津按：这篇访谈的时间是在2011年8月29日的下午，地点在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的一个办公室内。任雅君是我过去在上海图书馆特藏部的同事，现为上海交大出版社编校中心主任。由于当天我还有别的安排，所以访谈的时间只能缩短，有些事我也没有细说，所以就形成了这个样子。好在先有个记录也好，将来有机会时再说吧。此篇访谈今已发表在新的一期《天一阁文丛》中，编辑来电询问寄往何处，但我一时半会也无法看到《文丛》，也不知内中有无改动删削，因此先征得任先生的同意，就将访谈发于此。
《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志》编纂访谈记〔一〕
任雅君 沈津
2011年4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志》（以下简称《哈佛书志》），洋洋6巨册，400万字，将哈佛燕京图书馆除方志之外所有中文古籍善本悉数囊括，总计3098种。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在中国及海外所有收藏中文古籍著名的各类图书馆中，能完成这样完整的书志编纂，以字数规模计，大概仅台北“国家图书馆”之《“国家图书馆”善本书志初稿》可与埒名（著錄馆藏善本12369部，約400萬字）；若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学界同行提供研究所需各种信息方便论之，《哈佛书志》的编纂可谓“极致”，我们不妨称其为“哈佛模式”。目前我国各大公共图书馆中，编成完整馆藏善本书志的还没有，这其中或许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正因如此，《哈佛书志》的撰成、出版是值得赞扬的，它不仅向世界上所有收藏有中国古籍的公私机构敞开“心扉”，亮出家底，让所有想了解哈佛燕京馆藏、了解哈佛燕京藏中文古籍善本具体信息的读者，以最便捷的方式获取到尽可能全面的答案；让远在各国各地图书馆的同行们，足不出户即可将手中的善本与哈佛藏本两相对照，核定版本；为那些计划或正在编纂馆藏善本书志的图书馆提供一种可资参考、借鉴的方法和样本。《哈佛书志》的出版，无疑为学术界提供了一部在版本学、文献学领域有重要学术价值的工具书和参考书。
《哈佛书志》的主编沈津先生是古籍目录版本学界著名学者，是继顾廷龙、潘景郑、冀淑英等老一辈古籍版本目录学家之后第二代学者。1992年，沈津应时任哈佛燕京图书馆馆长的吴文津先生之邀，远赴美国，为哈佛燕京藏中文古籍善本编纂一部书志。如今，这厚重的6大册《哈佛书志》已经出版，沈津终于可以告慰自己“不辱使命”。当然，对广大学者同行而言，《哈佛书志》的学术意义将比这大得多。沈津于今年2月从哈佛燕京荣休，4月回到上海，在美整整18年。其间他出版了《书城挹翠录》（1996）、《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辞书版，1999）、《翁方纲题跋手札集录》（2002）、《翁方纲年谱》（2002）、《顾廷龙年谱》（2004）、《书城风弦录：沈津学术笔记》（2006）、《中国珍稀古籍善本书录》（2006）、《书韵悠悠一脉香》（2006）、《老蠹鱼读书随笔》（2009）、《书丛老蠹鱼》（2011）等著作，而份量最重、费心最多且最牵挂放不下的，就是这部《哈佛书志》了，这既是沈津当年去国赴美的“契约”，也是他在哈佛燕京18年积累的成果。
18年，对每个人都是一个不能忘却的过程。看着这厚重的《哈佛书志》，我们相信，对主编沈津来说，定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也定有许多不为人知的幕后故事，这些都将随着《哈佛书志》的出版、随着沈津的荣休而尘封心底，那将是十分可惜的。因为对许多研究者来说，那是《哈佛书志》的“另一部分”，同样具有记录和保存价值，更何况今天的记忆，都将是明天的历史，除了这6巨册《哈佛书志》，我们似乎还应该为它18年的“成长经历”留下些资料，以备将来有需要的读者可资参考。
