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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窑 - 中国最早的‘官窑’（上）-沙家櫪- “清光绪32年（1906）定州发现唐人李基墓，记载：李基官至越州都督府长史，封敦煌县公，葬于咸亨元年（670年））四月。墓中有明器，瓷坯坚固如石，油色莹如玻璃，色白而不滞，略如定器。”罗振玉在《俑庐日札》是这样写的，足见定窑早在七世纪的产品玻璃质感很强，隋、唐定窑的产品已经十分成熟，参见《定窑瓷器探索与鉴赏》下册图1到图6几件都是非常典型的隋、唐器物，无疑是早期定窑的产品。 图1：A、C、D都是隋、唐典型的定窑青白釉 '官窑’顾名思义就是为官府订制的或订烧的特殊产品，预订的就有专属性，也就是说在烧造之前就已经定性的产品，最早的‘官窑’应该是通过土贡、订烧、命烧慢慢形成的一种特有方式，比如地方官员向宫廷进贡本地区的特色产品、可以拿得出手的地方特色，以讨好上方，一旦上面对土贡定州瓷器比较满意，就会经常需要、直到特殊订烧官样产品，河北定州瓷器就是通过这种地方官员的土贡，达到了宫廷的满意，而在唐代已中期就经开始了‘订烧’，中国最早的‘官窑’就此诞生了。 为什么说中国最早的‘官窑’是定窑呢？那么我们用证据来说话吧，河北曲阳县北岳庙保存有一个碑，《唐恒岳故禅师影堂纪德之碑》是唐代永贞元年（805年）的，碑文上已经有“都知瓷窑” 、“瓷窑冶虞侯” 、“瓷窑勾当供使细茶器”等官职名称，这就说明在九世纪初时定窑的规模已经相当的大了，而且重要的是已经有了专业的管理窑务的官员，这说明什么呢？很明显当时的产量不菲，官府已经介入管理，并且很可能就在此时有了‘订烧’的“官窑”作品，而其他窑口还没有发现比九世纪更早的带“官”字款的器物，都是北宋晚期的。 图2：A唐代定窑五瓣花口“官”字款茶碗与B1985年陕西西安唐代遗址出土的被定为唐代中期‘邢窑’的五瓣花口碗如出一辙，现藏西安博物馆，C唐代定窑五曲花口碗底“官”字款，定窑也有出土同类造型的“新官”款五瓣花口碗。 现藏英国维多利亚和阿博特博物院的中国早期白瓷中有一件四叠足绳纹水盂，底刻“建中年造”四字，按建中年号有两个，唐德宗李适时期有一个“建中”年号（780～784），北宋晚期徽宗的建中年号（1101年），从器物的造型和流行年代看,是件非常典型的唐代器物，四叠足水盂一般流行于8到9世纪，到五代都已经极少见了，这在唐代越窑和唐代定窑以及唐代金银器中都能见到，是当时的一种流行款式，而这种水盂到了北宋早已经不再流行了。因此，这件属“建中年造”款的绳纹四叠足水盂应该是唐德宗时期的“建中”年号，这一发现又将定窑纪年器物提早了一个世纪。 图3：A:阿博特博物院藏最早定窑纪年器物、B:《定窑瓷器探索与鉴赏》下册唐代定窑白釉点黑彩绳纹四叠足水盂、C:1979年浙江上虞皂湖赵家山出土晚唐越窑四叠足水盂。 中唐至五代，即8世纪末至10世纪上半叶。这是定窑最辉煌的黄金期，这时期不仅质量高，式样多，而且产量也相当大，这在晚唐、五代墓出土的实物以及远销海外的白瓷中，发现的定窑器物得以证实，尤其印度尼西亚井里汶沉船打捞出2500余件晚唐、五代定窑白瓷的有力佐证，又如河北易县孙少矩墓出土唐咸通五年(864年)白釉持壶、河北灵寿县晚唐景福二年（893年）墓出土 “官”字款1件，浙江临安钱宽夫妇墓（900年）出土“官”字款17件、“新官”1件，浙江临安水邱氏墓（901年）出土“官”字款3件、“新官”11件，充分地证明了晚唐“官窑”已经诞生，而在其他窑口还不曾见到有北宋之前的“官”字款瓷器出土，这就说明中国最早的“官”窑诞生在定窑。 图4：A:临安出土晚唐“官子款笠式碗与B:晚唐定窑“官”字款笠式碗对比， 图5：A:临安出土“官”字款瓜棱腹酒壶与B:《定窑瓷器探索与鉴赏》下册唐代瓜棱腹酒壶对比， 江苏省五代吴大和五年（933年）王氏墓、内蒙古考古所藏会同四年（941年）辽耶律羽墓出土的“官”字款器物、安徽合肥五代南唐保大四年（946年）汤氏墓、北京辽统和十三年(955年)韩佚夫妇墓和北京赵德钧墓出土（958年）“官”2件、“新官”1件、北票辽墓出土壶、“官”款碗、盖罐、托子辽宁省赤峰辽应历九年（959年））驸马增为国王墓出土“官”、“新官”。