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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在'哈佛燕京'除了写善本书志，您还和台湾大学的潘美月教授编了一本《中国大陆古籍存藏概况》。 沈：对。我到'哈佛燕京'不久，台湾大学的潘美月教授也到哈佛来访问。潘教授是教版本目录学的，我们一见面就聊起来。我说大陆有很多收藏、资源不被外面所了解，很多学者到大陆去看书，不得其门而入。可以编一本书，把大陆那些重要图书馆的馆藏、来源、历史、特点等等揭示出来，对学者来说一定有用。我在大陆古籍界有很多朋友，可以跟他们联络，但缺乏经费。潘美月说我可以想办法，从台北“国立编译馆”还是什么地方申请经费。于是商定由我约请大陆古籍界的朋友写文章介绍每个图书馆的古籍收藏情况，我先用自己银行账户的美金支票来垫付他们的稿费，然后再拿到潘美月那里去汇总报销。稿费折合成人民币是每千字人民币60元，这在1993年已经是相当高的了。 哈佛燕京图书馆图 现在的中国国家图书馆当时叫北京图书馆，是一定要写的，但我先后约了李致忠、丁瑜、李际宁，都因为各种原因不能执笔，后来实在没有办法，只好我自己来写。谁都想不到《北图馆藏古籍的概述》是我写的，我用了一个笔名“慕维”，源自我住的小镇萨慕维尔（Somerville）, 我用了当中的两个字。当时我搜集了所有能够找到的介绍北图馆藏的文章，大约有十多篇，然后仔细阅读、分析、推敲。文章里的很多数字都是我自己统计出来的，不是抄别人的。比如北图所收藏的宋、元、明、清版本，抄本、校本、稿本，活字本、套印本的数量，是我花了两个星期的晚上业余时间，根据北京图书馆的善本书目，一条款目一条款目地列表统计出来的。我又把《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里北图藏的方志数量全部点出来，一共6066种。我觉得没有一个人肯下这种笨功夫，只有我这种死脑筋才这样做。我又花时间弄明白北图所藏宋刻本中哪些是最有价值的，《西厢记》明代刻本当中北图有多少不同版本，所藏清代昇平署戏曲资料的情况，以及郑振铎专藏当中的稀有版本。写完这篇《概述》，恐怕北图没有一个人掌握的数字有我那么详细了。直到今天，文章里这些确切的统计数字也不过时。 何：想不到您这样的大专家也肯下这么细的功夫。 沈：我当时的想法就是希望大陆的古籍资源能够被世人所了解。后来稿子陆续从国内各地寄到我这里，我再把稿子寄到台北给潘美月。最后“国立编译馆”的钱申请下来了，出人意料地少。隔了两年，我去台北跟潘美月结账，只报销了其他作者的稿费，邮费没处报销。至于我个人，一分钱也没有拿到过。书是由台湾学生书局出版的，我拿到了20本样书，这就是我的全部酬劳。 何：没有给您稿费？ 沈：没有，钱全部用光了，潘美月也没有拿到酬劳。我用了很多晚上的业余时间为这本书写了一篇5万字的前言，介绍中国大陆的古籍收藏。书出来以后，让我吃惊的是《后记》大段大段地和我写的前言雷同。好在书出来以后反响很好，北京琉璃厂的一个书店进了一批，不多长时间就全卖光了。 何：您白天上班，晚上还要做很多其他的工作。常年如此吗？有什么娱乐活动？ 沈：几乎每天都是这样。你知道在美国的生活比较寂寞，我也奈不住这个寂寞。我这个人不会唱歌跳舞，更不会打麻将，扑克牌我都不会。没有什么别的爱好，只会看书。最大的娱乐就是看看电视剧。 何：电视剧喜欢看哪种类型的？ 沈：谍战片吧。 何：喜欢谍战片，是因为和版本鉴定一样，都有悬念，都有破解谜团的乐趣吧？ 沈：不是。完全就是一种消遣，不会太投入剧情，前看后忘，也不会去想后面会发生的情节，不看也无所谓。每天晚上就是看书写作。我在美国自认为比较勤奋，基本上没有碌碌无为地过日子。 何：我2006年到哈佛见到您时，您的身体很虚弱，每天早晨上班从一楼走到三楼的办公室气喘吁吁，要坐下来休息五到十分钟才能开始工作。据说这之前您的身体一直很好。我听说过一件轶事，哈佛燕京图书馆善本室的阅览室是一个由强化玻璃围起来的透明“盒子”，作为安保措施，每天下午5点下班时门自动锁死，只有警察局的人才能打开。有一次一个读者看书看到5点才出来，匆忙之中把背包被锁在阅览室里。您当时年近六旬，竟然翻过两米高的玻璃墙帮读者把包取了出来，身手矫健赛过年轻人。2005年的那场重病对您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沈：在那之前就觉得身体不舒服，但工作忙一直没有去看医生。后来在我太太一再催促下，才去作了检查。结果是晴天霹雳，告诉我得了不治之症。2005年5月16日那天做了手术，4天以后出院回家休养。那段时间睡不好，吃不下，身体极度消瘦，连看报纸、电视都没有力气。恰好赶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把我的三本书的校样寄来，看校样的任务很重。