2011年8月初，笔者和沈津先生做了一次访谈，就《哈佛书志》的编纂过程及书志内容等问题，与他进行探讨。
关于缘起
任：《哈佛书志》终于出版了，这是在您退休之前完成的一个最大、最重要的工作，或者说心愿，我知道这是您去美国的主要工作目标，现在终于可以松口气了，可否谈谈您对这部书的“感言”？
沈：哈佛燕京图书馆的善本书志终于出版了，当我看到样书后，真的松了口气，因为这之前我一直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是担心在最后的印刷阶段还会出现什么问题。说松了一口气，是因为这工作不是我一个人做的，还有燕京馆馆长的督导以及四位哈佛燕京访问学者的共同努力，包括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所严佐之教授，浙江图书馆古籍部主任谷辉之研究员，清华大学图书馆的刘蔷博士和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张丽娟博士。他们各在哈佛燕京一年，助我编纂书志，且都完成了既定的目标。
如您所知，在欧美地区，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中国古籍最多，他们的收藏始于清朝末年，而哈佛燕京图书馆是1928年创办的，但经过80多年的蒐集，无论从古籍收藏的数量，还是善本书的质量，哈佛燕京都可以和国会图书馆相颉颃，这是毋庸置疑的。国会图书馆在50年代出版过自己的善本书志，那是王重民先生在40年代到美国做访问时留在美国，花了几年时间做出来的，后来又经过袁同礼先生的加工，但写得比较简单，著录775部善本，10万字。王重民先生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东方图书馆也做过一个善本书志，收有1100部左右，约8万字，其中大量的是明刻本，也有的是中国大陆所没有的。
哈佛燕京图书馆的中文古籍收藏，是在1928年成立后，由哈佛燕京学社提供采购经费，从中国北平、上海大量采购的，当然也包括40年代“二战”以后，日本成为战败国，他们有很多图书流散出来，这里面也有很多中国古籍，当时裘开明先生作为哈佛燕京图书馆第一任馆长，他自己到日本，也委托专人，在日本广泛搜集中国传统古书。这批古书的到来，不仅增加了哈佛燕京馆藏，而且有很多是中国大陆已经没有的古籍。
哈佛燕京书志做起来真的很不容易，写这个书志只能是一鼓作气，不可能是松松垮垮的，对我个人来说，则是全身心的投入，否则是完成不了的。《哈佛书志》的出版，对学术界来说，它可以提供一些信息，就是几十年来，流落到美国，或者说欧美地区重要的汉学重镇图书馆中的中文古籍到底是怎么回事，有多少数量，哪些是非常珍贵的、大陆所没有的，包括没有这部书或者没有这个版本，通过这部书志可以勾稽出来。
任：这部《书志》您最早是从1992年开始写，直到2010年才完全结束，整整18年，这真是个漫长的经历，足可使一个人完成从中年到老年的“蜕变”。回想18年前，您从香港赴美国，为哈佛燕京撰写书志，开始了新的一段人生，这样的机遇并非每个人都能得到。能否请您谈谈，您是如何加入哈佛燕京，并接受撰写《哈佛书志》任务，也就是这部书的编纂缘起是怎样的？
沈：我是很相信缘份的，这和您说的“机遇”这个词有点相似。我以为我的缘分与别人是不同的，我在上海图书馆工作了整整三十年，这三十年中，我的导师顾廷龙先生、潘景郑先生和瞿凤起先生，是他们把我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小青年，培养成一个对古籍版本学、目录学有一些认识的学者，我觉得这样的缘分是中国图书馆学界这几十年中几乎没有人能得到的。所以我有时和朋友谈到版本学师承的问题，我就会很感谢我的导师，也感谢上海图书馆给了我这样的机遇。另一次的缘分是在哈佛燕京，我能有这样的机遇去写哈佛燕京的善本书志，这也是有些图书馆专家不可能得到的。哈佛燕京的第一任馆长裘开明先生收集了那么多善本书，他一直想写一部善本书志，向世人揭示哈佛燕京的馆藏，但他心有余而力不足。裘先生退休后，吴文津先生接任，吴先生很想秉持裘先生的意愿，完成这部善本书志，他一直在寻找机会，直到他遇见我。