以及湖南长沙国防科技大学校园内发掘晚唐墓出土白瓷碟4件，其中一件刻有“官”字款，以及洛阳出土的“新官”款等。如果我们留意一下带“官” 、“新官”款有确切纪年墓的就会发现，大部分带有确切纪年的款器物应该是9世纪末10世纪初的产品，以两个最有说服力的纪年墓为例，900年钱宽墓和901年水邱氏墓出土的带款器物都不是冥器，而是生前实用的遗物，且这两墓葬是有家族关系的，还有泰国南部出土的9世纪定窑白瓷以及20世纪初在非洲福斯塔特早期地层出土的定窑白瓷片，有些还带“官”字款，还有花口折腰盘等都是非常典型的定窑器物，同时出土的都是八、九世纪的当地器物，很显然这批定窑是在10世纪之前到达那里的，这些又从另一角度证明了9世纪的定窑产品不仅供应国内市场，还已经销往海外，和带“官”、“新官”款器物的烧造时间。 图6：临安出土晚唐“官”字款五瓣花口笠式碗与传世晚唐“官”字款五瓣花口笠式碗对比， 带“官”字款的器物大部分都是圆器类，极少有琢器，但也不是绝对没有，下面这件长颈瓶就是一个实例，长颈瓶流行于隋、唐时期的北方窑口，以巩县窑、定窑、邢窑为多见，隋、唐巩县窑不仅有白釉还有黄釉和酱釉，定窑、邢窑基本上都是青白釉、白釉，邢窑受巩县窑的影响，所以造型上与巩县窑基本一致，而定窑在吸收和借鉴周边窑口的同时在瓶颈与肩部有所改进，形成定窑的独特风格。 图7：A:隋代巩县窑黄釉长颈瓶、B: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七世纪北方酱釉长颈瓶、C:定窑晚唐“官”字款长颈瓶。 直颈瓶自北魏已经在北方地区流行起来，参见日本收藏的一对北魏白釉直颈瓶，这种瓶一直延续到北宋时期，隋代时期在北方窑口里有烧造，包括河南、河北，唐代定窑也流行这种款式，并且在晚唐有官府预定烧造的实例，参见《定窑瓷器探索与鉴赏》下册唐代定窑“官”字款直颈瓶，以及国家博物馆藏北宋定窑白釉刻花“尚食局”款直颈瓶，这是一个自北魏至北宋的演变过程，尽管变化不大，需要细心的爱好者去发现它们的不同之处。美国波士顿艺术馆藏中国中唐时期北方白釉长颈瓶的瓶颈微微带有弯弧，口是微微带弧度的外弯口、鼓腹、外撇足较高而直壁，到了晚唐定窑的颈部已经笔直、口呈硬折沿口、口沿微微有凸起、鼓腹、外撇足较高且笔直，到了北宋硬折沿平滑、直颈、鼓腹、外撇式高足，足壁微微外翻，带有微小的弧度，它们的演变虽然不太明显，但都带有各自的时代审美和烙印。 图8：A:波士顿艺术馆藏中国中唐北方白釉长颈瓶、B:唐代定窑白釉“官”字款直颈瓶、C:国家博物馆藏北宋定窑白釉“尚食局”款刻花直颈瓶。 晚唐流行的撇口笠式浅碗不仅限于定窑瓷器、越窑瓷器，晚唐的金银器也有，甚至唐代的犀角制品都有，现在收藏于日本太仓院的唐代犀角撇口笠式浅碗是个非常典型的实例，日本太仓院收集了大量的中国唐代的各式器物，而这件犀角制成的撇口笠式浅碗别具一格，很可能也是最早的犀角笠式碗？这件犀角笠式浅碗与唐代定窑“新官”款笠式浅碗的造型完全一致，说明这种款式的碗流行于晚唐，不只限于定窑玉璧底式、越窑玉璧底式，还有圈足式，还有金银器、犀角等制品。 图9：A:日本太仓院藏唐代犀角制撇口笠式浅碗，B:晚唐定窑白釉撇口笠式浅碗、C:款式。 在晚唐的定窑带“官”字款的圆器类造型多样，很多都是开后世造型之先河，勤劳智慧的定窑窑工们不拘于模仿其他窑口的造型，创造出了很多新颖的造型，比如笠式碗（分花口与圆口，早期为深腹）、唇口碗（有深腹、浅腹之别，常见的多为浅腹玉璧底式）、压五瓣花口碗，影响到五代、北宋耀州窑青瓷压花碗，唐代定窑的压花口碗是五班梅花式，晚唐、五代的花口最流行的是五瓣梅花式，晚唐才开始出现六瓣花口，延续到北宋，反而北宋六瓣花口更为流行。 图10：A:晚唐定窑白釉“官”字款笠式碗，B:晚唐定窑唇口深腹碗，C:晚唐定窑五瓣压梅花式碗，
图11：A:晚唐定窑白釉“官”字款笠式碗底款，B:晚唐定窑唇口深腹碗底款，C:晚唐定窑五瓣压梅花式碗底款。
待续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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