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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惠帝二年，即前193年，相国萧何去世，临终前向汉惠帝推荐曹参继任。当时曹参正在齐国担任宰相，听说萧何去世的消息后，立即告诉家人打点行装，因为自己很快就要入朝为相了。果然没过几天，朝廷派来召他入京的使者就到了。萧曹二人都是刘邦的沛县同乡，贫贱时关系非常亲密，等到后来封将拜相，二人之间产生嫌隙。然而萧何临死前，只推荐曹参一人继任，曹参也知道萧何必定是会推荐自己。入朝为相后，曹参对于所有政事都保持原样，完全依照萧何当初订立的制度行事。既然一切照旧，那么曹参的工作就非常清闲，整天闲着没事就在院子里喝酒，朝中的卿大夫和相府的官吏想找他提意见，他就请来人喝酒。来人想趁着喝酒的间隙提意见，可是曹参却不停灌酒，直到把来人灌醉为止，根本不给来人提意见的机会。 汉惠帝对此心中感到不悦，以为曹参是在欺负他年幼，于是对曹参的儿子中大夫曹窋 （zhú）道：“你回去，私下里试探着问下你的父亲，就说：‘高皇帝刚刚驾崩，新皇帝年纪还很轻，您身为相国，整天就知道饮酒作乐，也不向皇帝请示汇报，这样如何治理天下呢？’但不要说是我让你说的。”曹窋休息日回到家里，找个空闲的时候将汉惠帝的意思变成自己的话向曹参谏言。曹参闻言大怒，打了曹窋二百板子，道：“你赶紧回宫侍奉皇上去，这种天下大事不是你该说的。”等到上朝的时候，汉惠帝责备曹参道：“您为什么要惩治曹窋呢？上次的话是我让他劝谏您的。”曹参脱帽谢罪道：“请陛下自己仔细考虑一下，您和高皇帝相比，谁更加英明神武？”汉惠帝道：“我怎么敢跟先帝相比呢！”曹参道：“那陛下看我和萧何相比，谁更加贤能？”汉惠帝道：“您好像不如他。”曹参道：“陛下这话就说对了。高皇帝和萧何平定天下，法令已经明确，现在陛下您只需要垂衣拱手，我们这些臣子谨守各自的职责，遵循法度而没有疏失，这不就行了吗？”汉惠帝道：“您说得很对。” 曹参当了三年相国后就去世了，百姓歌颂他道：“萧何制定法令，明确整齐划一；曹参接替相位，遵守而无疏失；执政清静无为，天下安宁统一。”这就是著名的“萧规曹随”的故事。 宋神宗熙宁二年，即1069年，十一月庚辰日，司马光在为宋神宗读《资治通鉴》时讲到“萧规曹随”这一段，说就是因为曹参不更改萧何制定的法度，采取无为而治、持盈守成的治国之道，所以在汉惠帝和吕后执政期间，天下太平，经济繁荣。于是宋神宗问：“倘若汉朝一直坚守萧何制定的法度不变，可以吗？” 司马光道：“岂止是汉朝而已！所谓道，那是历经万世都不会变坏的。如果夏、商、周的子孙，能够坚守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制定的法规，又怎么会衰弱混乱呢？周武王克商后说：‘仍然采用商朝的政治制度，一切如旧。’因此，虽然是到了周朝，依然是沿用商朝的政治制度。《尚书》上说：‘不要自作聪明，乱改旧的规章’。对于祖宗的旧法，哪里是可以更改的呢？汉武帝听信张汤的话，更改了汉高帝的法律，于是天下一半都是盗贼。汉宣帝沿用汉高帝的旧法，只是挑选好的郡守治理百姓，于是天下大治。汉元帝刚即位时，想要更改汉宣帝的政治制度，丞相匡衡在上疏中说：‘臣私下里深感遗憾的是，国家竟然废弃已经取得的、为百姓所拥护的功业，反而去搞那些充满争议的变革。’陛下请看汉宣帝和汉元帝的政治，究竟谁的更好些？荀子道：‘有使国家治理好的人，没有使国家自动治理好的法。’因此，治理国家的关键在于得人，而不在于变法。” 宋神宗道：“人与法，是互为表里的。” 司马光道：“只要能得人，又何必担心法会不好呢？如果不得其人，即便有好的法，在施行时也会颠倒先后次序，因此，治国的当务之急在于得人，而应该将立法的事情延缓。” 