您知道，我曾于1986至1987年在美国做了20个月的访问学者。那个年代在国外做访问学者的人很少，而我则在美国很多东亚图书馆访书，比如国会图书馆、哈佛燕京、芝加哥、哥伦比亚大学，以及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我都去看过，也结识了不少东亚馆的馆长。这些访书经历使我认识到，在美国的很多地方，收藏有大量中国古籍，包括善本，这些善本书的情况都是大陆学者不太清楚的，我当时就想，如果有人能好好揭示这些馆藏，那将对研究东亚、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极大的贡献。
这个机会终于来临。1991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工作。有一天，在没有任何预知的情况下，吴文津先生来到我工作的地方，我抬头一看是吴先生，便起身迎向他。吴文津先生这时也看到了我，他惊讶地说：“咦，沈先生，你怎么会在这里？”我回答说：“我已经定居香港。”吴先生第二句话就说：“这下我们请你就容易了。”当天晚上吃饭时，吴先生向我提出，正式邀请我去哈佛燕京图书馆写善本书志。他说，他回去后一定会向韩南教授主持的哈佛燕京学社申请一笔经费，邀请我去写书志。所以我觉得这真是一种缘分，因为如果吴文津不到香港中大，没有遇见我，他就不会邀请我去美国；我如果没有遇到吴文津，也就没有机会写《哈佛书志》，这完全是一种缘分。
《哈佛书志》
任：我们现在看到的这部用熟悉的“哈佛红”装饰的《哈佛书志》，它精美考究，内容信息丰富，相信定能给广大读者带来方便，您能谈谈它的编纂过程、方法等大致情况吗？
沈：《哈佛书志》的写作，始于1992年5月1日，那是我自香港飞美后的第三天。刚开始，吴文津先生对我说，你只要写成像王重民先生的《中国善本书提要》那样就可以了。我试着写了几条，觉得王重民的《提要》写得太简单，不少是卡片内容的扩大，没有勾稽出原书的内涵和版本依据，于是对吴先生说，可否写得详细些。当时的想法是，这些善本书到我手里同样是翻一次，那么所有书名、作者、版本、卷数，包括其他稽核项，尤其是作者小传、书的内容是什么，比如它有十卷，每卷又是说什么，作者为什么要写这部书，这些问题的答案大都在序或跋里可以呈现出来。还有，这部书有什么特点，在书坊印书时有没有扉页或其他类似版权的像牌记之类的东西，包括藏书印等信息，我觉得都应该予以反映。至于这部书现在流传的情况，藏在什么地方，则更应该反映。因为过去的善本书志从来没有这方面的信息，既然机会只有一次，无非你是多花些时间，就可以为别人省下很多精力，而我愿意多付出些力气，为别人提供一些方便。对此，吴先生十分赞同。
说到写书志，幸亏我过去在上海图书馆时，受到过一些目录版本学的训练，也读过不少相关书籍，像《四库全书总目》、《荛圃藏书题识》等，还有其他像唐弢的《晦庵书话》、郑振铎先生《劫中得书记》等。我在八十年代也写过数十篇较详细的书志，有过一些实践，所以写起来还算顺利。
这个书志，最先写的是宋元明刻本。因为吴文津先生请我去哈佛两年，时间很有限，而且这两年不是以每年365天计算的，而是每年200多个工作日，一共才500天，除了我回大陆休假外，所有时间全扑在这上面了。当时没有电脑，全部手写在稿纸上。我是一部书放在左面，右面是稿纸，稿纸都是我从香港带来的，把书名、作者、卷数等信息，按脑子里想好的模式，一股脑儿写下来，就成了这个“哈佛模式”，至1994年4月全数写竣，共1450部，150万字。
任：您说，广西师大版《哈佛书志》是1999年辞书版《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以下简称《书志》）的延续，能否具体说说这两部书的关系以及异同之处？
