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藏书报》2018年征订正在进行，恭请读者朋友到当地邮局订阅。邮发代号：17-102. “现代人需通过书志对图书馆馆藏内涵进行揭示。”对于“书志”这一特殊的版本记录形式，著名版本学家沈津说。近几年，沉寂已久的书志编撰引起了古籍界的极大重视。书志因何而来，为什么要撰写书志，书志对于古籍保护工作起着怎样的推动作用？为此，记者采访了沈津先生。 。 。 Q 书志是什么？在版本目录学里，它有什么重要性？ 沈津：在中国传统目录学、版本学的著述中，书志、读书志、藏书志、访书记、提要、书录、叙录、经眼录、题跋记等，都是介绍古籍图书的写作形式，书志是在书目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般来说，书志是一部书的客观记录和自己主观意见的结合，资料性和学术性的结合，使它蕴含更多的信息量，这比以往的叙录、解题更符合书目揭示图书形式和内容特征的本质要求。比较好的书志，即是有内容、有分析、文字不枯燥的书志，要站在读者、学者、教授的层面上去写作，从目录学、版本学的角度去提供资讯。 无论是书志还是其他写作形式，其对书的客观描述，都是有简有详。详者则对书名、卷数、作者、版本、行款、版式，以及著者简历，内容、牌记、序跋、题识、刻工、讳字、流传著录、藏印等详细备载。而一般的经眼录、题跋记、访书记等都较简，记录则各取所需。 Q 书志的写作难度在哪里？ 沈津：所谓“看人挑担不吃力”，不少人看了我们写的书志，总觉得很容易，不难。是的，确实不难。但是，每天写一篇，面对不同的书、不同的作者、不同的版本，都要去查寻有关的材料，时间一长，就会有一种厌倦情绪。如果没有“拼”的精神，没有一种压力，就不会做好。而且要一次成篇，更是不容易。担子有轻有重，份量不一，挑担不仅要靠技巧，更要看走路的远近、耐力，不是担得起就胜任，而是要走很长的一段路，还要有各方面广博的辅佐知识。 所以说，写作善本书志，不是一件容易之事，甚至是苦差事，如若易办，那先人前辈早就着手，而不用等到今天。无论是哪一个图书馆，书志的写作，都取决于一个模式，或为简志，或为繁志。简志者，如上世纪30年代出版的《浙江省立图书馆善本书目题识》《岭南大学图书馆馆藏善本图书题识》，及之后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录》等，每书之介绍，仅限于书名、卷数、作者、版本及序跋、稽核项，如此而已。繁志，即是在简志的基础上，揭示出版本之认定依据、全书之内容、因何而撰、序跋之摘录、他处入藏情况、书之特点及钤印等。 Q 肯定会有各种写法的书志吧？ 沈津：流传至今的各种书志，不外乎四种类型：一为政府（或公家）出面所编，如《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一为私家所编，如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叶德辉《郋园读书志》、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潘宗周《宝礼堂宋本书录》等；一为坊贾所编，如王文进《文禄堂访书记》、严宝善《贩书经眼录》等；一为学者读书所得，如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袁行云《清人诗集叙录》等。 其中，公家藏书志较少。中国书籍解题之作虽然较早，但成规模的提要写作却迟至乾隆中期。乾隆以前的书目，有解题者寥寥，即如现存载录明代书籍最为全面的《千顷堂书目》，也多只有书名、作者，有时有卷数，偶而有三言两语的解题。直到乾隆三十八年（1773），开始编纂《四库全书》，其后不久，才又对每部著录书与存目书都写了简明的提要，至四十七年完成提要初稿，又过七年，方才将提要定稿。 Q 这其中，藏书家的书志量最大吧？ 沈津：是的，各种藏书志中，以藏书家的书志最多。但作为藏书家有书志作品并的不多。自古至今的藏书家，早期有记载的不算，宋元明三代也不计，单就清代、现代，那多了去了，以叶昌炽的《藏书纪事诗》来说，记载了739人，其中清329人。而《续补藏书纪事诗》补清至近代360人，《广东藏书纪事诗》，收明代而后广东地区藏书家50余人，而《近代上海藏书纪事诗》录清末以来上海地区藏书家亦五六十人。郑伟章的《文献家通考》中的清代至现代，载清初以来文献家1500余人。当然，虽作为藏书家，也有大有小，有著名者也有小名家。但完成书志的又有几家？