当时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姚伯岳先生正在哈佛燕京图书馆整理碑帖拓片，他帮我看了《中国珍稀古籍善本书录》的校样，我很感谢他。我自己看了《书城风弦录》和《书韵悠悠一脉香》的校样。那是我最困难的一段时光，常常无力地躺在沙发上，我曾想到, 如若天意垂怜, 得有更生之庆的话，那我应该做些什么。我要把哈佛燕京的善本书志全部完成，把我多年积累下来的学术笔记整理成文发表出来。在家休养了半年，11月13日我就上班了，开始时每天工作半天。马上就接到一个任务，美国国会图书馆、哈佛燕京图书馆、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台湾中研院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要搞一个珍稀古籍善本的共享项目，将一些稀见的版本扫描成电子版。我对挑选出来的古籍把关很严，标准定得比较高，只有那些别处没有的孤本，或真正有价值、有特色的珍本、善本才能入选。 何：那时哈佛燕京善本书志的宋元明部分您已经独立完成了，已经形成了写作规范，清代的部分您从国内请了一些学者共同完成，只要按部就班地进行下去就可以了吧。 沈：是的，这是一个集体的项目。我从国内找的专家，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至少要有十年以上的古籍版本方面的专业训练；二是要熟读1997年上海辞书版的《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把体例吃透; 三是要有较强的写作能力。大家分工合作，协力作战, 后来出版的这部广西师大社的六本头的《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志》, 总共400万字, 而我写了300万字，并对其他各部分书志进行审核定稿。 何：您的身体康复之后，又恢复了“工作狂”的作风。这些年您开了博客，写了很多文章，著作一本接一本地出，达到了一种“井喷”状态。这里面有没有那场疾病的影响？ 沈：当然有。身体条件发生变化以后，我感到时不我待，有一种紧迫感，要努力多做些事情。顾先生晚年得了胃癌，住在北京的医院里，住进去就没有再出来。他总想着出院回家，把多年的笔记整理出来，但最终还是没有如愿。顾先生早年参与创办合众图书馆，毕生致力于祖国传统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扬光大，我追随顾先生多年，耳濡目染，受他的影响很大。我有机会看到这么多珍稀的古籍善本，通过书志、书录、书话的形式把它们的价值揭示出来，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和利用，也算是为弘扬祖国的文化做点工作。包括写好哈佛燕京的善本书志，也是出于这样的考虑，这些珍稀古籍由于历史的原因流落海外，今天我们用善本书志的形式，用一种比较好的体例呈现它们的内容和价值，同时通过与国内出版社合作影印出版的方式，使它们能够被国内的读者所了解和利用，这是这些古籍善本的另一种形式的“回归”。如果我有机会接触到这些珍本秘籍而不努力去做些什么，就感到对不起恩师对我的栽培，上海图书馆对我多年的培养。我实际上是在沿着顾先生的脚印一步步往前走。 何：您在哈佛工作了十八年，也走访了美国很多收藏中国古籍的图书馆。美国图书馆在中文古籍的收藏和管理方面有什么特点？ 沈：美国的图书馆收藏中文古籍，无非是以服务于研究中国、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为目的。美国国会图书馆、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耶鲁大学东亚图书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图书馆等收藏比较丰富，这些地方也是北美地区的汉学研究中心。美国这些图书馆的中文古籍收藏有的是从中国购买的，有的是传教士或外交人员带回国的，也有是从日本得到的，当然还有少量是接受捐赠，或同中国交换而来。满清政府腐败，民国时海关的管理又很松弛，由于没有一个真正的文物图书保护政策，才导致大量图书文物外流，这是历史的原因导致的。我们知道1900年在敦煌藏经洞发现的经卷被大量劫掠到英、法、日、俄等国，但流入美国的极少。中文古籍善本流传到美国后，一般情况下都得到了很好的保管，比国内省市一级的图书馆保护的条件更好。美国图书馆的书库里很早就安装了空调来保护这些图书，当然在东亚图书馆担任馆长的有几位是中国人，他们对这些线装书很重视，也采取了各种各样的保护措施。从来没有听说哪个图书馆的中文古籍善本生虫的。他们这里缺乏中文古籍修复人才，残破的书他们在采购时是不会要的。但是书一旦入库，当初它进来时是什么样子，现在还是什么样子，不会发生很大的改变。 