沈：1999年辞书版《书志》收录的是宋元明刻本，而广西师大版《哈佛书志》是囊括了哈佛燕京藏所有宋元明清善本，包括了稿本、抄本、活字本、套印本版画（不含方志），一个是宋元明部分，一个是全部，当然宋元明部分这次也作了修改、补充。另外，两者书名略有差异，辞书版书名中没有“藏”字，广西版多了一个“藏”字。
辞书版《书志》后面的索引有不少错误，有一年我去台北，台北“国家图书馆”的资深编目主任张锦郎先生对我说：“沈先生，您的这部书是不错，但索引出了很多问题。”我把他给我的复印件全部交给了辞书社，后来我才知道，这是辞书社另外请人编的。那都是过去的事了。
辞书版《书志》收了1400多种，写完后，还没等出版，就开始写清代部分了。清代部分有1700部，数量比较大。由于有了前面的经验，而且也没有限定具体完成时间，所以清代部分较之前所写更为详细，比如经部的《通志堂经解》竟有5000字之多。
任：目前国内较大的公共图书馆，包括大学、研究所，只有苏州市图书馆和武汉市图书馆出版了古籍善本书志或提要，可惜分别只完成了经、史和经部而未及其他。这10多年来，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都出版了馆藏善本书志，而台湾地区收藏古籍善本最多的“国家图书馆”，则于2000年出齐了馆藏善本书志。在海外，前几年，中华书局出版了田涛的《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藏汉籍善本书目提要》。北美地区，收藏中文古籍较多的美国国会图书馆、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东方图书馆、华盛顿大学远东图书馆、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和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东亚图书馆，也先后编纂出版了各自的善本书志。在您看来，哈佛燕京的书志和上述几家善本书志有什么不同，为什么？
沈：目前在一些省市级公共图书馆或大专院校图书馆中，确实没有自己的善本书志，国内重要的图书馆，如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浙江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北大图书馆、复旦图书馆等都没有，他们或许有他们的工作计划或任务，一时没有精力考虑这项工作。但是我想，每一个重要的图书馆，其收藏都是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蒐集，是非常不容易的，虽然许多图书馆会编一些索引、专题书目以揭示馆藏，但若写成善本书志，则是具有学术意义的工作。
您刚才提到的大陆以外的一些图书馆，像香港、台北地区以及北美一些图书馆的善本书志我都读过，个别的较详细，但大多数不能反映书的内涵。比如有一部佛经，是元代的朱墨套印本，这个版本很重要，是任何一部文献学、版本学、版画史著作都必定要提到的重要文献，但在其馆藏书志上，此书连书名、作者、版本等全部仅有200字，它的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却无一字涉及。我说过，机会只此一次，写得详细也好，简单也好，都是一个写，我想，要写就写得扎实、详细一些。我的老师顾廷龙先生看了缪荃孙写的善本书志后，曾在日记中写道：如果将来他写善本书志，一定要力压“众编”，就是要超过前人所写各种书志，他要开创一种新局面。对我来说，我也不愿意跟着别人的路子走，总想走出自己的风格，所以别人一看《哈佛书志》，就觉得很详细，信息量比较大。这是我过去在图书馆工作时养成的思维，给自己的定位是为他人作嫁衣，给别人提供些方便吧，我多写一些，就可以免去读者查阅的时间。
