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特聘教授沈津先生 姚伯岳兄的大作《惜古拂尘录》即将出版，真是令人高兴之事。这是继其《黄丕烈评传》《中国图书版本学》《燕北书城困学集》之后的又一部力作。书名“惜古拂尘”，乍一看颇有道家的韵味，但做过图书馆古籍工作的人都知道，古籍被尘封土埋，那是司空见惯的。伯岳兄做了二十多年的古籍编目工作，不知为多少古籍掸土去尘，这种又脏又累的活儿，若没有对古籍深深的眷恋，是不大容易坚持下来的。所以这里所说的“惜古拂尘”，或许就是伯岳兄命中注定的机缘；也正因为他对古籍的挚爱，才有了这部书中的这些文字。 惜古拂尘录封面 回忆第一次和伯岳兄见面，他就将刚刚出版的大作《中国图书版本学》送给我。他告诉我，这是他在离开北京赴美前的两天在出版社取到的样书，一共才拿到三本。看来这墨香犹存的新作，我算是先睹为快的第一读者了。 我在图书馆里工作，接触到的各种新旧图书多得不计其数，至于善本书库，每日必进数次至十数次，但是要去专心读一本书，却是没有闲工夫。然而伯岳兄的这本即将出版的书稿，我却是要读的。他看得起我，还要我为他的大作撰序，我不敢作序，但我愿意将我的读后感写出来供伯岳兄参考。 姚伯岳先生 中国历代藏书家很多，仅以清代至现代来说，郑伟章的《文献家通考》就著录了1500余人，然细细读来，对后代有大影响并值得研究者并不多。除去清末的丁氏八千卷楼、瞿氏铁琴铜剑楼、陆氏皕宋楼、杨氏海源阁四大藏书家外，我以为乾嘉时代的吴骞、鲍廷博、黄丕烈也是其中的佼佼者。藏书之举，必逢升平之世、文富之家，方可得遂其盛，其聚书之苦辛、庋藏之慎谨，实有难以言之者也。 譬如黄丕烈，表面上看，他只不过是位鸿儒，时人及后人称之为“书痴”“书淫”“书虫”“书魔”，被誉为藏书界的“五百年来第一人”。黄丕烈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很平常的人物，既没有登过什么高官显位，也没有创下轰轰烈烈的伟业，他的一生只是平平静静地藏书、鉴书、校书、刻书、为书编目、题跋。但这样一个人竟然能够名噪一时，在藏书界广泛传扬，甚至在其逝后近二百年的今天，仍为人们所津津乐道，说明此人确有其非同寻常之处。 也正因为黄氏在古书收藏、研究、传播上的贡献，他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据我所知，这几十年来，港台地区的学者以黄丕烈为题所做的研究，较重要者有1962年香港学者罗炳绵的论文《黄丕烈研究》，1978年台北出版的封思毅的《士礼居黄氏学》，1994年台湾大学赵飞鹏的博士论文《黄丕烈〈百宋一廛赋注〉笺证及相关问题研究》。至于其他论文及文章约有二十余篇，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对黄丕烈做出了诠释。而在内陆，研究成果并不多，且多为辑录出版的黄氏题跋。 黄丕烈是书林中之识途老马、芝林玉树，他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我对其并无专门之研究，但我对黄氏的八百多篇“黄跋”有极大的兴趣。黄的题跋曾被后来的学者多方搜集，编辑成为《藏书题识》数种，涉及古书的品评、鉴赏、考订、记事等。我喜欢读黄跋，就在于其中所述书之源流及书林掌故，尤其是在不经意的记载中，透析出当年书之递藏、书价、学人藏家之交往，这不仅被今天的研究者所认识，也丰富了书志学、目录学、版本学、文献学的内容。近代学者缪荃孙对黄氏的题跋评价云：“于版本之后先，篇第之多寡，音训之异同，字画之增损，授受之源流，翻摹之本末，下至行幅之疏密广狭，装缀之精粗弊好，莫不心营目识，条分缕析。跋一书而其书之形状如在目前，非《敏求记》空发议论可比。”这段评价是极为允当的。 《惜古拂尘录》书影 有道是知音难觅，而伯岳兄实在是黄丕烈的知音。早在三十年前，伯岳兄的硕士论文就是《论黄丕烈在版本目录学上的成就》，而二十年前的1998年，他的《黄丕烈评传》面世，这或许是国内第一本专研黄氏的专著，从质量上看，也是一部言之有物的著作。我相信这与伯岳兄自1984年以来接触古籍整理有关，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几十年来所从事的图书馆古籍整理工作，又是和黄丕烈一生为之献身的古籍收藏，内容性质大致相同。大概也正是因为这些因素，我对黄丕烈充满了一种既景仰又亲切的感情。”可以设想的是，如若没有“景仰”，没有“感情”，又怎么能写出《评传》？对于这一点，我是深有体会的。当年我在写《翁方纲年谱》和《顾廷龙年谱》时，花费了许多精力，前者从收集资料到整理出版，先后费时四十五年之久；后者历时一年半，所有的业余时间全都倾注于此。我曾说：“这本年谱（《顾廷龙年谱》）或许是我一生中写作的最重要的一本书，它和我写的其他几本书最大的不同，就在于这本书是带着我对先师的感情去写的。”