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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 专 与 博 学 ——谈王乐匋先生治学之道 王乐匋先生幼承父兄之教，传新安王氏医学，早岁即享誉皖南，后长期从事温病教学临床及科研。持教数十年而不辍，颇多创树。观先生治学，初遵叶天士、薛生白，继则因当地流行血吸虫病，即患感证亦多不典型，于是渐渐留意张景岳、程杏轩之学，是为治医之一转折点。至调安徽中医学院，临床所治又以内伤杂症为多，则调肝和络、活血化瘀诸法亦多运用，并喜用虫类药，以为顽症痼疾非虫蚁搜剔、探其幽隐则断难奏功。用其法治心脑、肝胆及泌尿系诸疾，往往疗效卓著。现就先生治学的几个方面总结如下。 学贵精专，笃志不分 先生常谓：初学入门，应打好基本功。所谓“基本功”，应是最基本的内容。所读之书，可暂不求广博，但求精警，只短文数十篇，长著三数种。而着力于精选、熟读、透懂。昔时先生所读，除《素问吴注》而外，再就是《伤寒贯珠集》、《金匮要略心典》、《名医方论》、《四诊心法》、《医学心悟》、《医门八法》以及吴鞠通《温病条辩》等数十种而已。少时所读，虽年逾古稀而仍能记忆犹新，诵背如流。先生常说：打基本功时应该用志不分，锲而不舍。他很欣赏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那段话：“性痴，则其志凝，故书痴者，文必工，艺痴者，技必良，世之落宕而无成者，皆自谓不痴者也”。初学入门，便应该有这样一股韧劲。如果试尝辄止，朝夕更辙，则致基础不牢，日后再回头修补难度就很大。 研读典籍，读评结合 翻开先生所读之书，昔日所做批语依然可见。或阐发己见，或引证前人之论加以评析，字里行间，极见功力。对有些成熟的意见则写成读书笔记，日积月累汇为十余万字之《读医随笔》。他主张读书时要做有心人，于精彩之处随时笔录，写出心得。如在读《温病条辨》之后，撰成“护液与化湿”一文中，先生认为：其所论之病就其性质无非是“温热”与“湿热”两大类，而全书治疗用药之特点则在“护液”与“化湿”两大纲。可谓一语而撷其纲领。 先生不仅自己长期来身体力行，也以此谆告学生。记得刚毕业不久，笔者在先生所在的温病教研室做助教，先生除逐章修改学生的备课笔记之外，还布置了读书任务，要求着力做好读书笔记。忆起那段学习经历，确是受益非浅。 先生认为读书的目的在于运用。用之则活，不用则死，教学与临床之际每能运用自如。其讲授《温病学》总是恰到好处地引证古人验案、名家论述。而在临床上，先生的脉案亦不乏点睛之笔，往往一句精警的引证而使疑证释然。 先生主张研读典籍，学习前人之经验，但不可泥古。例如吴鞠通对叶天士之学极有心得，但囿于崇古，以致一些难通之处勉为曲解，这就脱离临床实际了。如其论燥，本是心得，但因为执运气之学以谈燥气，致其治案中有不少实际上属寒湿者，也作为燥病论述，实不足取。又如，陆九芝深研仲景之学，阐发“阳明为成温之薮”论，丰富了治温的内容，但排斥新说，认为心包学说不足取，而实际上两者并不相悖。先生认为一部好书，并不等于其中每个观点都是正确的，信古人而不可拘泥于古人，一定要有自己的见解。如运气之学，治医者不可不知，但如死搬硬套，按图索骥，不顾气候因素而外，尚有体质等诸多方面因素，就往往会作出不切实际的判断。