在《哈佛书志》中，您会发现一些国内没有收藏的善本书，我们作了非常详细的揭示，如明代杨继盛手稿《弹劾严嵩奏疏草稿》、明蓝格抄本《钦明大狱录》、清初汲古阁抄本《离骚草木疏》、清袁氏贞节堂抄本《五经异义纂》、清吴骞稿本《皇氏论语义疏参订》、丁日昌稿本《炮录》、两本《永乐大典》，以及一些明清文集、戏曲小说等。另外，《哈佛书志》对于各书的版本依据也多有涉及，并纠正了《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一些版本著录的不确和疏忽之处。这是因为哈佛燕京所藏明代善本，有一部分是“二战”后从日本购得，书的封面装帧虽已变更，但原书扉页或牌记尚保存着，这为确定书的出版年代提供了确切依据。而国内收藏的有些图书佚去扉页和牌记，或残缺不全，所以当时只能笼统定为“明刻本”，如今哈佛藏本有了确证，版本项著录也可更加准确。
《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志》编纂访谈记〔二〕
关于书志
任：您刚刚提到的“哈佛模式”，是一个让我感兴趣的概念，的确，这部《哈佛书志》，包括辞书版《书志》，是我看到的多家图书馆中文古籍善本书志或提要类著作中，比较“善解人意”的一种，似乎所有研究者想了解的关于某部书的信息，包括卷数、编著者、版本、册数、批校题跋者、行格字数、板框高宽、序跋、书之大体内容、目录、版本源流、扉页牌记、刻工姓名、递藏、纸张、钤印等，均记录在案，可资凭借。这样的编纂体例和方式，真正体现了“以读者为本”的理念，其实也体现了您主编、撰写这部书志的思想，即服务于学术研究的现代图书馆理想，这对想从中了解哈佛藏书信息或细节的读者给予了极大的满足。是否请您对“哈佛模式”作一个简单的阐述，为什么您会想到采取这样的编纂方法？
沈：所谓“哈佛模式”，就是比较详细地揭示书的内涵，一部古书出版后，经过几百年或上千年，经过了无数自然灾害、兵燹或人为的政治因素，能保存至今，确是不易之事。古代多少藏书家费尽心思、积几代人的收藏，往往经过一场灾难都化为乌有了，像钱氏絳云楼、鲍氏知不足斋，他们的藏书都受到祝融的“光临”。尤其是清代乾隆时，编《四库全书》，又禁毁了大量图书。至于太平天国时期，也销毁了很多儒家著作，后来“文革”时期就不说了。大量图书被毁，或是政治的原因，或是自然灾害，但既然流传下来了，我们就应该给它一定的待遇，给它比较好的保存条件，从图书馆的角度來说，要善待它，揭示它的内容，以便更好地利用，不然这些图书保存下来，你不知道它，不能利用它，那又有什么意义呢？现在的社会已经进入21世纪，这是一个信息时代，我们也要与时俱进。
写好书志确实是一门学问。我认为，撰写善本书志，不仅要将群书部次甲乙，条别异同，推阐大义，疏通伦类，更应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乃至搜讨佚亡，而备后人征考。所以应在前人的基础上更加详细地揭示书之内容版本，尽可能精审确凿，而不仅仅是一张图书馆卡片的放大，这样的书志才会对读者更加适用。因此，《哈佛书志》是将书名、卷数、行款、板框、题名、序跋先作揭示，再著录作者简历、各卷内容、撰著缘由及序跋、版本依据、全书特点，甚至讳字、刻工、写工、绘工、印工、出版者、其他馆藏、收藏钤记等，尽可能地将这些信息一一记录，供研究者参考利用。
您知道，这些古籍善本流传到今天，收藏在各个地方，有些善本北京有，但上海没有，也有些是上海有而北京没有，除非你是将这些书统统影印出来，否则很多藏本的内涵你无法了解。比如“燕京”书志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版本项的认定，即这部书刻在什么年代，是谁刻的？也就是出版年、出版地、出版者，对于其他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学者来说，尽管他们在各自领域有很深的造诣，但对版本鉴定可能是薄弱之处，那就应该由收藏这些善本的图书馆专家去揭示它的内涵。我们提供给读者的信息都是从书中得来的，哪怕是同样的书，不同的版本，我们也都认真地加以比较。所以我们的书志可能比别人的更详细，因为我们吸取了过去学者、专家一些好的成就和经验。