值得一提的是，封建时代的一些藏书家，他们都有自己的善本书志，像黄丕烈的“荛圃”、吴骞的“拜经楼”等等，我过去在文章中也曾经推崇过傅增湘的《藏园群书题记》及叶德辉的《郋园读书志》等，觉得他们写得非常好，因为他们都消化了自己的藏书，毕竟是自己买来的书，哪些书比较好，好在什么地方，哪些书版本较差，差在何处，都记得非常清楚，这对后人大有好处。 Q 书志的编写现状是怎样的呢？ 沈津：中国是收藏中文古籍最多的地方，虽然古籍整理在上个世纪的50年代至“文革”以前做了不少工作，80年代以后乃至现今，又陆续出版了一些有关书目、书影或提要等专著，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推王重民著《中国善本书提要》、吴格整理《嘉业堂藏书志》、杜泽逊编著《四库存目标注》、袁行云著《清人诗集叙录》等。 1950年至2008年，近六十年来，出版了不少专类的提要，包括戏曲小说、诗文集、医家释道等等，但以图书馆之善本藏书撰成书志者不多见。我孤陋寡闻，只见有1948年岁末出版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录》，那是北大五十周年纪念会展览的馆藏精品，包括宋元明清刻本、抄本、稿本、日本及朝鲜刻本计499种，极简略。 在中国台湾地区，“国家图书馆”于1994年开始“第二阶段古籍整编计划”，组织了13人撰写该馆所藏善本书志，从 1996年出版《“国家图书馆”善本书志初稿》经部始，到2000年出版丛部止，共12 册，著录12369部。在香港特区，1970年即出版饶宗颐编著的《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藏善本书录》，著录229部。2003年又重编著《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藏善本书录》，著录704部。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也于1999年出版了《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录》，著录848 部。 在美国，除美国国会图书馆外，一些重要大学如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加州柏克莱大学的东亚图书馆也都收藏了不少中国古籍版本，且有不少善本图书是中国大陆如今所不存。但他们要想编撰书志，很少有专门人才，只能借助中国大陆的专家学者。 所以在北美地区，则有王重民著、袁同礼修订《美国国会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录》（1957 年，该馆印）、王重民著、屈万里校订《普林斯敦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1975年，台北艺文印书馆）、李直方著《华盛顿大学远东图书馆藏明板书录》（1999 年，该馆印）、我编撰的《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古籍善本书志》（ 1999年，上海辞书出版社）、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编《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中文古籍善本书志》（200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此外，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东亚图书馆藏中文古籍善本提要》也已出版。 实际上，对善本书的揭示上，许多国家的学者都是非常重视的，如日本的书志学研究，日本有《书志学》的杂志，说明日本的研究一直不断，很重视。后来又促成了《图书寮典籍解题》《国立国会图书馆所藏贵重书解题》《庆应义塾图书馆藏和汉书善本解题》等书的出版。 Q 这一时期书志的编撰是很繁花似锦的。 沈津：是这样的。 从上世纪40年代至今，在图书馆系统中，并不是没有人想到书志的重要性，也不是没人想去撰写，我所接触到的，或知道的就有很多。我过去在写《顾廷龙年谱》的时候，看了顾先生的日记，其中有一条记录我觉得非常有意思，那就是说顾廷龙先生他曾经看过缪全孙写的书志，他觉得不满意。他说如果将来我有条件的话，我来写那种善本书志，我要力压众编。我以为这所谓“力压众编”，当然是雄心壮志，就是详细揭示书之内涵及版本源流，这从30年代顾先生编的《章氏四当斋藏书目》四卷，可见一斑。 