中医书籍汗牛充栋，虽欲穷毕生之精力，恐也难以做到面面俱到，部部精熟。是以先生主张“务求精熟”与“观其大略”结合起来，有些紧要书籍必须精读，使之烂熟于胸中，此所谓“书读千遍，其义自见”。而有些书籍则“观其大略”，但求会意即可。先生尝谓：汉时诸葛亮与石广元、孟公威、崔州平等友善，数人中，诸葛亮最为优秀。他们平日也讲治学，但方法不同，“三子务求精熟”而“亮独观其大略”。先生认为诸葛亮这种“观其大略”的方法，就是不在一字一句上推求，而在掌握其精神实质。其次，前人有“不求甚解”一语，原文出自陶渊明《五柳先生传》“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先生认为“不求甚解”即指读书不必太滞，不要去钻牛角尖，未晓之处暂且放过，随着阅历的增长、知识的逐步丰富，再回过头去读它，自会另有一番体会。在有关温病学著作中，先生认为其中有些内容是必须精熟的，有些就不一定，只要观其大略，但求会意，即所谓“得鱼而忘筌”。能得这样，便可称善读书。“书读千遍”与“得鱼忘筌”，这两种方法要善于区别运用，并使之有机地统一起来，任何偏执都是不足取的。 临床实践，总结经验 先生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一套总结经验的方法。 1、蓄他人之长，补己之未逮。先生认为总结经验有两种情况：一为总结自己的经验，一为吸收他人之专长。前者人多能为之，而要做到后者则非易事，尤其是在成名之后。昔时，先生行医乡里，曾遇到一很顽固的荨麻疹病人，治而不效，但却被一乡间医生治愈。这个例子教育了先生，更知学无止境，而有不少临床经验是书本上所没有的。先生每言及此，还很为感慨，总是说：每个医生多年临床之后，都有自己的独到之处与一技之长，治医者要善于博采众长，补己之短，断不能因为名气比他人大，而固步自封。先生一生学富业精而虚怀若谷，为中医界所尊重，则绝非偶然。 2、重视个案整理与分析。对于临床疗效的判定，先生有自己的见解，认为现时多注重统计学处理，虽说精确，然也有局限。中医重在辨证论治，而疗效又会受诸多因素的干扰，如病家的心理、情绪因素，医者识症的偏颇等，因此，难以强求一律。主张重视个案的整理与分析，而更重视对个别失治误治病例的分析。临床课徒之际，先生总是要求对每份脉案抄录并加以整理。临床诊病细致入微，处方遣药总要斟酌再三，常谓：杜甫晚年作诗，尚有“晚节渐于诗律细”之误，更何况我们处理一个病人。
先生不仅勤于治学，也乐于授业，寓治学于授业，彼此相长。作为五版教材《温病学》的副主编，长期以来在温病学方面积累了不少的经验并有独到见解，撰有论文数十余篇。先生虽勤于笔耕，然不肯轻易付梓，至今尚留有书稿数部，可见治学之严谨。 先生认为，传授知识对教者来说也是一种学习，所以是治学的另一种形式。因此无论是本科教学或指导研究生，先生总是兢兢业业，乐此不疲。在教学中虽以《温病学》为主，然于《内经》、《伤寒论》、《内科学》、《中药学》、《中医诊断学》等学科无所不精通，甚至曾为研究生系统讲解《伤寒论》。坚实的功底，广博的知识，使其有能力涉足于中医各科，而长期的多学科教学实践，又使其达到精专与博学统一的境界。这在我们学院以及中医界同仁中是早有定评的。 先生于本专业而外，且博雅多艺，工书能画，并擅诗词。先生在习医之前，曾从当地汪吉修学古文，汪老先生为晚清朴学大师汪仲伊之子，学问广博，汪氏 一门俱以诗文书画邀赏艺林，先生少时受其熏陶影响，所以这方面也是专擅。在中医前贤之中，如陶弘景、王安道、傅青主、薛生白、尤在泾、柳宝贻等，不仅医名垂史，且在文学艺术方面也都特别出色，有的甚至影响后来。可见祖国医学为中国古代文化之重要组成部分，两者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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