壬午日，即两天后，王安石变法的心腹干将、二号人物吕惠卿为宋神宗讲解《尚书》中的《咸有一德》，吕惠卿借题发挥反驳司马光道：“先王之法，有一年一变的，譬如《礼记·月令》上说：‘季冬十二月时，天子要与公卿大夫们共同研习国家法典、讨论四时政令，以备来年不失时宜地颁布推行’，而《周礼·天官·冢宰》上说：‘正月初一，开始向各国诸侯、王畿采邑宣布法典，将形成文字的法典悬挂在王宫的高门上以供民众观看’，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有几年一变的，譬如尧舜就是五年修一次五礼（即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和嘉礼），《周礼》上说：‘十二年修改法律规则’，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有一个世代一变的，譬如《尚书·吕刑》上说：‘刑罚有些世代轻，有些世代重’，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有几十个世代才一变的，譬如在财税制度上，则夏朝是贡，商朝是助，周朝是彻，在教育制度上，夏朝是校、商朝是序，周朝是庠，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有虽历经上百个世代也不变的，所谓尊尊、亲亲、贵贵、长长，尊敬贤者，使用能者，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臣前日见司马光说汉惠帝、汉文帝、汉景帝三位皆是因为遵守萧何之法而国治，汉武帝更改其法而国乱，汉宣帝遵守其法而国治，汉元帝更改其法而国乱。可事实上，臣考察的结果是，萧何虽然最初约法三章，但到后来就更改为九章了，可见萧何自己也不能完全遵守自己制定的法规。汉惠帝废除‘挟书律’、‘三族令’，汉文帝废除‘诽谤、妖言’，废除‘秘祝法’，这些都是萧何当年留下来的法律，而汉惠帝和汉文帝废除了，汉景帝又继承了汉惠帝和汉文帝，可见并非是因遵守萧何之法而使国家安治。汉武帝穷兵黩武、骄奢淫逸，厚敛财物，所以才会盗贼蜂起。汉宣帝总体考核以使名实相副，所以天下才能安治。汉元帝任用宦官弘恭、石显，杀害萧望之，所以才使得汉朝衰弱，这些都和变法不变法没有关系。当国家社会出现弊病后，就一定要改革变法，难道坐视这些弊病发展下去而不采取任何变革吗？《尚书》上所谓的‘不要自作聪明，乱改旧的规章’，是指那些事实上根本不聪明的人，不要强行去自做聪明，而不是说旧的规章绝对不可改变。司马光的那番话，应该不会是无缘无故的，必定是因为国家最近改革了许多旧政，故而出言规劝讽刺；现在又因为臣就任制置三司条例、看详中书条例，故而才会有这番议论。臣愿陛下深察司马光的言论，如果司马光说的对，那就听从他，如果司马光说的不对，则陛下亦当公之于众，不要隐瞒，将司马光召来责问，使言论得以统一。” 于是，宋神宗将司马光召来问道：“你听听吕惠卿的这番言论，觉得怎么样？” 司马光答道：“吕惠卿的话，有对有错。吕惠卿说汉惠帝、汉文帝、汉武帝、汉宣帝、汉元帝之所以治乱的原因，这是对的。可是他说先王之法，有的一年一变，有的五年一变，有的一个世代一变，这就不对了。《周礼》所谓的‘正月初一，开始向各国诸侯、王畿采邑宣布法典，将形成文字的法典悬挂在王宫的高门上以供民众观看’，其实公布的法典就是旧有的规章，并非是一年一变，就好像是各地的州长（州的行政长官，每州下辖两千五百家）、党正（党的行政长官，州长的下属，每党下辖五百家）、族师（族的行政长官，党正的下属，每族下辖一百家）要在每年的岁首和每个季度的首月向辖区百姓诵读国家法律一样，怎么能说是每年都在变呢？天子担心诸侯变革礼乐，破坏旧政，所以每五年就出巡一次，以考察有谁在乱改旧规章，一旦发现就要罢黜他，而不是每五年就要变更一次。至于说‘刑罚有些世代轻，有些世代重’，那是要根据国家所处的阶段而调整刑罚的轻重，对新建立的国家用轻的刑罚，对混乱的国家用重的刑罚，对平稳的国家用中等的刑罚。这是在不同时代刑罚应用的轻重不同，而不是每个世代都要变更一次法规。况且臣所谓的一切遵循旧的规章，也不是说要坐视旧法的弊病而绝不变更。治理天下就好比居住房屋，出现弊病了当然需要修理，可如果不是出现大的崩坏就不必重新建造。如果出现大的崩坏，到了非要重新建造不可的程度，那也要有良好的工匠，同时还要有优质的建材。现在良匠美材这两种都没有，臣真是担心将来没有地方可以遮蔽风雨啊！臣奉命为陛下侍讲经筵，只知道讲读经史，如发现有古圣先贤的事业是能对陛下有所帮助的，臣就详细考察其前后因果后再阐发出来，原本就确实无意讥讽吕惠卿。讲经的官员都在这里，请陛下去问他们。三司使执掌天下的财政，如果认为他才能不够，那就罢免他的官，这个是可以的，但不能让其它部门侵犯他的职权。