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人？王安石变法的启示

昵称4705243 2018-0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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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变法的实行改变了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但只如昙花一现，其中原因种种，但用人确实一个重大的败笔，在洋洋洒洒接近万字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已经详细介绍了王安石的一些用人思想，后来的奏章中也都有涉及，但最终选人却成为败笔，可以说是无人可用，也可以说改革实施过急，然而王安石用人思想中一些缺点却也是不得不重视的原因。

王安石在变法时提出“三不足”的思想，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目的是为了解放思想，为了自己的改革思想铺路，这本就无可厚非，但这背后却隐含了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权利的失去约束，对于非常重视“人治”的王安石来说，一旦权利失去约束，无论改革措施设计的如何详细，在执行的层面终将失败，也就是用人的失败。在以往王安石变法失败的问题探讨中，人们都认识到了王安石的用人失败，但只涉及到所用之人的品德问题，却没有从王安石思想中寻找其变法失败的原因。从王安石早期的奏章中，我们可以看到王安石的用人思想有以下几个缺点。

盲目相信举荐

在早期宋仁宗执政期间，王安石就呈上《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在这篇奏折中，王安石比较详细的介绍了育人、选人、用人的思想，但在选拔人才上仍然注重个人修养的力量，王安石认为古代的天子，选拔是非常谨慎的，如果公卿选对了，他们就会推荐出像自己一样的一类人，会聚集在朝廷上，那么朝廷所有机构都不会有不称职的人，这种思想可以说伴随着一种臆想，就连王安石本人举荐的人中，尚且有不可用之人，又如何能保证举荐人再次举荐的人拥有较好的执行能力。

这种思想在王安石的奏折中并非只出现了一次，在王安石的《论馆职札子》中都有类似的思想，都认为贤能的人举荐的人都将是贤能的，缺乏系统的改革人才选拔，当然王安石也意识到了朝廷需要有正规的考核官员的办法，但在后期改革的执行者选拔中，仍然推崇自己的举荐制。这种思想存在于王安石的脑海中，最终促使自己一手缔造的改革大厦慢慢坍塌，例如王安石在向宋神宗推举吕惠卿时曾说“惠卿之贤，岂特今人，虽前世儒者未易比也。学先王之道而能用者，独惠卿而已。”把吕惠卿夸耀成当世学习王道者第一人，凡变法内容的初稿都经过吕惠卿的手笔，成为新党核心人物，司马光曾经告知王安石吕惠卿是阿谀奉承的人，并且认为当王安石失势时，必会捅王安石一刀，但王安石固执己见，仍然没有重新审视吕惠卿这个人。结果在王安石离任后，吕惠卿极力打击王安石。这不得不说是因为王安石用人思想的弊端，虽然在《王安石传》中，梁启超先生认为这种用人过失是由于宋神宗求治太急，而可用之人有非常少，认为这是宋神宗的错误，但也承认这是王安石的错误。其实这种错误的伏笔在王安石思想中早就埋下了。

推崇“人治”，而“法治”的建设懈怠

“人治”的思想一直存在于儒家的思想中，延续了几千年，孔子就曾提出过“文武之政、布在方策。为政在人、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因此作为“通儒”的王安石自然也明白这个道理，在儒家的思想中，人具有主观能动性，一切为政举措皆通过人之手，所以人存，政举，人亡，政息。但他们却忽略人并非标准统一的，在执行时不仅受到外界因素的干扰，也会收到内在因素干扰，做出一些错误的事情。在政见宣言书中，王安石认为朝廷每一条政令的下达，其用意即使是好的，但官员不能推行来造福于民，差吏更是借机生事，扰乱百姓，就是无用的，王安石认为这是人的问题，只要能选拔到好的执行者，基本就能解决。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王安石过于看重人的重要性了，人固然重要，但盲目相信人，则是一个大错。虽然王安石也提到法治的重要性，并且也提出一些有意义的思想，例如，王安石认为针对贪官污吏的条文特别严格，却忽视了禁止奢靡的条文，这就是所谓的“本末倒置”。但在措施行使过程中仍然偏向于人治，可能，从一个务实的改革家角度来说，王安石想要急切的把改革的想法赋予实施，选人执行是一种比较快速的办法，而法治建设不是一时可以完成的。但作为一个改革家，如果没有全局意识，循序渐进，则终将失败，纵使成功，也只是昙花一现。

固执于自身影响他人

儒家常常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认为这是一种循序渐进的态度，王安石也推崇这种思想，在《与王逢原书》中，王安石曾说：君子在学习时，固然要胸怀天下，但应该先己后人。我自身的修养好了，他人能否治理好，次系我的志向能否实现了。这种修身及人的思想在王安石许多文章中出现。可以说，这种思想本质是好的，在处江湖之远时，确实能影响身边的人，但在改革的过程中，希望靠自己的道德或者说名义上的共同志向去影响那些投机者，例如邓绾之类，可以说是一种无用之法，唯一可以相信的标准只有监督和惩罚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