上世纪50年代，赵万里先生在完成了《中国版刻图录》后，准备将北京图书馆藏古籍善本写成善本书志，但因当时的形势，致使工作无法开展。60年代，“文化大革命”之前，有《浙江省图书馆善本书志》（初稿油印本） ，可惜未成书。 图书馆学者卢震京有《中国古籍书目解题》，为其遗稿，未出版。历时二十年编成，收录数千种中国古书提要，内容包括自汉至1962年8月底前已刊、未刊的古籍书目以及民国以后期刊所载有关古籍书目的重要论著，分为综合书目、艺文书目、藏书书目、著述书目、特编书目、专科书目六大类。其中私藏书目(私家藏书楼、私立图书馆书目、个人藏书目、藏书题记、外国人所藏汉籍书目)、学院学派著作书目、妇女著作书目、个人著作书目、外国人汉籍著作书目、征阙书目、译书书目、考订书目、禁书书目，以及传记书目、金石考古书目、敦煌书目、宗教书目和科学书目(古历算书目、中医书目、古农书目、古河工水利书目) 等，颇富特色。 除了图书馆外，私人也有写书志的计划，王重民先生的《中国善本书提要》，总共4400种。80年代，黄裳先生将自己过去写在藏书中的跋集中起来，编成了《来燕榭书跋》等，这是私家为个人藏品写志。90年代，有杭州严庆善的《贩书经眼录》。之后又有苏州江澄波文学山房的《名抄古刻经眼录》等，这是经营旧书及古籍的坊间人士将几十年来所经眼的善本书写成的书志类的著作，也是继40年代王文进《文禄堂访书记》后的书估作品。 Q 一些小图书馆也能编出书志？ 沈津：大馆大，资源丰厚，工作性质也多样，婆婆多有督导，开工后就不能停，所以谨慎之极。但是小馆却没有这么多的限制，编写了几部令人欣喜的书志。例如，《武汉市图书馆古籍善本书志》（经部，119种，28万字，3人撰写，2004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再如，《浙江省图书馆善本检记初稿》（夏定域著，140种，6万字，油印本，未出版）。以武汉市图书馆为例，该馆并不大，善本藏书也不多，古籍约21万册，和湖北省馆相比，是小巫见大巫，和其他省市一级的大图书馆相较，那更是不能望其项背。然而，小馆也可以做大事，可以做大馆一时半会儿所做不到的事。那就是他们有意将数量有限的馆藏善本逐步写成善本书志，而且已经出版了经部（第一辑）。书志包括了原书各种记录及刻工、钤印等，哪怕是一种不怎么样的丛书零种，也引用资料，还以图表的形式，加上自己的见解，有图有文，图文并茂。 小馆真能做事情，除了武汉馆，还有苏州馆。苏州馆也做了自己苏州市图书馆的善本书志，《苏州市图书馆藏古籍善本提要》（经部，172种，9万字，11人撰写，2004年，凤凰出版社），现在出版了“经部”和“史部”，这个“经部”我原来在“哈佛”就看了——我也看看写得怎么样，为什么这样写，用什么样的模式。几年前的三月份，我到苏州去看沈燮元先生，他陪我去苏州馆，就看 “史部”也出来了，那也很好，那说明这个“机器”在运作，“史部”出来了，无非就还有 “子”和“集”，“集”最多，那就慢慢写。所以顾廷龙先生有句话我说它是真理，是非常简单的真理，他说：“火车只要开，总归要到站的。”只要开不要停，慢慢来就行。 Q 一个俗套的问题，书志的编写有什么意义？ 沈津：对于一些收藏古籍图书较为丰富的大型图书馆来说，必定有不少珍贵善本和稀少的图书文献，有馆方为之骄傲的“镇库之宝”，也有视若枕秘的孤椠秘本。如若馆藏珍本多多，但严锢深扃，既不与研究者利用共赏，又不传播流布，广众见闻，那实在是一种浪费，是不见天日的待字闺中。这些鲜为人知的、少见世面的珍本，如能让馆内专家予以揭示，广为众晓，那也算是一种“功德”，甚至是嘉惠学林之“大功德”。因此，大型图书馆编著善本书志，不仅是馆藏古籍善本文献的详细记录，使家底清楚，心中有数，同时可以提供给有关研究者各种资讯，也可为其他图书馆编目人员核对版本提供依据。那不仅仅是扩大影响，而且是开发古籍文献，实现资源共享的必要手段。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也训练了干部，培养了人才。你在那里工作十年也不一定能翻到数百部，你通过实践，不仅可以知道这里面的特点是什么，也可以知道最重要的典藏是什么。可以掌握书志写作的方法，可以熟练地使用工具书参考书，对你将来的写作必定有提高。 所以，善本书志的编著，有百利而无一弊，或许这也是一些重要收藏单位在若干年后，必定会编订计划，配备班子来进行的重要工作。可以说，这种目录学版本学的实践，也必定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程。 |
|
|
来自： 星河岁月 > 《读书藏书，书人书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