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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缦堂从“日记”到“读书记”

 星河岁月 2018-06-08



早年逛琉璃厂古旧书店,高高的书架顶上码着高高的一摞李慈铭《越缦堂日记》,线装书,所以用一张白纸条写着书名,从高处垂下来,隔着柜台也看得很清楚,如果是平装书,也许就看不着了。垂下来的白纸条,没有标价,没诚心买的话还不好意思询价。有一次,终于壮着胆儿问了,很贵很贵,又知道是影印的,那就“买不起”加上“不想买”了。也许李氏日记卷帙浩繁,所以一直没有排印本问世。


我对李慈铭最初的浮浅认知,除了这部日记,再有的就是鲁迅说过的两段话和不知出处的李慈铭关于藏书印的一段话。


鲁迅的一段话在《马上日记》里:“吾乡的李慈铭先生,是就以日记为著述的,上自朝章,中至学问,下迄相骂,都记录在那里面。果然,现在已有人将那手迹用石印印出了,每部五十元,在这样的年头,不必说学生,就是先生也无从买起。”鲁迅将李氏日记归于“以日记为著述”那一类,并加以嘲讽“不像日记的正脉”。


鲁迅的另一段话是不是真的出自鲁迅本人,我不敢乱说。1948年6月《子曰》丛刊第2辑刊出歇翁(黄萍荪)文《鲁迅与“浙江党部”之一重公案》,黄萍荪由于虚构过《雪夜访鲁迅翁记》(载1936年11月《越风》第5期),再加上其他一些“污点”,所以在《鲁迅全集》的注释里及许广平的笔下,黄萍荪均背负“招摇撞骗”的恶名,所以黄萍荪在《子曰》的这篇文章里记录的似真似假的与鲁迅面对面在上海某酒楼的谈话,可信度大受怀疑。还有一个巧合,《越风》和《子曰》的主编都是黄萍荪,难免有“自编自演”之嫌。我只负责摘抄,真伪由读者诸君自辨。


在酒楼上,靠窗坐下,(鲁迅写过《在酒楼上》,其中有云:“就在靠窗的一张桌旁坐下了。”)鲁迅要了一碟白鸡,开始从杭州谈到北平,从北平谈到绍兴,谈到李莼客,也谈到章太炎。鲁迅说:“莼客的可爱处,全是穷与不遇所造成的,在他是不幸,在我们适沉浸其中,为之倾倒。他若出身富豪,得志宦海,少不了也是个沾满头巾气的俗物。”


饭后,话入本题,鲁迅居然答应在我“腾其口说”。我请他写“李莼客论”,且预约翌岁春间,作湖上之游,遂尔分手。不意隔月即闻噩耗,音容有日,缅怀不已。


李慈铭关于藏书印的话据说出自他的日记:“书籍不可无印记,自须色篆并臻妍妙,故选不调朱,收藏家争相矜尚亦惜书之一事也。”“颇喜用印记,每念此物流转无常,日后不知落谁手,雪泥鸿爪,少留因缘,亦使后世知我姓名。且寒士得此数卷,大非易事,今日留此记识,不特一时据为己有,即传之他人,抑或不即灭去,此亦结习难忘者也。”


《越缦堂读书记》实为《越缦堂日记》的摘录本,出版者云:“李慈铭是清末同光年间的一位文人,他从二十岁起就写日记,直到晚年,中间只有短期的间断。本书就是从他的日记中辑录有关读书札记的部分而编成的。”


我的存本是商务印书馆1959年出版的,布脊精装,上下两厚册,印数仅800套,定价5元9角。我十几年前买来时用去了300元,还是打了折扣以后的价。


“读书记”自“日记”中来,少不得留有“日记”的语气,如“早起”“夜取某书”“夜阅某书”“是日北风劲寒,阅《论语类考》二十卷”“以钱二百文于书铺买得茹三樵先生《周易三闾记》三卷”“亭午坐窗下看《唐书·元德秀传》,风来翛然,秋气满怀”等,随处可见。


有意思的是,李慈铭日记中有对同朝人日记的评点,读书记里有三则记录:钱大昕(钱竹汀先生日记),郁永河(采硫日记),臧镛(拜经日记)。其中钱大昕日记迹近李慈铭“读书记”,李慈铭称其“卷一所见古书,卷二所见金石,卷三策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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