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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谈词与曲的合与分 吴广川 应当说，歌曲是一种综合艺术。它主要由词、曲、唱三者组合，当然，这里面还包含有音乐制作、合成和传媒等，少了一个环节，歌曲的流行都会出现困难。但即便是一个环节不少，一首歌曲诞生了，也会因为有悖于受众的欣赏口味而自生自灭，尤如昙花一现，流星一闪。 歌曲的最初形式是词与曲的结合，是可供歌手演唱的歌谱。虽然还是纸面上的东西，但却已是歌曲的基础。因为词和曲一旦结合在一起，便有了一种质的飞跃，便形成了一种崭新的歌曲艺术形式。在一首歌曲中，词中有曲，曲中有词，互相融合，互相依存。受众在听歌的时候，特别是在今天科枝发达电视屏幕上可以打出歌词的时候，受众可以把听觉和视觉一同并用，不仅可以获得音乐上的美感，同时还可通过字幕获得歌词的文学美感。此时，听觉和视觉可以结合一起共同感悟因歌手动情的演唱而把词与曲结合后形成的韵味。一首优秀的歌曲，词离不开曲，曲离不开词，它们恰如恩爱的夫妻，互相爱恋，水乳交融，从而形成高雅的歌曲艺术形式。 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一首歌曲虽然是词与曲的结合，是一个完整的艺术形式，但它们能合也能分。我们在欣赏一首歌曲时，可以通过歌手的演唱完正地欣赏这首歌，但同时我们也可以离开曲，独立地从文学的角度来欣赏词，也可以离开词从独立的角度欣赏曲。它们合在一起，是一首歌曲，分开，则又可以独立存在。 比如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我们在开会的时候，有时不是唱国歌，而是通过乐器奏国歌，这时，这首歌的音乐旋律就离开了词而独立存在了。我们也有时离开音乐而单独地品味国歌的歌词，那“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内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的词句总使我们激情起伏，热血沸腾。我们会感叹，这首歌的词写的是如此之好，曲也谱的好，那歌中飞扬着我们的民族之魂，回荡着我们的人民奋勇前进的脚步声，它不愧是我们的国歌。笔者家住乡村，在我的家乡一带，乡村唢呐班非常活跃，乡亲们的红白喜事总离不开他们。这些唢呐班原来大多吹奏一些戏曲和一些诸如《百鸟朝凤》、《一枝花》等唢呐曲，但近年来随着时代的发展，他们也时尚起来，也开始演奏起流行歌曲来，这样的结果会引来更多的听众，电视上只要出现一首好听的歌，他们立即学习演奏，如《纤夫的爱》，如《九月九的酒》等等，这种演奏，以唢呐吹奏为主，配以笙、二胡，板胡，琵琶、三弦等乐器，像个小型的乐队，有时会有歌手伴唱，但更多的时候则是直接演奏，在他们单独演奏曲的时候，曲则与词分离开而独立存在了。但在听这些单独的音乐演奏时，我们也会想到，是歌曲给了广大的听众留下了最初的印象，以致听众虽然离开了词而单独听音乐，他们也会想起这是什么歌，歌中有什么样的词，有什么样的意境。 从一首歌曲流行的角度考察，我觉得音乐的份量更重一些。有些词写的很美，可惜音乐写的一般，没特色，仍然流行不起来；而有些词写的一般，音乐却极好，这首歌则能很快流行起来。我在乡下发现有一些少年儿童，会唱许多流行歌曲，而有些歌曲比如陈小奇的《涛声依旧》等，以他们的年龄是根本不可能理解歌词的意境的，但他们却接受了，而且唱的津津有味，之所以会这样，我想，这应当归功于音乐的力量吧。 一首优秀的歌曲，我认为，必须是词好，曲好，当然，还要演唱好才能打动受众的心。词和曲的成功结合，二者相得益彰，互相增辉。我们在感受一首歌曲的时候，常常会有这种感觉：这首词写的真好，而这首曲也谱的好，因为它准确、生动、形象地表现出了歌词所蕴涵的意境、意趣，词与曲的结合已达到珠联璧合，天衣无缝的境地。刚才我举了国歌的例子，这样的例子还可举出很多。