所以黄丕烈九泉之下，如有所知，当必引伯岳兄为知己，并额手称谢。 王重民先生是一位很重要的版本目录学家，对于这位前辈，我是非常崇敬的，这倒并非他是先师顾廷龙先生的朋友，而是在于他对敦煌学、太平天国文献、版本目录学的贡献。我在撰写《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善本书志》时，经常要参考王先生的《中国善本书提要》。王先生应该是二十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在美国访书的为数极少的中国学者之一，他的贡献就在于揭示了当年美国国会图书馆、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藏的中文古籍善本，而且都写成了书录。 自清末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私家藏书楼凡有规模者多撰有藏书志，或本人撰写，或聘请学者为之。但自有图书馆始，却没有图书馆内的专家或学者专门就馆藏善本撰为书录的。因此王先生不仅为海外尤其是在欧美地区的两个重要藏馆做了善本记录，而且我们可以认为，海外图书馆中国古籍善本书录的有系统撰写，发端于王先生，王先生开了个好头。伯岳兄有关王先生的几篇考证文章，写得很有趣，他就所得史料信件娓娓道来，引人细思。尤其是《王重民1941年秘密返国史事钩沉》，将王先生的几件重要史实从小处入手，并就细节作了详细分析，有理有据，使王先生的形象更为清楚地挺立在读者面前。我们读这样的文章丝毫不会有厌倦之感。 美国东亚图书馆所藏中国古籍，数量及质量都不容小看。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直至现在，我去过美国不少图书馆，甚至或短期或长期曾在一些重要图书馆工作过，但所见并非全部，尤其是美国西部的东亚馆，我仅能从简单的书目中略知一二。至于国内社科领域中的一些访问学者，近二十年来访美人数骤增，但他们所利用的图书馆只是东亚馆中的极少数，且局限性很大，更不要说是一馆之藏能了然于胸了。重要的著名东亚馆也仅有善本古籍被不断揭示，而一些小馆甚至不为国内同人所认知。 伯岳兄曾在2015年1月至2016年5月，在美国华盛顿大学东亚图书馆和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BC）亚洲图书馆做访问学者，期间，他将两个馆的古籍以及金石拓片、舆图悉数做了整理，并完成了工作报告。这不仅为国内的出版单位了解华大及加拿大UBC藏书提供了第一手的材料，而且使一些研究者得其门而入。我在美国的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工作了十八年，深知要了解并解剖分析馆藏之不易，要想了解西方的图书馆所藏中文典籍，必须要有像伯岳兄这样的专才，可惜目前这方面的人才太少了。 一些大的重要的图书馆多有累年积存之未曾编目的线装古书，北大图书馆也不例外，一百五十万册的古籍几乎要接近上海图书馆的馆藏了，当然，这个数字中还有四十万册左右需要编目。大有大的难处，要弄清家底实在是不容易的事。所以有的大馆编目人员长年累月地在努力为未整理之书编目入藏。伯岳兄是古籍编目总校，这项工作并不是什么人都可以胜任的，他不是理论上的什么家，他要为多位同仁所编之书把关，这就要求他的工作能力必须能够去发现问题，这也决定了北大馆古籍编目的质量。 2004年12月，伯岳兄作为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的访问学者，来到哈佛燕京图书馆，为期一年，为该馆整理日本人堀越喜博“堀越文库”所藏碑帖拓片。应该说，伯岳兄于“哈佛燕京”是有贡献的。哈佛燕京学社的访问学者一般都不坐班，可在宿舍也可在办公室做自己的课题研究，基本上活动自由，没有杂七杂八的琐事去烦扰你，也没有人管着你，你只要在一年时间结束时，将你的学术报告交出来即可。但伯岳兄就没有这么自由了，他每天要到“哈佛燕京”上下班。堀越文库所藏图书万余册、金石拓片八百多种以及艺术品百余种是1945年捐献给“哈佛燕京”的，但存放了六十年，一直没有人去整理，直至伯岳兄的驾临，才了解了这批文献的数量、质量和价值。如今，要想了解“哈佛燕京”所藏金石拓片，那就必须参阅他所写的《拂去历史的尘埃——哈佛燕京图书馆藏金石拓片综述》。 在中国图书馆领域中的版本目录学界，真正的有实践经验的版本学家是很少的，高手更是难得。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成名者，也仅有北京的赵万里、王重民，上海的顾廷龙、潘景郑、瞿凤起，浙江杭州的毛春翔、夏定棫，山东的王献唐，仅此而已。他们长期在图书馆一线工作，得天独厚的环境优势造就了他们扎实的专业水平，这种丰富的编目、整理、鉴定实践，也就显得愈加珍贵。