从另一方面说，我们的前人对古籍整理做了很多贡献，写书志、提要的历史也很悠久，汉代刘向、刘歆写了《别录》、《七略》，虽然比较简单，但那是一个过程。后来乾嘉学者，他们对藏书、校勘、文献研究等做了很多工作。又比如过去我的老师顾廷龙、潘景郑先生，他们曾做过很多基础性的目录工作，像《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所藏科学技术史料目录》、《司马迁著作及其研究资料书目》、《中国丛书综录》等，他们从一个图书馆学者的角度去做这件事，其中心思想是为读者查阅资料、利用资料提供方便，所以他们编的工具书就是拿来给你“用”的，可以给你指点检索资料的“迷津”，这就是老一辈图书馆学者的自我定位。对于我们做图书馆研究的人来说，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向前看，把他们的优点吸取过来，有所发展。现在已经出版了许许多多的工具书、参考书，做事的条件、基础比过去不知好了多少，所以我们应该做出新的成绩来。
任：您认为，古籍书志（或提要、书录）的作用是什么？从古到今，有不少书志流传下来，当然，古代人写的书志多以私家藏书楼为对象，如《藏园群书题记》、《嘉业堂藏书志》、《艺风藏书记》，还有王重民先生的《中国善本书提要》等，对一个收藏机构来说，比如“哈佛燕京”，为什么要写书志？
沈：过去封建时代的很多藏书家，他们都有自己的善本书志，像黄丕烈的“荛圃”、吴骞的“拜经楼”等等，我过去在文章中也曾经推崇过傅增湘的《藏园群书题记》及叶德辉的《郋园读书志》等，觉得他们写得非常好，因为他们都消化了自己的藏书，毕竟是自己买来的书，哪些书比较好，好在什么地方，哪些书版本较差，差在何处，都记得非常清楚，这对后人大有好处。当然他们写的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有一些不同，出发点也不一样，而我比较喜欢傅增湘写的那一路。所以我想，私人藏书家都能写，对于公家图书馆，他们的收藏远比私人多得多，私人收藏由于经济上的原因，会有很多局限，而公家图书馆不同，它们可以有国家经费支持来采购图书，甚或接受捐赠，所以他们的局限比私人藏家要小得多。今天我们在图书馆工作，有那么多的工具书、有经费，还有那么好的条件，应该做出比较好的成绩来。
秉持“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之理念，是当时哈佛燕京学社社长杜维明教授和我们在一起时谈到的问题，哈佛燕京收藏的东西，虽然是在北美地区的一所私立大学的图书馆里，但它都是“公器”。我们认为，这些东西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份，虽然流落到美东地区，但只是收藏地不同。对于在海外图书馆工作的中国人来说，我们很愿意将这些中国传统的东西用另外一种方式回归中国大陆，这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比如，将收藏在美国的一些难得的珍本影印出来，这就是一种回归。另一种回归是通过善本书志这种方式，通过我们揭示的内容，让人们知道，哈佛燕京有这样一些东西，其中有一些是非常难得的，比如《永乐大典》也好、明代尺牍也好，或其他一些稿本、抄本，或者没有影印的，或者是非常有价值的，至少可以提供很多信息给那些学者，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公器”，大家都可以用，不应该视若珍秘，藏之深阁。
幕后的事
任：无论怎样，18年的工作，您为书志付出的心血和努力可想而知，其间也必会遇到许多问题。我记得您曾经说过，《哈佛书志》的编纂过程，有许多不为人道的故事，这个“不为人道”是指什么？能否谈谈这方面的情况，以及您是如何解决或克服的？还有，在编纂书志的过程中，您有过“坚持”的想法吗？又是如何能坚持下来的？
沈：您知道，在国内要编这样一部大型馆藏书志，是需要有许多人参与，要有主编、副主编和编委，还有方方面面的人员。而在美国这是不可能的，它只能有一个人来做，最多再邀请数名国内访问学者一起做。而访问学者每个人只有一年时间，这一年对他们、对我个人来说，都是非常紧张的，因为我不可能指导他们说，你如何如何来写，事实上，他们来哈佛之前，都已经熟读了辞书版那本《书志》，对“哈佛模式”已经比较了解，每部书该怎么著录或怎么来写，都很清楚。