何：北美公藏单位的中文古籍收藏我们了解得相对比较多，北美私人藏家手里有没有值得注意的中文古籍善本收藏？ 沈：我相信在美国收藏中国古籍的人并不多。但收藏中国古代文物、字画的远比收藏古籍的要多得多。美国拍卖行经常拍卖中国文物，价格高得惊人。但拍卖中国古书的基本上没有。翁万戈先生曾是美国甚至北美地区收藏中国古籍善本最多的人。这是有渊源的，翁万戈继承了他的高祖、清光绪帝师翁同龢的藏书。他在40年代末把藏书从天津运到了美国，2000年以450万美金把其中的大部分藏书卖给了上海图书馆，这件事情, 我帮了上图一把。后来我在我的博客“书丛老蠹鱼”中专门写过翁氏藏书回归背后的故事，并收入了我的《老蠹鱼读书随笔》。翁先生的女儿住在波士顿，每次翁先生来波士顿，一定会到哈佛燕京图书馆三楼我的办公室来和我见面聊天。 翁先生的书转让给上图后，曾出版一本《常熟翁氏善本图录》。这本《图录》编得很差，错误百出，是我见过的民国至今所有善本图录里最差的一种。尤其是文字说明，不仅是不规范，而且错得离谱。有的藏书印认不出来，或释錯。后来我告诉翁先生，他只是苦笑。 我拿到这本《图录》一看，就知道有几种书不在其中，如翁方纲的《复初斋诗集》手稿。又过了若干年，翁先生才将翁方纲的手稿拿出来拍卖。后来我在韦力家里看到此书，我就告诉他， 1986年我在美国纽约翁先生寓所里看到过这部书，那时我还在做翁方纲的研究。 还有一位美籍瑞典人叫艾思仁(SorenEdgren)，藏有一些中国古籍，这和他喜爱中国文化大有关系。他经常买书，也参加国内的古籍拍卖会。有些比较重要的拍卖会，他会专程飞到中国参加。我认为，他的中国古籍版本知识、鉴定能力应该说比中国绝大多数省市一级图书馆的古籍专家、私人收藏家，以及拍卖公司的鉴定专家都要强。这是真本事，没办法糊弄的。如果你是行家里手，一部善本书放在你面前，给你五秒钟，或者一分钟，你必须把它说出个所以然来。你的本事就在这里。 艾思仁先生 何：艾思仁先生版本鉴定方面没什么师承，主要是见得多吧。 沈：确实。起初他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的时候就学中文，又到台北去学。60年代末、70年代初再到日本京都大学求学，购买了不少中文古籍。那时候日本的中文古籍很便宜，他可以用有限的钱，去买他比较心仪的古籍。艾思仁的版本鉴定眼光好，还有一个原因：从1991年开始，他主持美国研究图书馆组织(CRL)的“中国古籍善本书国际联合目录项目”长达20年之久，项目组设在普林斯顿大学。这个项目建立了一个古籍联合目录数据库，囊括了除美国国会图书馆外北美各图书馆的几乎全部中国古籍善本收藏，以及中国国内省市一级的公共图书馆、大专院校图书馆的部分善本藏书，数据有2万多条。参与项目的图书馆不光要把善本书的书目数据发给他，还要提供书影，每条记录付费10美元。他通过这个渠道获得了大量的信息。图书馆提供的信息里面最重要的是版本依据，艾思仁收到数据以后还要再进行辨别审核，所以他水平提高得非常之快。 关于艾思仁的古籍鉴定眼光，我给你举两个例子。有一次，我们在美国芝加哥开美国图书馆年会，正值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我编的《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汇刊》(67种37大册)，在会上散发宣传小册子，艾思仁拿了一本，坐在我旁边翻阅。他翻到一个尺寸很小的图片，说这个万历刻本如何如何。就这一句话，我就知道他的眼光了。只通过这么一张小小的图片上的字体，他就可以鉴定出版本，这是一般人做不到的。我从哈佛燕京退休后，又到中山大学图书馆工作，正好艾思仁来访问。我请同事拿出一卷五代雷峰塔藏经给他看，他一下就看出不是五代时候的，而是民国年间重刻的。我又有意给他看另一件藏经，那是一位大名鼎鼎的前辈教授捐赠的，上面有捐赠者写的题跋，说是北宋时期的金粟山藏经纸写本，中大图书馆的卡片上也是这么著录的。其实是后人做假的。艾思仁看了不到一分钟，只说了一句话：“这种字，我都写得比他好。”他的版本学功力可见一斑。 艾思仁在日本收集了很多过去旧上海、老北平旧书店出版的旧书目，这是非常有眼光的。这些东西过去不受人重视，后来有识之士认识到这些东西的重要价值，才开始系统收集，比如韦力就收了不少。我在哈佛燕京图书馆的时候，看到这样的旧书目就送到善本书库里，好好保存起来。艾思仁还藏有明末刻本《警世通言》等书。有一次哈佛燕京图书馆吴文津馆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给我看一个书单，说想收购上面的书，我一看就知道这是艾思仁的藏书。 作者简介  出版六家 六个出版人的小家 出版六家公众号的全部内容 均为原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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