而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成名者仅有冀淑英一人。 《惜古拂尘录》书影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我曾和浙江图书馆邱力成副馆长专门聊过一次关于培养古籍整理及版本鉴定专业人员的事。我当时说的三点是从我自己走过的路来总结的。分别是：第一是自己主观上想学，而领导也蓄意培养；第二是要有好的导师，最好是一流的专家，他们的实践经验丰富，可以从各方面去指导你；第三是要有大量的善本书、普通线装书以及工具书、参考书可以看、查，而且要不断地总结。三条缺一不可。这些年来，在国内几乎没有人能说出自己的“师承”，所谓的“专家”也多是自学努力而成，直至今天，国内的古籍版本鉴定都没有一位“一言九鼎”的人物，今后三十年内也不会出现像徐森玉、顾廷龙、赵万里、潘景郑这样的大家了，包括他们的道德文章。 这个圈子本来就很小，要产生版本学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需要有大量的业务实践，像黄裳、黄永年、王贵忱、韦力等都是在实践中去获得真知。伯岳兄是近年来崛起的为数极少的版本目录学家之一。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部工作，北大馆古籍资源丰厚，宋元秘椠、明清雕本、名稿精钞，应有尽有，那是几代人为之搜集而成规模的。伯岳兄在图书馆近水楼台先得月，又时时请教有经验的前辈，通过他自身的努力，勤看多查，版本实践不断增多，因某种机缘可以随时调阅比对，以增加实践和知识之积累。我相信，他写的《古籍版本鉴别和著录中的内封、牌记依据问题》《活字本鉴别与著录的几个问题及思考》《图书馆古籍编目中广州刻书的版本著录问题》等文，就是以他的实践并借助于丰富的馆藏而得出的真知。 版本鉴定，是一门科学，来不得半点虚假，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版的几本有关版本鉴定的专书，除少数的一二本外，其他的多为唬人之作。有的图书馆里的古籍“专家”谈起版本来多是人云亦云，很少实践，而堕落到剽窃、抄袭他人学术文字的人中居然也有些是有脸面的人物。不可否认的是，在版本鉴定中时常会遇到一些复杂的特殊情况和事例，如鉴定者的眼光一般，必定一晃而过，但若有心，则疑难杂症有时也会迎刃而解，就似翻刻本或书贾作伪等，只要细查，迷惑也会逐步变得清晰，版本的真相当能得以揭示。我是赞同伯岳兄的一些做法的，文章必须从小处入手，以小见大，发人之未说，且有见地，虽不敢说是大手笔写小文章，却是有血有肉，让读者包括研究者感到文中没有大道理，没有冗繁的文字，耐看、爱看。 《惜古拂尘录》书影 北大馆的中文古籍善本的收藏，其数量和质量，在国内的大学馆中是首屈一指的，这些资源的整理和揭示或许还要等若干年后才能陆续完成。就以撰写馆藏善本书志来说，自1900年庚子事变前京师大学堂藏书楼建立，一直到今天的北大馆，一百多年来，都没有一本像样的善本书志，或提要，或书录，王重民先生当年曾写过一些，但在内容的揭示上略显单薄，多为卡片的放大。伯岳兄也曾写过数十篇，虽然没有收入此书，但或许也可看作为北大馆写作善本书志的先声。 近些年来，伯岳兄利用业余时间写了不少文章，而这本书中的不少大作都是我喜欢读的，因为独具匠心，启我新知。有些题目是前人没有想到的，当然也就无人去查核材料认真探究了。由此，我的感觉是，伯岳兄有自信，在这个领域里脚踏实地，不断实践，时时挑战自我，终于在事业上有所成就。当然我也是很钦佩他的工作能力，在北大馆工作的几年中，他费力并思考最多的应该是“高校古文献资源库”的规划和设计，这发轫于2000年“北京大学数字图书馆古文献资源库”的建设，于是年9月筹备，至2003年底初步建成。如今有“秘籍琳琅”“学苑汲古”这样的网络化古籍书目数据库，为国内外广大读者提供服务，其嘉惠于学林多多，伯岳兄之功不可没也。 如今伯岳兄在天津师范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获得新职，虽重担在肩，实际上也是如鱼得水，这也要感谢天津师大为他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让他放开手脚，运用他的聪明才智，为培养、训练中国古籍保护以及整理、编目、鉴定的专业人才多做贡献，我也期望他能够不负各方众望，做出新的成绩。 对于伯岳兄，我个人是感铭斯切的。2005年春夏之际，津患重症，幸天意垂怜，得有更生之庆。那个时候的我，手术之后，全身乏力，寝寐难安，伯岳兄则每隔三五天来看我，并带来各处寄来的书信等物件，其时又恰遇出版社发来《中国珍稀古籍善本书录》等三本书之校样，在急难之中，是伯岳兄助余一臂之力，他费半月之功，将《书录》中的集部全部雠竣，这是我特别感激于他的。借此机会，我要郑重地对伯岳兄说一声：谢谢！ 2018年8月8日 写于美国波士顿之慕维居 |
|
|