现在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用意何在？宰相以道辅佐君主，又哪里用得着什么条例？如果只要用条例，那就变成小吏了。现在设立看详中书条例司，用意又是何在？” 之后双方的讨论逐渐转入王安石变法的具体措施，我们就不再转述了。通过上面的对话可以看出，司马光的言论就是正统的儒家观点，不仅萧何的法是“常道”，就连从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以来的法都是不变的“常道”，后代之所以出现乱世，都是因为没有坚守住这个万世一系的常道而导致的。吕惠卿则延续老子以来的道家和法家的观点，认为任何“可道之道”都是在具体环境下存在的，一旦环境发生变化，“可道之道”就也要跟着改变，因为所有的“可道之道”都不会是“常道”。如果环境变化得快，那么“可道之道”也变得快，即所谓“有一岁一变者”；如果环境变化得慢，那么“可道之道”也变得慢，即所谓“有百世不变者”。即便是吕惠卿所说百世不变的“尊尊亲亲”，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出现了变化。如果仅从字面上推理，说要尊敬应该尊敬的人，要亲近应该亲近的人，这肯定是没问题的。但具体到实践中，什么样的人是该尊敬的人，应该尊敬到什么程度？什么样的人是该亲近的人，应该亲近到什么程度，那就值得探讨了。 在过去几千年的历史中，最值得尊敬的人无疑是皇帝。可时代发展到今天，我们当然也要尊敬国家领袖，但这种尊敬的程度与古代是根本不可同日而语的。在古代，人民要无条件地对皇帝忠诚，不仅要永远对皇帝忠诚，还要永远对皇帝的儿子忠诚，对皇帝的孙子忠诚。可是现在，国家元首是人民用选票选出来的，人民可以批评领袖，指责领袖，甚至谩骂领袖，更关键的是，领袖任期结束后就离开他的岗位，我们尊敬他在这个职位上做出的贡献，但不必永远对一个人无条件效忠。这一点，在吕惠卿说“尊尊”的时候所无法想象的，他绝对想不到两千年后的政治格局是由人民用选票决定谁来当国家领袖，绝对想不到国家领袖居然还有任期，绝对想不到国家领袖任期结束后会传给外姓人。可见，“尊尊”在逻辑原则上是永远成立的，但在具体实践中，要尊的对象和要尊的程度是不断改变的。 再比如，过去女子出嫁后就算是夫家的人，只享受夫家的权利，履行夫家的义务，而与父母不再有太多的权利义务关系。父母的遗产，全部都是由儿子继承，如果没有儿子，就从侄子中过继一个儿子来，又或者传给弟弟，而不会想到传给女儿，因为女儿虽有骨肉之亲，但终究是外姓人，侄子虽然在血缘上不够亲密，但终究是同姓人。武则天称帝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绝大多数人根本就没有把“以周代唐”这事看得太过认真，因为武则天说到底还是李家的媳妇，即便称帝也不过是为李家看守祖产罢了，以后迟早还是要把家业还给李家子孙的。等到武则天想把皇位传给侄子，大臣们就强烈反对了，因为这才是真正的异姓换代，是要把社稷由李家转让给武家。因此，只要是在那个时代背景，无论武则天本人如何心不甘情不愿，无论她花费多少努力去折腾，都无法改变一个现实，那就是一旦她嫁到李家，那就是李家人，而不再是武家人了。她只能对李家更亲，而不能对武家更亲，这就是那个时代“亲亲”的标准。可到了今天这个时代，女儿无论是否出嫁，都是当然的第一顺序继承人，在这点上女儿与儿子是完全平等的，根本不存在只传侄子而不传女儿一说。可见，“亲亲”在逻辑原则上也是永远成立的，但在具体实践中，要亲的对象和要亲的程度也是在不断改变的。 因此，倘使老子和孔子同时穿越到公元二十一世纪，孔子一定会有无数的批判和不满，因为当今世界的一切都是不合礼制的，不但远离他心中尽善尽美的周制，甚至连令他痛心疾首的那个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都远不如。可是老子就能够宽容得多了，因为“道可道，非常道”，只要具体环境变了，那个“可道之道”自然也要跟着变，只要现在所施行的治国之道不违背真正的“常道”就好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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