有作品《最早的中国》《何以中国》《大都无城》《东亚青铜潮》四册，合为“解读早期中国”丛书，很快就会出函装本。我把自己的研究领域归纳为“三早”，即关于中国早期城市、早期国家和早期文明的考古学研究。其中关于中国古代城市的研究，已结集为《踏墟寻城》。又因另有关于二里头考古的自选集也将面世，故关于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研究的文章，本书只收录了最新的两篇。如是，对“早期中国”从微观到宏观的一个总体认识，就大致体现于本书中了。所谓“溯源中国”，也就是追溯早期中国及其缘起的脉络。 全书分为“寻踪”“论理”“观潮”三大板块。顾名思义，“寻踪”，是对早期中国踪迹的考古学探寻；“论理”，是从理论和方法论层面对相关现象及其研究范式的思辨；“观潮”，则聚焦于学术史的观察、梳理与思考。 其中若干篇的写作时间较早，但尚无因时间推移而需改动结论的。只是学界对各相关考古学文化年代框架的认识在过去 20 年间又深化了许多，为最大限度地保持原文面貌，编辑过程中未做较大的修订加注，特在文前增列《本书涉及的主要考古学文化的年代与分布》一表，读者可据此把握目前对相关考古学文化及其年代的最新认识。 鉴于原文对考古资料的出处注释较多且多有重复，而当时所引多为简报甚至简讯，目前则有不少正式的报告或简报出版刊布，故在本书正文后单列《本书所引主要考古资料存目》，按遗址统一标注最新的原始资料出处，尽可能列示集成性著作，以便读者利用。文内则不另一一注明，而只标注研究性论著。部分行文和注释做了简化处理。注释中若干发表文章有后续成果的，在该出处后注明，便于读者朋友掌握该项研究的最新动向。 本书的出版，离不开河南文艺出版社乃至中原出版传媒集团领导的关切运筹，以及策划编辑陈静老师的辛勤投入和细致工作。编辑过程中得到复旦大学秦小丽教授、山东大学王芬教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雷雨研究员、我的同事赵海涛副研究员、陈国梁副研究员以及队友赵静玉女士等的帮助，在此谨致由衷的谢忱。 许宏 2021年10月于北京 亚洲考古新媒体 出品 仅供学习 侵权即删 来源：读客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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