“不为人道”的事当然很多，比如在写书志时，你必须要看懂书上的序、跋，其中很多是行书，有些字不易识读。而这又是在美国，你没有人可以请教，必须自己去认。还有，明朝人写序和清朝人写序又不同，过去潘景郑先生告诉过我，明朝人写序很多地方十分难懂，标点很难断。哈佛东亚系虽有不少教授，他们或许是某个领域的权威，但对古籍版本或古代汉语并不一定都熟悉，所以我没有人可以请教，只能自己去查很多书，或记下来，回国时找人请教。我觉得在美国做这件事很难，因为没有人可以帮你、可以教你，你只能一个人摸索着走下去。比如有一个本子，它到底是日本的还是中国的，我一时吃不准，那时冀淑英先生还在，我写信请教冀先生，寄去了照片。冀先生回复说，这很可能是高丽本，最后我就把这部书舍掉了。
在尽可能揭示书的内涵同时，有些话我写得比较“留有余地”，对一些极罕见的本子，我从来不说“这是个孤本”，虽然我知道流传非常少，只有哈佛燕京有。
由于最初计划是两年时间，而宋元明刻本有1400种，所以我给自己的目标是每天写三篇，这个指标短期可以，但整整两年，每天三千字，真的很累，现在老了，不可能做到了。后来严佐之、刘蔷他们来哈佛时，都是每天一篇，我也是一篇，所以最初写时是很艰苦的。那时候，没有开会等一切杂事，也不必接待读者，每天从书库里调出三四部书来，就这么写写写，辞书版《书志》最后那篇后记，真实地记录了当时我的情况，那时我每天走在路上，冬天有时候回家月亮都要出来了，一路上脑子里就是考虑怎么去写、还有多少，除了这个，其他什么都不会去想。
在写作过程中，也有过暂停阶段，而且一停就是二三年。因为写书志的工作必须要符合哈佛燕京馆的整个工作计划，比如过去存放在书库里几十年，就是从1940年代末开始，一直存放到90年代，从日本搜集来的1800部线装书，当中也有一些善本，我和我的助手必须先做一个整理，才知道是怎么回事。此外，书库的整顿，善本书上的钤印，甄别善本与非善本，接待读者，回答咨询，乃至于其他杂七杂八的事，那都是我工作的一部分。2005年3月，我大病一场，卧床半年，甫上班，又开始了书志的写作，那时真的很辛苦。
这部书虽然有其他几位作者共同完成，但书稿送到出版社后，在整整一年审稿过程中，责任编辑总共提出了近千条咨询问题，全部由我一人负责回复，每天要入库核查原书、回邮件，联络的越洋电话总计达数十小时。至于《哈佛书志》中收的近千幅图片，扫描工作开始是我在做，后期才有助手帮忙完成。哈佛和出版社有合同，必须按时出版，所以出书前那一年，我一直处于忙碌中。
说到坚持，写《哈佛书志》确实需要一种毅力，你不可以打退堂鼓，认准了前面的目标，就必须走下去，就像胡适先生说的，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不能后退。当时，在哈佛燕京工作的戴廉先生曾写了一首词给我，录在辞书版《书志》的“后记”中，那就是我当年工作的写照，非常真实。
任：我注意到，您在美国期间还主编了《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汇刊》，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他们近年来还出版了您的多部著作，如《翁方纲题跋手札集录》、《书城风弦录：沈津学术笔记》、《书韵悠悠一脉香》、《中国珍稀古籍善本书录》、《老蠹鱼读书随笔》等，似乎广西社对您的著作特别感兴趣，或者说，您对广西社特别信任，是这样吗？我也是一个出版人，我知道任何一个有理想的编辑，做梦都在追求有传承价值、能留存下去的好选题，而《哈佛书志》是当之无愧的，您是否可以谈谈，这部《哈佛书志》为什么最终“花落广西”？