比如乔羽作词、刘帜作曲的《我的祖国》、《让我们荡起双桨》，等，唱了几十年，现在还在唱，究其原因，就是词曲俱佳，文学和音乐结合的完美。 一首歌词写出来了，不同的作曲家会根据自己对歌词的理解及自身的音乐素养写出不同的歌曲，但有一点必须肯定：不管他们怎么写，是写成民族、通俗还是美声，这首歌词本身所蕴涵的音乐情绪则在作曲中不能变化太大，比如歌词的意境是欢乐的，抑或是苍茫的，雄健的，婉约的，忧伤的，悲怆的，歌词的这种情绪已经决定了作曲家的音乐格调。不可能一首意境欢快的歌词，作曲家把它写成了忧伤的曲子。作曲家的音乐创作必须受歌词情绪的制约。反之，一个词作者为一首曲子填词，他也要受这首曲子的音乐情绪的制约而选择歌词的题材和语言。 我们看到这样一个事实：一首歌曲的诞生和流行，除了必然因素以外，有时也会存有偶然的因素。一个人写了一辈子歌，却留不下一首；而一个人偶然写了一首词，却被谱曲唱响而得以流传。这似乎有些滑稽。举个小例子：由蕉萍作词、践耳作曲的《唱支山歌给党听》是一首非常感动人心的歌曲。这首词的最初发现是在雷锋的日记中，当初曾误认为是雷锋的作品而引起了作曲家的关注，并很快把它谱成了歌曲，让才旦卓玛一下子唱红了中国。假如雷锋在日记中没有抄录这首诗，这首诗还会有机会被作曲家写成歌吗？我看要打个问号了。在今天，商品经济的大潮对音乐巿场猛烈冲击的时候，我们的歌曲艺术似乎也出现了一种尴尬的局面：好歌出不来，出来的不是好歌。即便你的歌词在中国最权威的歌词刊物《词刊》发表，而有的词跳进了作曲家的眼里，被谱了曲，在《歌曲》上也发表了，但最后能被歌手选中演唱的又有几首呢？而我们在电视的一些节目中看到一些写得十分浮浅的歌曲居然被一些歌手们疯狂的演唱着，作为一个有良知的音乐人，我们不能不有些心情沉重。我想，这些所谓时尚的歌曲从创作到制作一定有一个属于他们的小圈子。歌曲虽小但却是一种对社会影响普及面极大的艺术形式，一个国家和民族，要让它像商品一样放任自流是不好的，有关部门要给于适当地引导才好。我发现，《词刊》中不乏好词，《歌曲》中也不乏好歌，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它们被埋没在刊物中不能飞翔起来。一首歌曲停留在字面上是没有生命的，只有被歌手演唱被媒体传播才能展示出它的生命力。尽管这样说，我们还是要看到，在音乐巿场上，毕竟是那些优秀的有特色的歌词富有竞争力，被谱曲、演唱的概率要高的多。 写到这里，我想还是回过头来说一下歌词既有可以和曲结合成歌曲最终被歌手演唱而飞翔起来音乐性，它又有可以离开曲有独立存在价值的文学性。而后者对我们广大的歌词作者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很大的慰藉。它至少表明了我们作者的歌词创作劳动还有作为文学作品供读者欣赏的价值的一面。这就足以令我们欣慰了。 问题是要把词写好，谱曲可唱，离曲可赏。最近在网上读了青年词作家苏柳的爱情歌诗集《飞吻无痕》60首，很有感触。我以为，苏柳写这这个集子的出发点，一是想推出几首爱情歌曲，同时也想推出一本诗集供读者欣赏。60首歌诗不可能都谱成歌曲的，能推出四、五首就很了不起了；但把这60首爱情歌诗集中推出来，从文学的角度欣赏，则在中国的诗坛上闪耀出一道亮丽的爱情风景线。这些歌诗是新的世纪新的一代年轻人爱情生活的展示，苏柳从她的审美角度将这种带有新时代烙印的崭新的爱情观描写的淋漓尽致，它的特色和韵味，它的音乐价值和文学价值，笔者无需多说，读者尽可从书中品读。说实在的，一个词作家，一生能留下一首歌就是最大的收获了，大部分作品还是留在纸面上令读者当作文学作品阅读。我们回顾文学史，作为音乐文学的宋词、元曲，它们的音乐如今已无从寻觅了，但是其中的有些歌词却保留了长久的生命力，在中国的文学史上久放光芒。因此，我想对我的词友们说，向苏柳学习，努力提高我们歌词的音乐性和文学品位，即或作品插不上翅膀，飞翔不起来，也还留下一个可供读者阅读欣赏的空间。不是这样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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