沈：广西师大出版社是中国五百多家出版社中位居前列的，是一家后起的、崛进的出版社，他们出版的很多人文类著作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哈佛燕京和他们的合作始于2000、2001年的时候，那时广西师大社只是在影印古籍方面迈出了第一步，何林夏总编辑一行来到“燕京”，当时我们想，过去我们接触的都是传统的老字号，像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和上海古籍这样的大型专业出版社，他们有很好的责任编辑和口碑，像广西师大这样的出版社，我们都没什么印象。但他们到哈佛来和我们谈合作，何先生的选题设想和魄力使我们都感到意外，当时那些老字号专业社都没有这么做。我们想，像这样新型的、崛起的出版社，我们应该支持他、看好他。他们社每年都会来美国谈项目，不仅来哈佛，还去芝加哥、普林斯顿等，所有的地方他们都会去谈，他们把触角伸到美国东部和西部，在国内出版社中比较早的意识到美国是收藏东亚图书的一个宝库，他们也愿意涉足这方面，将收藏在海外的善本能够编辑影印，变成汇刊，在大陆出版，这一点，在当时很多大陆出版社都没有意识到。
另外，我们也看到他们是非常诚心的，他们每次来都谈这件事，很希望把这个项目给他们，表示能把这件事做好，他们有这方面的力量。确实，广西师大社也做出了很好的成绩，他们影印了《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汇刊》，共67种，37大册。他们希望通过与哈佛燕京的合作，将收藏在海外的重要的稀见古籍善本引进中国大陆，化身千百，让更多的学者能看到，所以他们做得很用心，这部书在2003年获得第十四届“中国图书奖”，这对大家来说都是一种欣慰和回归。
广西师大社确实出版了多本我的书，因为在双方合作过程中，我们能感觉到他们的诚意，对于出版社来说，他们很想利用“哈佛”这样一块金字招牌，希望为哈佛燕京做一些工作，对我们来说，我们也想借助于这样一个向人文方面迈进的出版社。他们出的所有的书，哈佛燕京都买，包括影印的一些大型丛刊、汇刊、明清档案、日本档案，做得确实不错，所以我们和他们合作。对于《哈佛书志》，他们很早就看中了，认为有重要学术价值，因为有了前面的合作，而且他们做得很不错，所以哈佛燕京就把这个项目给了广西，合同是在2005、2006年时定的。
任：最后一问，《哈佛书志》完成后不久，您即于2011年初退休，又于4月回到国内。您曾经说过，编写善本书志，将“养在深闺”、“鲜为人知、难得面世的珍本予以揭示，为研究所用，那也算是对学界的‘功德’了”（见《哈佛书志》序），我十分赞同您的意见，学术，真乃天下之公器也。这么说来，您当初应邀赴美写书志，在哈佛18年，陆陆续续，最终完成这厚厚的6大本后旋即“告老还乡”，这对您的人生来说，也像是一种“功德圆满”，你说呢？您觉得这部《哈佛书志》，对您个人有什么意义？
沈：当年是吴文津先生请我去“哈佛燕京”写书志，经过18年，我完成了，我不想恋栈，还有其他事情要做，应该“见好就收”吧。
能够完成《哈佛书志》，这确实是件很有意义的事，并不是每个人都能遇到的，有的时候，你想得很好，但机会不一定给你，在这方面，我也许比较幸运，机会给了我，所以我很知足。一个人一生能做几件有意义的事？有些人碌碌无为就这么过了一生也都可能。对我来说，过去在上海图书馆受了三十年的专业训练，我所学到、看到的东西，很多是书本上没有的，或是别人得不到的，我的所谓学识和进步，都应该贡献出来，让别人有所参考，如果能把自己学到的东西用在撰写书志上，这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欣慰。
我这一生，写了大约800万字，其中400万字是善本书志，约3000多篇。之前，王重民先生写得最多，约200万字，当然，我的体例、模式和他的不同，毕竟时代也不同了。清代以来，去海外访书的学者，最早是杨守敬，他是作为驻日公使黎庶昌的随员到日本，在日期间，他留意收集流落到日本的中国古籍，出版了《留真谱》和《日本访书志》。后来张元济、傅增湘以及前些年严绍盪等人都去日本做过访书工作。在欧美，就是王重民、袁同礼、田涛诸先生了。总之，这项工作总得有人去做，而我也是参与其中做了一些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